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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定議：科舉廢除後，以學堂代之，並輔以留學。於是，天下讀書或不讀書的“讀書人”，甫聞新詔，初則驚喜狂怒，繼則狂怒驚喜，終於，紛紛“背起書包上學堂”而後已。為何驚喜？為何狂怒？為何上學堂？所以驚喜者，留心經濟、立志匡時的人獲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萬馬擠在科舉這條獨木橋上你拉我拽舉步維艱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硯透筆禿，何曾想換來一場黃粱夢？所以上學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設學堂，將使“無地無學，無人不學”，並以此致富圖強，有志報國養家者，舍此途無以進身矣。
學堂制度差不多全盤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則因日本維新以來，國富兵強，適堪師法；二則日本為鄰邦，對其制度進行考察甚為便利；三則日本剛剛戰勝俄國，足以堅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舉廢除，學堂制度並未建設完備，不論宗旨、科目、章程等軟體建設猶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師資等硬體建設，亦因政府財政瀕於破產，拿不出專項經費，無法展開。於是，“勸諭紳士”，“捐募紳、富”，遂成為辦學主流，其時，不僅私立學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紳舉辦，即大部分公立學堂亦由其開辦。這場改革，實質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轉變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勝言，僅述其大者。
清末廢除科舉，改辦學堂，從表面上看，前此得益於科舉的士人紳士的特權受到破壞，或曰“士人政權”被瓦解，他們理應堅決反對此項改革。而實際上，廣大士紳在此巨變中“機敏的停止了反抗”，轉而以開辦學堂作為“保存特權的新出路”。因為，學堂的考試內容雖由子曰詩云一變而為聲光電化，可是，學堂畢業生（以及留學生）照樣被授予生員、舉人、進士的頭銜，照樣做官，特權猶在。王闓運於1908年特授翰林院檢討，嘗作詩云：“已無齒錄稱前輩，尚有牙科步後塵”；上聯謂科舉已停，為舊日翰林所重視之前輩、晚生的規矩，毋庸遵守，下聯則謂新學方興，醫學生中佼佼者也可獲得進士頭銜。錢鍾書撰《圍城》，述及方鴻漸“博士”回鄉，成為“本縣的名人”，報館請他題辭，學校請他演講，一時風光無兩，不啻如從前中進士、點翰林而衣錦還鄉者。二者，冶華洋新舊於一爐，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後，則顯示了新、舊制度雖有差異，讀書人的特權卻未因此改變。
國民中讀書人的特權依然保留，全體國民受教育的權利卻因此不平等。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所費不過幾本書錢及微薄塾金，且入學以後還能得到政府的補貼（膏火銀）；而新時代的學堂生，其學費、制服費、食宿費皆由自籌，貧家子弟因此廢學者漸多。清代平均識字率約為20%，而民國時期很多地區的識字率竟低於此數。如江西尋烏縣，位於閩、粵、贛三省交界處，極為偏僻，在科舉制度下，十萬縣人中識字率達到40%（包括一個舉人、四百個生員），廢除科舉後，能進學堂（自小學至大學）讀書者不過14%（毛澤東《尋烏調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數反而減少，即此可見一斑。
一方面是讀書人（當時已有“智識階級”之稱）依然占據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卻是無力讀書者數量越來越大，社會分化——包括城鄉分化和階級分化——日趨劇烈。舊時代的官紳，得風氣之先的一部分學堂生，以及大小軍閥（可以魯迅《阿Q正傳》中趙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黨”作代表）成為社會的上層階級，農民及城市貧民成為社會底層，二者之間的階級流動因缺少類似科舉的制度設計而趨於靜止，二者之間的矛盾亦日愈擴大。舊時代常見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動亂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會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興”；新形勢下的“列強瓜分”，因民族國家業已興起，足以抵抗；但是，過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階級流動不能經常、有序——卻足以亡國。因此，雖然建立了憲制國家，雖然發生了號稱“啟蒙”的五四運動，雖然“教育救亡”的喊聲不絕於耳，雖然有一段所謂“黃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國仍因無法彌補制度性缺陷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並終於崩潰。
小結
曾大力呼籲改革科舉制度的梁啓超，在廢除科舉後不過五年，便檢討此舉之得失。他說，美、日、德諸國皆“拾吾之唾餘”（謂科舉），以為選人授官之良法，“頌為政治上一新紀元”，我們自己卻“因噎以廢食”（謂因惡八股，遂併科舉而廢之），實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復科舉！”（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與官規》）
梁啓超常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作戰，久為人知，惟論科舉當“變通”而不必廢除，則始終一貫。無奈，時代大潮奔涌浩蕩，百挽莫回。洶洶者流，莫非“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易傳》）者，當時之人，除梁啓超、嚴復等少數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外，並不以廢除科舉為非。時過境遷，吾人於百年後回看這段歷程，再思三省，方體會得“文化保守主義”實則一點都不保守，反而高瞻遠矚，“前衛”得很。
學堂制度差不多全盤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則因日本維新以來，國富兵強，適堪師法；二則日本為鄰邦，對其制度進行考察甚為便利；三則日本剛剛戰勝俄國，足以堅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舉廢除，學堂制度並未建設完備，不論宗旨、科目、章程等軟體建設猶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師資等硬體建設，亦因政府財政瀕於破產，拿不出專項經費，無法展開。於是，“勸諭紳士”，“捐募紳、富”，遂成為辦學主流，其時，不僅私立學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紳舉辦，即大部分公立學堂亦由其開辦。這場改革，實質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轉變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勝言，僅述其大者。
清末廢除科舉，改辦學堂，從表面上看，前此得益於科舉的士人紳士的特權受到破壞，或曰“士人政權”被瓦解，他們理應堅決反對此項改革。而實際上，廣大士紳在此巨變中“機敏的停止了反抗”，轉而以開辦學堂作為“保存特權的新出路”。因為，學堂的考試內容雖由子曰詩云一變而為聲光電化，可是，學堂畢業生（以及留學生）照樣被授予生員、舉人、進士的頭銜，照樣做官，特權猶在。王闓運於1908年特授翰林院檢討，嘗作詩云：“已無齒錄稱前輩，尚有牙科步後塵”；上聯謂科舉已停，為舊日翰林所重視之前輩、晚生的規矩，毋庸遵守，下聯則謂新學方興，醫學生中佼佼者也可獲得進士頭銜。錢鍾書撰《圍城》，述及方鴻漸“博士”回鄉，成為“本縣的名人”，報館請他題辭，學校請他演講，一時風光無兩，不啻如從前中進士、點翰林而衣錦還鄉者。二者，冶華洋新舊於一爐，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後，則顯示了新、舊制度雖有差異，讀書人的特權卻未因此改變。
國民中讀書人的特權依然保留，全體國民受教育的權利卻因此不平等。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所費不過幾本書錢及微薄塾金，且入學以後還能得到政府的補貼（膏火銀）；而新時代的學堂生，其學費、制服費、食宿費皆由自籌，貧家子弟因此廢學者漸多。清代平均識字率約為20%，而民國時期很多地區的識字率竟低於此數。如江西尋烏縣，位於閩、粵、贛三省交界處，極為偏僻，在科舉制度下，十萬縣人中識字率達到40%（包括一個舉人、四百個生員），廢除科舉後，能進學堂（自小學至大學）讀書者不過14%（毛澤東《尋烏調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數反而減少，即此可見一斑。
一方面是讀書人（當時已有“智識階級”之稱）依然占據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卻是無力讀書者數量越來越大，社會分化——包括城鄉分化和階級分化——日趨劇烈。舊時代的官紳，得風氣之先的一部分學堂生，以及大小軍閥（可以魯迅《阿Q正傳》中趙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黨”作代表）成為社會的上層階級，農民及城市貧民成為社會底層，二者之間的階級流動因缺少類似科舉的制度設計而趨於靜止，二者之間的矛盾亦日愈擴大。舊時代常見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動亂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會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興”；新形勢下的“列強瓜分”，因民族國家業已興起，足以抵抗；但是，過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階級流動不能經常、有序——卻足以亡國。因此，雖然建立了憲制國家，雖然發生了號稱“啟蒙”的五四運動，雖然“教育救亡”的喊聲不絕於耳，雖然有一段所謂“黃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國仍因無法彌補制度性缺陷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並終於崩潰。
小結
曾大力呼籲改革科舉制度的梁啓超，在廢除科舉後不過五年，便檢討此舉之得失。他說，美、日、德諸國皆“拾吾之唾餘”（謂科舉），以為選人授官之良法，“頌為政治上一新紀元”，我們自己卻“因噎以廢食”（謂因惡八股，遂併科舉而廢之），實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復科舉！”（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與官規》）
梁啓超常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作戰，久為人知，惟論科舉當“變通”而不必廢除，則始終一貫。無奈，時代大潮奔涌浩蕩，百挽莫回。洶洶者流，莫非“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易傳》）者，當時之人，除梁啓超、嚴復等少數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外，並不以廢除科舉為非。時過境遷，吾人於百年後回看這段歷程，再思三省，方體會得“文化保守主義”實則一點都不保守，反而高瞻遠矚，“前衛”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