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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謂能較為客觀的考察寫作技巧、思維能力。不及詳論，茲舉一例說明。舊時刻四書，章節之間都刻一個〇，以作分段；一次，考官就用這個〇作題目，讓考生寫文章。今日所見有五份答卷，限於篇幅，僅錄破題。一曰：“聖賢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天圓地方，故以“天象”代〇）；一曰：“聖賢立言之先，無方體也”；一曰：“聖人未言之先，渾然一太極也”（太極圖作圓形）；一曰：“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日、月都是球，孔子光輝如日如月，故以球喻之）；一曰：“夫子為言之先，空空如也”（〇狀中空，喻聖人之虛心）（分見於徐珂《清稗類鈔》、李伯元《莊諧叢話》及鄧雲鄉《清代八股文》）。面對這種刁鑽謔虐的題目，還能寫出如此“清真雅正”的文字，因難見巧，不得不嘆為觀止。
劣，則以其閉塞聰明，流於俗套，且養出一種不讀書的風氣。絕大部分考生，除了四書本文、朱熹註解及墨卷選集（相當於今日之教材、教輔及習題集）外，再不讀別的書。有人諷刺這些不讀書的讀書人，說：“讀書人，最不濟，濫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徐靈胎《刺時文道情》，載袁枚《隨園詩話》）；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權，弊大於利。單就文學價值而言，“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八股文雖智慧與技巧並重，然其本質，並無異於古今中外一切應試承命之作，究是用過即棄不堪回首之物，好聽一點叫敲門磚，難聽一點則是衛生巾、保險套，難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進入文學史，即是明證）。再就選拔人才而言，考生將全部精力用於寫作這種高難度、無實際的文章，四書以外的知識，一無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無歷練。一旦僥倖考中，政府授以職使，其不能勝任乃至瀆職、作惡，又是題中應有之義。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應如此，“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梁啓超等《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名實背離，格格不入，一國之人才政事，日趨敗壞，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儀狀，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呂留良《真進士歌》自注）。這與吳偉業將明朝滅亡歸罪於馬吊牌（即後世之麻將，見《綏寇紀略》）一樣，頗有推卸責任的嫌疑。但是，梁啓超總結明代所謂“士大夫社會”，實則“以‘八股先生’為土台”，人皆空虛不學，“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顏元語，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頁），言下之意，亦認八股為亡國禍首。
有鑑於此，自清朝代興以迄鴉片戰爭，近二百年間，民間、官方皆有人呼籲廢除八股，然每次都有驚無險（《清史稿?志》選舉三）。1840年以來，因鴉片戰爭慘敗，請求改革科舉者，更是迭見不鮮，如祁??奏開制器通算科（1843）、黎庶昌請開絕學之科（1862）、禮部請考試算學（1875）、潘衍桐請開藝學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動，光緒皇帝贊成，下詔“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西太后再度“訓政”，兒皇帝被關禁閉，志士喋血，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這才逃過一劫，直至庚子之亂次年（1901），才在考試中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而日、俄開戰，東北大地上的隆隆炮聲竟為科舉敲響了喪鐘。1905年9月2日，下詔：自明年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科舉之廢
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議改革科舉者夢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政府頒布“新政”，不僅改革科舉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將科舉廢除了。但是，科舉一停，真就百廢畢舉、萬事大吉？“文明之邦強盛之源”，真就“基於學校”，由此而致富強了？事實告訴我們，未必。
如前所述，科舉制不僅是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彈性，足以充當傳統中國的“槓桿”。首先，參試資格的放開、考試程序的一律及對各省學額的調節，令國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權利的不公平；其次，“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宗旨，保證了耕讀傳統——讀書人出則入仕，為官者退則居鄉——的延續，不致造成巨大的城鄉差別以及國家政權與基層民眾的隔膜；最後，科舉制具有“開放政權”的作用，令隋、唐以來的中國形成一種“公開”、“透明”的政治模式（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56-7頁）。最後一點似與常論相悖。然若考慮到“帝國”具有自身無法突破的局限性——君主專制，我們不得不承認，藉科舉制（及與之配適的官僚銓選制度）體現出來的“消極的民主”，多少降低了出現君主絕對“獨裁”的風險，終不失為自傳統中國內部發展出來的最優解決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將科舉這根“槓桿”撤去，若未能及時覓得代用物，一國政治之失衡勢將無法避免。
劣，則以其閉塞聰明，流於俗套，且養出一種不讀書的風氣。絕大部分考生，除了四書本文、朱熹註解及墨卷選集（相當於今日之教材、教輔及習題集）外，再不讀別的書。有人諷刺這些不讀書的讀書人，說：“讀書人，最不濟，濫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徐靈胎《刺時文道情》，載袁枚《隨園詩話》）；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權，弊大於利。單就文學價值而言，“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八股文雖智慧與技巧並重，然其本質，並無異於古今中外一切應試承命之作，究是用過即棄不堪回首之物，好聽一點叫敲門磚，難聽一點則是衛生巾、保險套，難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進入文學史，即是明證）。再就選拔人才而言，考生將全部精力用於寫作這種高難度、無實際的文章，四書以外的知識，一無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無歷練。一旦僥倖考中，政府授以職使，其不能勝任乃至瀆職、作惡，又是題中應有之義。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應如此，“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梁啓超等《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名實背離，格格不入，一國之人才政事，日趨敗壞，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儀狀，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呂留良《真進士歌》自注）。這與吳偉業將明朝滅亡歸罪於馬吊牌（即後世之麻將，見《綏寇紀略》）一樣，頗有推卸責任的嫌疑。但是，梁啓超總結明代所謂“士大夫社會”，實則“以‘八股先生’為土台”，人皆空虛不學，“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顏元語，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頁），言下之意，亦認八股為亡國禍首。
有鑑於此，自清朝代興以迄鴉片戰爭，近二百年間，民間、官方皆有人呼籲廢除八股，然每次都有驚無險（《清史稿?志》選舉三）。1840年以來，因鴉片戰爭慘敗，請求改革科舉者，更是迭見不鮮，如祁??奏開制器通算科（1843）、黎庶昌請開絕學之科（1862）、禮部請考試算學（1875）、潘衍桐請開藝學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動，光緒皇帝贊成，下詔“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西太后再度“訓政”，兒皇帝被關禁閉，志士喋血，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這才逃過一劫，直至庚子之亂次年（1901），才在考試中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而日、俄開戰，東北大地上的隆隆炮聲竟為科舉敲響了喪鐘。1905年9月2日，下詔：自明年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科舉之廢
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議改革科舉者夢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政府頒布“新政”，不僅改革科舉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將科舉廢除了。但是，科舉一停，真就百廢畢舉、萬事大吉？“文明之邦強盛之源”，真就“基於學校”，由此而致富強了？事實告訴我們，未必。
如前所述，科舉制不僅是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彈性，足以充當傳統中國的“槓桿”。首先，參試資格的放開、考試程序的一律及對各省學額的調節，令國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權利的不公平；其次，“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宗旨，保證了耕讀傳統——讀書人出則入仕，為官者退則居鄉——的延續，不致造成巨大的城鄉差別以及國家政權與基層民眾的隔膜；最後，科舉制具有“開放政權”的作用，令隋、唐以來的中國形成一種“公開”、“透明”的政治模式（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56-7頁）。最後一點似與常論相悖。然若考慮到“帝國”具有自身無法突破的局限性——君主專制，我們不得不承認，藉科舉制（及與之配適的官僚銓選制度）體現出來的“消極的民主”，多少降低了出現君主絕對“獨裁”的風險，終不失為自傳統中國內部發展出來的最優解決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將科舉這根“槓桿”撤去，若未能及時覓得代用物，一國政治之失衡勢將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