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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氏認為支撐傳統中國的“槓桿”有兩根，科舉以外，則為兩稅制。以王氏此論與前揭韋伯的評價合而觀之，不僅對科舉制度，甚而對作為“官僚帝國社會”（韋伯語）的傳統中國，我們將獲得一種深刻認識。“封建社會”此一術語並不適用於秦、漢至清的中國，傳統中國具有“帝國”特徵，逐漸成為共識；而具有內部彈性、賴以維持“帝國”長期運作的制度核心，則是科舉。然謂科舉既是支撐帝國的“杆槓”，又是帝國的“構成部分”，此喻似鑿枘難合。但是，我們若將科舉制度與“士以天下為己任”聯繫起來，此喻之妙味就體現出來了。
天下，是誰的？今天，我們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謂“十億神州盡舜堯”。但是，在“帝國”時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則，就不是帝國，而是共和國了。不過，以天下之大，單靠天子一人，是沒辦法統治的，於是，選誰來“共治”天下，便是身為天子者首要考慮的問題。帝王曾挑選、倚重過各類人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鑑，此類人眾俱屬治國不足、肇亂有餘，惟有倚重讀書人、士大夫的時候，天下方稱乂安。是否因史書都由讀書人編纂，利用話語霸權，故意貶低其他集團，抬高自己身份？似不盡然。眾所周知，漢高祖劉邦最瞧不起讀書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惡習，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詩》、《書》”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對讀書人的態度便來了個大轉彎，詔曰：
“賢人已與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這道詔書，固然是漢代選舉制度的濫觴，也為接下來二千年的歷史定下基調。詔書中的“賢士大夫”，自然指讀書人。然而，戰國時代的“士”，“以讀書為專業，揣摩為手腕”（顧頡剛語），朝秦暮楚，反覆無常，傾人城傾人國者不知凡幾，時稱“游士”。待到天下一統，再不妥善安置這些“游士”，令其儘快轉變為“賢士大夫”，君主專制的國家安全實在堪虞，因此，劉邦才會發出邀請，請“從我游”，並許以“尊顯”。於是，才會有科舉的制度設計，讓“賢士大夫”盡為我用，不致成為國家的隱患。不論如何本領高強的人，他只要有一絲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參與這個遊戲。偶有遊戲水平不夠，憤而攪局，所謂“秀才造反”者，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黃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無非在於科舉制度的包容性極大，團結了有能力造反的絕大多數，足以對付極少數的反抗者。歷史學家雷海宗嘗對此現象作精闢評論：貴族制度解體後的中國社會（自漢代開始），“只有兩種比較強大的組織，就是士大夫與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權；天下大亂，則流氓得勢。可嘆的是，“流氓集團”僥倖造反成功，如劉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還是得將部分甚至全部權力讓渡給讀書人，大家坐下來，繼續玩科舉掄才、共治天下的遊戲。士大夫“實際等於一個政黨，並且是惟一的政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第112頁）。倘如所言，科舉制度直可稱作“士大夫黨”的黨內民主制度了。
然而，科舉制度雖為讀書人提供了參與政治、分享權力的公正途徑，但是，科舉制度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又令讀書人不得不自廢武功。先天不足，指自漢代以來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元代以來，則於儒學中獨尊朱熹，更是等而下之），不僅限制了讀書人的思想自由，更令儒學以外的各類學術，尤其是科學技術，得不到發展。適如韋伯所言：“西方與中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差別在於，在我們這裡，除了這種等級制的教育考核之外，還出現了理性的專業訓練，並且部分的取代了前者”。
八股之死
先天，玄而又玄，牽涉太廣，茲不贅論。後天失調，則指明代（憲宗成化以後）將唐、宋以來多種多樣的考試方法，如策論、史傳、詩賦、經義等，盡行捐棄，而只用四書文（又稱制藝，即八股文）選撥人才。
明、清科舉考試分為四級：童生（取得“入學”資格，又稱“入泮”），生員（俗謂秀才），舉人及進士。鄉試一般於八月在省會舉行，中式者稱舉人。會試於三月在京城舉行，中式者稱貢士，隨後參加複試、殿試，中式者稱進士。鄉、會試皆分三場（分試四書文、五經文及策問），三場並重，後來，惟重第一場之八股文，遂有“三場並作一場”之謠。八股文何德何能，足以取代對經典學習（五經文）和時事政治（策問）的考察，而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無他，標準化考試作怪也。
不論今古，但凡要考試，絕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會拒絕標準化。在考官，閱卷十分輕鬆（今日更可用計算機閱卷），在考生，見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雖是寫文章，卻具有極高的標準化程度。首先，命題有範圍（不出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對四書的註解為標準），最後，作文有定格。一篇八股文，按寫作次序，略可分為破題、承題、起講、領題、收結幾個部分，而在領題、收結之間，便是起、中、後、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對偶，合之則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優劣，亦繫於此。
天下，是誰的？今天，我們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謂“十億神州盡舜堯”。但是，在“帝國”時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則，就不是帝國，而是共和國了。不過，以天下之大，單靠天子一人，是沒辦法統治的，於是，選誰來“共治”天下，便是身為天子者首要考慮的問題。帝王曾挑選、倚重過各類人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鑑，此類人眾俱屬治國不足、肇亂有餘，惟有倚重讀書人、士大夫的時候，天下方稱乂安。是否因史書都由讀書人編纂，利用話語霸權，故意貶低其他集團，抬高自己身份？似不盡然。眾所周知，漢高祖劉邦最瞧不起讀書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惡習，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詩》、《書》”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對讀書人的態度便來了個大轉彎，詔曰：
“賢人已與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這道詔書，固然是漢代選舉制度的濫觴，也為接下來二千年的歷史定下基調。詔書中的“賢士大夫”，自然指讀書人。然而，戰國時代的“士”，“以讀書為專業，揣摩為手腕”（顧頡剛語），朝秦暮楚，反覆無常，傾人城傾人國者不知凡幾，時稱“游士”。待到天下一統，再不妥善安置這些“游士”，令其儘快轉變為“賢士大夫”，君主專制的國家安全實在堪虞，因此，劉邦才會發出邀請，請“從我游”，並許以“尊顯”。於是，才會有科舉的制度設計，讓“賢士大夫”盡為我用，不致成為國家的隱患。不論如何本領高強的人，他只要有一絲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參與這個遊戲。偶有遊戲水平不夠，憤而攪局，所謂“秀才造反”者，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黃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無非在於科舉制度的包容性極大，團結了有能力造反的絕大多數，足以對付極少數的反抗者。歷史學家雷海宗嘗對此現象作精闢評論：貴族制度解體後的中國社會（自漢代開始），“只有兩種比較強大的組織，就是士大夫與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權；天下大亂，則流氓得勢。可嘆的是，“流氓集團”僥倖造反成功，如劉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還是得將部分甚至全部權力讓渡給讀書人，大家坐下來，繼續玩科舉掄才、共治天下的遊戲。士大夫“實際等於一個政黨，並且是惟一的政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第112頁）。倘如所言，科舉制度直可稱作“士大夫黨”的黨內民主制度了。
然而，科舉制度雖為讀書人提供了參與政治、分享權力的公正途徑，但是，科舉制度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又令讀書人不得不自廢武功。先天不足，指自漢代以來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元代以來，則於儒學中獨尊朱熹，更是等而下之），不僅限制了讀書人的思想自由，更令儒學以外的各類學術，尤其是科學技術，得不到發展。適如韋伯所言：“西方與中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差別在於，在我們這裡，除了這種等級制的教育考核之外，還出現了理性的專業訓練，並且部分的取代了前者”。
八股之死
先天，玄而又玄，牽涉太廣，茲不贅論。後天失調，則指明代（憲宗成化以後）將唐、宋以來多種多樣的考試方法，如策論、史傳、詩賦、經義等，盡行捐棄，而只用四書文（又稱制藝，即八股文）選撥人才。
明、清科舉考試分為四級：童生（取得“入學”資格，又稱“入泮”），生員（俗謂秀才），舉人及進士。鄉試一般於八月在省會舉行，中式者稱舉人。會試於三月在京城舉行，中式者稱貢士，隨後參加複試、殿試，中式者稱進士。鄉、會試皆分三場（分試四書文、五經文及策問），三場並重，後來，惟重第一場之八股文，遂有“三場並作一場”之謠。八股文何德何能，足以取代對經典學習（五經文）和時事政治（策問）的考察，而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無他，標準化考試作怪也。
不論今古，但凡要考試，絕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會拒絕標準化。在考官，閱卷十分輕鬆（今日更可用計算機閱卷），在考生，見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雖是寫文章，卻具有極高的標準化程度。首先，命題有範圍（不出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對四書的註解為標準），最後，作文有定格。一篇八股文，按寫作次序，略可分為破題、承題、起講、領題、收結幾個部分，而在領題、收結之間，便是起、中、後、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對偶，合之則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優劣，亦繫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