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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歷史不容假說。
廢除科舉的教訓
今年，是廢除科舉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戰爭一百周年。日俄戰爭在春天結束，廢除科舉的命令於秋初頒布。廢除科舉雖早經醞釀，但是，日俄戰爭，尤其是日本戰勝俄國取得最終勝利，對於制定國策的清國君臣震撼極大，我們若說日俄戰爭是廢除科舉的催化劑，未嘗不可。因此，在重估廢除科舉得失之際，有必要對日俄戰爭略作回顧。
黃白對決
日俄戰爭，有個絕對“第一”：這是人類歷史上至此為止規模最大的戰爭；奉天（今瀋陽）會戰，雙方合共投入兵力達六十二萬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項相對“第一”：若排除1896年衣索比亞人戰勝義大利人的阿杜亞（Adowa）之戰，則此役是現代歷史上第一次非白種人戰勝白種人的戰爭。規模之最的紀錄，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皆遠愈此役；然而，因一戰之勝負，乃能顯現一種契機，藉以逐漸祛除前此在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形成的“人種優劣”或曰歐亞強弱的成見，則意義重大。
十九世紀的世界，無論文治武功，堪稱白種人或曰“歐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紀末，白種人反躬自省，對自己在全球範圍內的控制力不再居之無疑；黃種人窮極思變，則對本國本族的前景推導出一種“創見”。文藝、輿論最能反映時代面目，茲舉數例，以說明世紀之交，白人世界對黃種人（亞洲）的警懼，以及東亞人士（特別是中、日二國）對未來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戰前十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手繪一圖，內容為歐洲女武神（Valkyries）與乘龍之佛陀作戰，用示保持優勢、繼續捍衛基督教西方的決心；1898年，日本人近衛篤麿發表全球範圍內種族戰爭的預想，呼籲本國與同種結盟，為將來之黃白人種大對決作準備；1904，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撰文，對“日本人的組織和統治能力”及“中國人口之巨大勞動能力”表示恐懼；更有趣的，則是英國作家H.G.威爾斯繼《世界大戰》之後，新撰《空中之戰》（WarintheAir）一書，謂未來美國與德國交戰，中國、日本聯合組成強大的高科技的空軍，對交戰雙方進行突襲（轉引自孫隆基《歷史學家的經線》，第12-4頁）。戊戌變法失敗，梁啓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衛篤麿之人種對決論，寫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83頁）。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發了日俄戰爭，並以日本獲勝終局。然則，預言中的人種對決不僅在現實里發生了，近代以來受盡欺凌的黃種人竟還戰勝了白種人。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們由此得出結論：必須把西方的科學和工業引進自己的國家，但必須像日本人那樣擺脫歐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現代化進程，並保留自身的民族特點。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發民族獨立革命，蓋即受日本戰勝之啟示與鼓舞（帕爾默?科爾頓《近現代世界史》，第885-8頁）。與戰勝國同屬黃種的中國人，戰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範圍，但是，別有一分悲喜交加的複雜情緒，異於他國。
先說悲從中來。因為，這場外國戰爭竟在“禹域”（中國領土）內展開，而戰爭的目的，則是爭奪對滿洲（約當今東北三省）及朝鮮的控制權；更甚者，迫於形勢，中國在此戰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時人視之，此役較諸十年前的甲午慘敗、五年前的庚子之難，不啻更形恥辱，而瓜分、亡國的危機感接踵而來。危機者，危險中孕育機遇也（據說這是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訓詁”）。日本，以前不被中國重視、近代屢受西方“列強”打壓的“蕞爾小島”，經過明治維新，竟搖身一變，晉級“列強”；中國若能知恥後勇，見賢思齊，不僅如此前“師夷長技”，更在政治、經濟方面向西方取經，則實現保國保種之夢，未必就是奢望。時人悲痛之餘，想到這一點，不禁破涕成笑。
廢制契機
其時，具有這種“辯證法”思維的人士，略分二類，一為“立憲派”（呼籲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精英），一為“實力派”（以袁世凱、張之洞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憲派”認為，日俄戰爭不僅僅是“軍隊之競爭”，更是“政治之競爭”；日本終能“以小克大，以亞挫歐”，似乎違背了近代以來大國克小國、西方勝東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會這樣，則在於：日本是君主立憲國家，俄國為君主專政國家。不論國內政治，還是對外戰爭，都可看出立憲對專制的優越性。這種“泛政治化”的時評在學理上是否妥當，容有商榷，但是，現實效果不錯。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遊列國，考察憲政。“實力派”則藉此機會，向科舉制度開刀。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凱領銜會奏：
“日之勝俄，識者皆歸其功於小學校教師。即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而我國獨相形見絀者，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
廢除科舉的教訓
今年，是廢除科舉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戰爭一百周年。日俄戰爭在春天結束，廢除科舉的命令於秋初頒布。廢除科舉雖早經醞釀，但是，日俄戰爭，尤其是日本戰勝俄國取得最終勝利，對於制定國策的清國君臣震撼極大，我們若說日俄戰爭是廢除科舉的催化劑，未嘗不可。因此，在重估廢除科舉得失之際，有必要對日俄戰爭略作回顧。
黃白對決
日俄戰爭，有個絕對“第一”：這是人類歷史上至此為止規模最大的戰爭；奉天（今瀋陽）會戰，雙方合共投入兵力達六十二萬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項相對“第一”：若排除1896年衣索比亞人戰勝義大利人的阿杜亞（Adowa）之戰，則此役是現代歷史上第一次非白種人戰勝白種人的戰爭。規模之最的紀錄，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皆遠愈此役；然而，因一戰之勝負，乃能顯現一種契機，藉以逐漸祛除前此在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形成的“人種優劣”或曰歐亞強弱的成見，則意義重大。
十九世紀的世界，無論文治武功，堪稱白種人或曰“歐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紀末，白種人反躬自省，對自己在全球範圍內的控制力不再居之無疑；黃種人窮極思變，則對本國本族的前景推導出一種“創見”。文藝、輿論最能反映時代面目，茲舉數例，以說明世紀之交，白人世界對黃種人（亞洲）的警懼，以及東亞人士（特別是中、日二國）對未來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戰前十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手繪一圖，內容為歐洲女武神（Valkyries）與乘龍之佛陀作戰，用示保持優勢、繼續捍衛基督教西方的決心；1898年，日本人近衛篤麿發表全球範圍內種族戰爭的預想，呼籲本國與同種結盟，為將來之黃白人種大對決作準備；1904，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撰文，對“日本人的組織和統治能力”及“中國人口之巨大勞動能力”表示恐懼；更有趣的，則是英國作家H.G.威爾斯繼《世界大戰》之後，新撰《空中之戰》（WarintheAir）一書，謂未來美國與德國交戰，中國、日本聯合組成強大的高科技的空軍，對交戰雙方進行突襲（轉引自孫隆基《歷史學家的經線》，第12-4頁）。戊戌變法失敗，梁啓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衛篤麿之人種對決論，寫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83頁）。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發了日俄戰爭，並以日本獲勝終局。然則，預言中的人種對決不僅在現實里發生了，近代以來受盡欺凌的黃種人竟還戰勝了白種人。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們由此得出結論：必須把西方的科學和工業引進自己的國家，但必須像日本人那樣擺脫歐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現代化進程，並保留自身的民族特點。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發民族獨立革命，蓋即受日本戰勝之啟示與鼓舞（帕爾默?科爾頓《近現代世界史》，第885-8頁）。與戰勝國同屬黃種的中國人，戰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範圍，但是，別有一分悲喜交加的複雜情緒，異於他國。
先說悲從中來。因為，這場外國戰爭竟在“禹域”（中國領土）內展開，而戰爭的目的，則是爭奪對滿洲（約當今東北三省）及朝鮮的控制權；更甚者，迫於形勢，中國在此戰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時人視之，此役較諸十年前的甲午慘敗、五年前的庚子之難，不啻更形恥辱，而瓜分、亡國的危機感接踵而來。危機者，危險中孕育機遇也（據說這是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訓詁”）。日本，以前不被中國重視、近代屢受西方“列強”打壓的“蕞爾小島”，經過明治維新，竟搖身一變，晉級“列強”；中國若能知恥後勇，見賢思齊，不僅如此前“師夷長技”，更在政治、經濟方面向西方取經，則實現保國保種之夢，未必就是奢望。時人悲痛之餘，想到這一點，不禁破涕成笑。
廢制契機
其時，具有這種“辯證法”思維的人士，略分二類，一為“立憲派”（呼籲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精英），一為“實力派”（以袁世凱、張之洞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憲派”認為，日俄戰爭不僅僅是“軍隊之競爭”，更是“政治之競爭”；日本終能“以小克大，以亞挫歐”，似乎違背了近代以來大國克小國、西方勝東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會這樣，則在於：日本是君主立憲國家，俄國為君主專政國家。不論國內政治，還是對外戰爭，都可看出立憲對專制的優越性。這種“泛政治化”的時評在學理上是否妥當，容有商榷，但是，現實效果不錯。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遊列國，考察憲政。“實力派”則藉此機會，向科舉制度開刀。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凱領銜會奏：
“日之勝俄，識者皆歸其功於小學校教師。即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而我國獨相形見絀者，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