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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光緒元年（1875）撰成《輏軒語》（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專為省內士子所作，書中對八股頗作譏彈），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間張之洞一直關注教育改革，及至總督湖廣，摸索出“中體西用”辯證法，適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變之時，眼看大好機緣既至，本擬一展拳腳，不料，天不遂人願，一厄於戊戌政變之形勢比人強，再厄於王文韶之人比形勢強，終落得個勞而無功的結局。任是鐵人，此際亦不得不灰心喪氣，只好學前輩龔自珍，說一句：“且看他國運如何”。
“時趨”與“國情”
“國運”確實不怎麼樣。
日、俄因不滿對方“侵奪”己方在我國東北地區及朝鮮的“利益”，於1904年2月開戰，戰場即設在東北地區。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屍橫遍野，清廷竟置國土國民不顧，“嚴守中立”，史稱“國恥”。明年5月，戰爭以日本勝利終局。
然“國運”雖不佳，教育改革的運氣卻極佳。晚清之世，是“萬國交通”之世，非“閉關鎖國”時可比，其內政外交往往互相影響，而外交影響內政，更多且巨。日、俄戰爭無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響中國內政無疑。舉其大者而言，內政受此役之影響有二，一為立憲，一為廢科舉。立憲非本文範圍，不贅，僅述廢科舉。日俄戰爭剛一結束，在教育改革問題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凱、張之洞終於尋著“話欛”，重提舊事。其事則舊，其言則煥然一新。從題目看，此折題為“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不再說“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從內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論事，而有“挾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謂去年會奏，奉上諭：“屆時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時機之至”。經“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發現廢除科舉的“時機”業已到來。自“大局”（國內外局勢）論，“強鄰環伺，豈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強，必遭刀俎；欲致富強，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從出，舍學堂再無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舉，學堂無由興盛。那麼，“大局”決定了不得不早停科舉，推廣學校。自“時趨”（時代潮流）論，日本所以能戰勝俄國，有識者皆歸功於其國教育之發達，“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我國所以“相形見絀”，則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此外，諸人皆能讀懂慈禧的喜懼，特別在折內加了一段軟硬兼施極具針對性的話。先是嚇唬她：“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為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接著又哄她：“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對外人的倨傲態度，逐漸接受了國際平等交往乃至人際平等交往——當然，此所謂“人際”之“人”，僅限洋人——的理念，經常邀請在京各國公使夫人至頤和園，進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懾的結果，袁、張等人在奏摺中便利用了這一點。
此折遞上，效果極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諭：“自丙午科（1906）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餘論
科舉終於廢除了。六年後，清朝卻滅亡了。
人有病，吃藥，是想早日康復，但不排除吃錯藥加速死亡的風險。國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強，但不排除越改越亂以致亡國的風險。清朝滅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亂、他人亂中造亂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卻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稱之為“假維新”者。為什麼說是“假”的呢？因為清政府不兌現。
清政府陸續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軍事、法律、實業和教育五個方面，軍事、實業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為徹底。但是，最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籌備立憲”、“厘定官制”、“三權分立”，皆不過徒有其表，並未付諸行動。教育改革培養出越來越多具有現代國民意識的公民，實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並發展了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軍事改革則造就了“新軍”——雖不可稱之為（思想）現代化的軍人，但較舊日軍隊而言，終是一種進步。但是，落後的政治體制不足以承載其他改革帶來的巨大衝擊。此種現象，可以科幻電影之永恆主角——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為譬，身體成熟，四肢發達，其心智卻不足以調控其身體，最終，或發狂而死，或被人捕殺，此外別無生路。“假維新”後的清國，國家與人民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朝廷與軍隊之間，滿族與漢族之間，政治與經濟之間，莫不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終於百毒攻心，發狂自戕，至於奄奄一息，再被人補上幾刀，一命嗚呼。
不幸中之大幸，則是“假維新”中還有“真改革”（陳旭麓先生語）——廢除科舉，推廣學堂。欲評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進行量化分析，只須對民國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認識——今人艷羨的諸多學貫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師”，莫不得益於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項改革的重要意義。不妨設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徹底，清朝的結局，或曰民國的基礎，或直接說中國的近代史，會不會更好看一點？
“時趨”與“國情”
“國運”確實不怎麼樣。
日、俄因不滿對方“侵奪”己方在我國東北地區及朝鮮的“利益”，於1904年2月開戰，戰場即設在東北地區。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屍橫遍野，清廷竟置國土國民不顧，“嚴守中立”，史稱“國恥”。明年5月，戰爭以日本勝利終局。
然“國運”雖不佳，教育改革的運氣卻極佳。晚清之世，是“萬國交通”之世，非“閉關鎖國”時可比，其內政外交往往互相影響，而外交影響內政，更多且巨。日、俄戰爭無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響中國內政無疑。舉其大者而言，內政受此役之影響有二，一為立憲，一為廢科舉。立憲非本文範圍，不贅，僅述廢科舉。日俄戰爭剛一結束，在教育改革問題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凱、張之洞終於尋著“話欛”，重提舊事。其事則舊，其言則煥然一新。從題目看，此折題為“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不再說“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從內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論事，而有“挾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謂去年會奏，奉上諭：“屆時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時機之至”。經“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發現廢除科舉的“時機”業已到來。自“大局”（國內外局勢）論，“強鄰環伺，豈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強，必遭刀俎；欲致富強，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從出，舍學堂再無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舉，學堂無由興盛。那麼，“大局”決定了不得不早停科舉，推廣學校。自“時趨”（時代潮流）論，日本所以能戰勝俄國，有識者皆歸功於其國教育之發達，“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我國所以“相形見絀”，則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此外，諸人皆能讀懂慈禧的喜懼，特別在折內加了一段軟硬兼施極具針對性的話。先是嚇唬她：“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為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接著又哄她：“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對外人的倨傲態度，逐漸接受了國際平等交往乃至人際平等交往——當然，此所謂“人際”之“人”，僅限洋人——的理念，經常邀請在京各國公使夫人至頤和園，進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懾的結果，袁、張等人在奏摺中便利用了這一點。
此折遞上，效果極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諭：“自丙午科（1906）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餘論
科舉終於廢除了。六年後，清朝卻滅亡了。
人有病，吃藥，是想早日康復，但不排除吃錯藥加速死亡的風險。國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強，但不排除越改越亂以致亡國的風險。清朝滅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亂、他人亂中造亂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卻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稱之為“假維新”者。為什麼說是“假”的呢？因為清政府不兌現。
清政府陸續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軍事、法律、實業和教育五個方面，軍事、實業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為徹底。但是，最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籌備立憲”、“厘定官制”、“三權分立”，皆不過徒有其表，並未付諸行動。教育改革培養出越來越多具有現代國民意識的公民，實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並發展了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軍事改革則造就了“新軍”——雖不可稱之為（思想）現代化的軍人，但較舊日軍隊而言，終是一種進步。但是，落後的政治體制不足以承載其他改革帶來的巨大衝擊。此種現象，可以科幻電影之永恆主角——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為譬，身體成熟，四肢發達，其心智卻不足以調控其身體，最終，或發狂而死，或被人捕殺，此外別無生路。“假維新”後的清國，國家與人民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朝廷與軍隊之間，滿族與漢族之間，政治與經濟之間，莫不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終於百毒攻心，發狂自戕，至於奄奄一息，再被人補上幾刀，一命嗚呼。
不幸中之大幸，則是“假維新”中還有“真改革”（陳旭麓先生語）——廢除科舉，推廣學堂。欲評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進行量化分析，只須對民國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認識——今人艷羨的諸多學貫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師”，莫不得益於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項改革的重要意義。不妨設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徹底，清朝的結局，或曰民國的基礎，或直接說中國的近代史，會不會更好看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