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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貴為帝後，境遇卻這般淒涼，形容竟如此狼狽，何也？原來，二人剛剛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換作今日習語，客氣一點，叫戰略撤退；不客氣，則叫避難。二人身為中國最高領袖，統領文武，保育黎元，難從何來？難，即所謂“庚子之難”（公元1900年即光緒二十六年，以干支紀年，則稱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詔，對萬國宣戰，不幸，反被八國聯軍打進京城，帝、後不得不倉促“西巡”，暫避風頭。
宣戰之舉，固然喪心病狂，但非事出無因。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指兩年前“戊戌變法”後，“帝黨”中人雖被殺或黜，慈禧仍對“帝黨”憤憤不平，乃有廢光緒、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風聲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隨即大倡“保皇”之說，鼓動輿論，各國公使對此亦持消極乃至反對的態度。慈禧認此為“粗暴干涉內政”，愈發憤怒。近因，則指去年以來在直隸、山東等地鬧得沸沸揚揚的“義和拳”運動。拳民以“扶清滅洋”為號召，搗毀教堂，大肆捕殺“老毛子”（謂外國人）、“二毛子”（謂入教之中國人）。時人有詩“贊”曰：“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慈禧則嘉許為“朝廷赤子”，並有意利用這種群眾暴動，對各國施以“懲戒”。怎奈“義和拳”吹噓的各類“神功”毫不見效，一遇外軍的長槍大炮，則望風披靡作鳥獸散，戰守俱無可恃，終於導致首都淪陷，輦轂播遷。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憶二年以來種種風雲變幻，自問今日殘局何以致之，又將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將“新政”視作一篇文章，則此文以“罪己”開篇，以“變法”為綱，以廢除科舉為核心內容，而以清朝覆滅為終篇。以下，請略具綱目，稍加點評，看一看亡國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氣象。
1900年8月20日，下詔罪己，並總結中國積弱之由：“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謂“私”字，即指傳統中國建基於宗法血緣組織，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國”的事實。梁啓超譏李鴻章，謂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其實就是“私”字作怪，蓋“朝廷”者不過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啓超之政見，一度稱“保皇”，終改為“保國”、“保種”，則是突破了這個“私”字，不再汲汲於作什麼“最後的貴族”，而以新時代國民自居。所謂“例”字，則指國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統，文法程序過於繁密，操作效率低。竊謂循“例”雖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極後果，但是，有例可循總較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為優。一個國家，雖不免有非常之事，雖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時一地，或不能盡守成法、盡遵定例，但時過境遷，還是要走回依法治國、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頒布“預約變法”上諭。此諭無具體內容，卻是“新政”時期的綱領性文件。首先，將此次變法與兩年前的戊戌變法作了區別：“康、梁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其次，將變法的話語主導權從維新派手中奪了過來，謂戊戌年鎮壓維新派不過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再次，強調雖變用西法，仍須注意實際操作的“本土化”：“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最終，圈定變法範疇：“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既曰“西學之本源”，言外之意，則除了君主制（所謂“不易者三綱五常”）不能更動，諸凡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領域（所謂“可變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詔設督辦政務處，以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為督辦政務大臣，主持、推動變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餘年間，新設機構為前代所無而極重要者，有三，分別為辦理軍機處（省稱軍機處，雍正時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省稱總署或譯署，咸豐時設）及督辦政務處。設立新機構之初衷雖不同（分別為處理軍事、外交和變法事宜），然而，隨著事態發展，原本只具有臨時、機動性質的機構，卻因主其事者莫非顯貴，及所辦事項為當務之急，最終都變成了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這是清代政治的一個特點，也是專制政體內最易產生的現象。因情急勢迫，政府將一部分本屬於常設機構的權力集中至某個新設機構，對於提高效率、解決問題來說，固能收取速效，只是，這麼一來，便破壞了分權制衡的格局——君主專制國家似乎談不上分權制衡，但就其制度設計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為監督，確具分權制衡的性質。並且，此舉實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應公開、循序、多層級辦理的公務，此時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獨裁者，或權臣）於密室之中、密札之內決定，辦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處置之妥當公平與否，大可懷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監督，莫不具有事與願違的反動性，督辦政務處亦不例外。此一機構若能切實推動變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機構於明詔大誥以外，別有授受，只是片面變法乃至阻撓變法，那就好事變成了壞事。事實證明，督辦政務處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輕，翻雲覆雨，不僅未能有效推動變法，反而成了變法的阻力。
宣戰之舉，固然喪心病狂，但非事出無因。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指兩年前“戊戌變法”後，“帝黨”中人雖被殺或黜，慈禧仍對“帝黨”憤憤不平，乃有廢光緒、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風聲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隨即大倡“保皇”之說，鼓動輿論，各國公使對此亦持消極乃至反對的態度。慈禧認此為“粗暴干涉內政”，愈發憤怒。近因，則指去年以來在直隸、山東等地鬧得沸沸揚揚的“義和拳”運動。拳民以“扶清滅洋”為號召，搗毀教堂，大肆捕殺“老毛子”（謂外國人）、“二毛子”（謂入教之中國人）。時人有詩“贊”曰：“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慈禧則嘉許為“朝廷赤子”，並有意利用這種群眾暴動，對各國施以“懲戒”。怎奈“義和拳”吹噓的各類“神功”毫不見效，一遇外軍的長槍大炮，則望風披靡作鳥獸散，戰守俱無可恃，終於導致首都淪陷，輦轂播遷。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憶二年以來種種風雲變幻，自問今日殘局何以致之，又將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將“新政”視作一篇文章，則此文以“罪己”開篇，以“變法”為綱，以廢除科舉為核心內容，而以清朝覆滅為終篇。以下，請略具綱目，稍加點評，看一看亡國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氣象。
1900年8月20日，下詔罪己，並總結中國積弱之由：“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謂“私”字，即指傳統中國建基於宗法血緣組織，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國”的事實。梁啓超譏李鴻章，謂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其實就是“私”字作怪，蓋“朝廷”者不過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啓超之政見，一度稱“保皇”，終改為“保國”、“保種”，則是突破了這個“私”字，不再汲汲於作什麼“最後的貴族”，而以新時代國民自居。所謂“例”字，則指國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統，文法程序過於繁密，操作效率低。竊謂循“例”雖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極後果，但是，有例可循總較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為優。一個國家，雖不免有非常之事，雖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時一地，或不能盡守成法、盡遵定例，但時過境遷，還是要走回依法治國、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頒布“預約變法”上諭。此諭無具體內容，卻是“新政”時期的綱領性文件。首先，將此次變法與兩年前的戊戌變法作了區別：“康、梁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其次，將變法的話語主導權從維新派手中奪了過來，謂戊戌年鎮壓維新派不過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再次，強調雖變用西法，仍須注意實際操作的“本土化”：“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最終，圈定變法範疇：“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既曰“西學之本源”，言外之意，則除了君主制（所謂“不易者三綱五常”）不能更動，諸凡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領域（所謂“可變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詔設督辦政務處，以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為督辦政務大臣，主持、推動變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餘年間，新設機構為前代所無而極重要者，有三，分別為辦理軍機處（省稱軍機處，雍正時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省稱總署或譯署，咸豐時設）及督辦政務處。設立新機構之初衷雖不同（分別為處理軍事、外交和變法事宜），然而，隨著事態發展，原本只具有臨時、機動性質的機構，卻因主其事者莫非顯貴，及所辦事項為當務之急，最終都變成了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這是清代政治的一個特點，也是專制政體內最易產生的現象。因情急勢迫，政府將一部分本屬於常設機構的權力集中至某個新設機構，對於提高效率、解決問題來說，固能收取速效，只是，這麼一來，便破壞了分權制衡的格局——君主專制國家似乎談不上分權制衡，但就其制度設計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為監督，確具分權制衡的性質。並且，此舉實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應公開、循序、多層級辦理的公務，此時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獨裁者，或權臣）於密室之中、密札之內決定，辦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處置之妥當公平與否，大可懷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監督，莫不具有事與願違的反動性，督辦政務處亦不例外。此一機構若能切實推動變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機構於明詔大誥以外，別有授受，只是片面變法乃至阻撓變法，那就好事變成了壞事。事實證明，督辦政務處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輕，翻雲覆雨，不僅未能有效推動變法，反而成了變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