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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乾隆朝文字諸獄中還有一些案例，則既非統治者借刀殺人（如雍正年羹堯、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嚴密，因尋章摘句得罪。此類案例，借用周樹人的術語，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說：
“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魯迅《且介亭雜文?隔膜》）；
他並舉“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為例。馮起炎，山西臨汾縣生員，聞弘曆將謁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縣），便身懷著作，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實為不學無術、信口開河之作，固無足論，惟末附一段“自傳”文字，煞是有趣，略謂：
“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馮生要跟皇帝講平等禮，故告訴弘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還認皇帝做“老友”，請他順手幫個忙，解決自己的終生大事——將兩個表妹（張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鳳）娶進家門。不僅此也，他還很有襟懷，表示，即算皇帝幫不上忙，他也不會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強乎？”），也就那麼一說而已（“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馮生衝突御駕、以意解經、請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樹人語所謂“鹵莽”、“迂儒”和“不識忌諱”。他也因此稀里糊塗墮入文字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遂被“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其人可憫，其遇可悲，然其事不無可議。馮起炎之所以這麼做，自有其邏輯：帝制時代有兩個詞，一曰“君父”，一曰“臣子”，這是將君臣關係比喻為父子關係。馮起炎既自認為臣，則不妨事君如父，作兒子的請父親做主搞定一樁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這就是他的邏輯。然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為子，則未必然。於是，周樹人才會用“隔膜”二字定義此類文字獄。
由此可知，文字獄之構成，略有三端：一則因君主欲加諸罪，何患無詞，乃挑剔文辭細故，借刀殺人；一則士人遣詞造句，有意無意觸犯忌諱，因而得罪；一則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慘案。然謂此即能摧折士氣以至於無，從而造就乾隆以降“萬馬齊喑”的“衰世”，則猶嫌說服力不夠。略以乾、嘉學術之興盛為例說明。乾、嘉之際，為近代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學者們通過整理、復原古籍的方式對中國文化的承繼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人講求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學風，直到今天還發生影響。有探究其故者，常謂此因專制政權禁錮思想、大興文字獄，導致學者對現狀噤聲，競相埋首於故紙堆，陰差陽錯，這才出現一個學術上的“盛世”。文字獄倘有如此功效，則戰國、宋、明等代，並未出現大規模文字獄，何以也能造就學術昌盛、邁前啟後的局面？上世紀文化大革命，文字獄之頻次、力度遠超乾隆之世，何以學術界反而出現凋敝荒蕪的現象？難道，後世之人，不僅其心不古，連智商也降低，學不會乾、嘉時代的“學術避禍法”？對文字獄和學術的這種關係，余英時提出“內在理路”說，認為自明末清初以來，學者越來越重視“道問學”，而不再一味關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際的學術“盛世”。思想禁錮、政治打壓固然是外因，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也很重要。竊謂此論極有道理。清代文字獄之成因，固有前述三個原因，清代學術之興盛，自應有其內在的邏輯，而非全部因應政治上的變化而出現。然則，自乾隆至道光，約近百年，形成一個士氣低迷卻學風大盛的“怪現狀”，存不存在一個“內在理路”？若有，那這個“理路”又是什麼？竊謂，此一“內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廢棄。
“假維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達嶺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條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貼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語。男子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著半舊黑色湖縐錦袍，“髪長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開外，“布衣椎髻”，一副“鄉姥姥”模樣。雖僅初秋，晨間卻是“寒氣凜冽，森森入毛髪”，而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這男子，便是光緒皇帝；這老嫗，則是他的姨媽，慈禧太后。
“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魯迅《且介亭雜文?隔膜》）；
他並舉“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為例。馮起炎，山西臨汾縣生員，聞弘曆將謁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縣），便身懷著作，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實為不學無術、信口開河之作，固無足論，惟末附一段“自傳”文字，煞是有趣，略謂：
“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馮生要跟皇帝講平等禮，故告訴弘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還認皇帝做“老友”，請他順手幫個忙，解決自己的終生大事——將兩個表妹（張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鳳）娶進家門。不僅此也，他還很有襟懷，表示，即算皇帝幫不上忙，他也不會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強乎？”），也就那麼一說而已（“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馮生衝突御駕、以意解經、請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樹人語所謂“鹵莽”、“迂儒”和“不識忌諱”。他也因此稀里糊塗墮入文字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遂被“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其人可憫，其遇可悲，然其事不無可議。馮起炎之所以這麼做，自有其邏輯：帝制時代有兩個詞，一曰“君父”，一曰“臣子”，這是將君臣關係比喻為父子關係。馮起炎既自認為臣，則不妨事君如父，作兒子的請父親做主搞定一樁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這就是他的邏輯。然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為子，則未必然。於是，周樹人才會用“隔膜”二字定義此類文字獄。
由此可知，文字獄之構成，略有三端：一則因君主欲加諸罪，何患無詞，乃挑剔文辭細故，借刀殺人；一則士人遣詞造句，有意無意觸犯忌諱，因而得罪；一則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慘案。然謂此即能摧折士氣以至於無，從而造就乾隆以降“萬馬齊喑”的“衰世”，則猶嫌說服力不夠。略以乾、嘉學術之興盛為例說明。乾、嘉之際，為近代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學者們通過整理、復原古籍的方式對中國文化的承繼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人講求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學風，直到今天還發生影響。有探究其故者，常謂此因專制政權禁錮思想、大興文字獄，導致學者對現狀噤聲，競相埋首於故紙堆，陰差陽錯，這才出現一個學術上的“盛世”。文字獄倘有如此功效，則戰國、宋、明等代，並未出現大規模文字獄，何以也能造就學術昌盛、邁前啟後的局面？上世紀文化大革命，文字獄之頻次、力度遠超乾隆之世，何以學術界反而出現凋敝荒蕪的現象？難道，後世之人，不僅其心不古，連智商也降低，學不會乾、嘉時代的“學術避禍法”？對文字獄和學術的這種關係，余英時提出“內在理路”說，認為自明末清初以來，學者越來越重視“道問學”，而不再一味關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際的學術“盛世”。思想禁錮、政治打壓固然是外因，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也很重要。竊謂此論極有道理。清代文字獄之成因，固有前述三個原因，清代學術之興盛，自應有其內在的邏輯，而非全部因應政治上的變化而出現。然則，自乾隆至道光，約近百年，形成一個士氣低迷卻學風大盛的“怪現狀”，存不存在一個“內在理路”？若有，那這個“理路”又是什麼？竊謂，此一“內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廢棄。
“假維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達嶺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條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貼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語。男子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著半舊黑色湖縐錦袍，“髪長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開外，“布衣椎髻”，一副“鄉姥姥”模樣。雖僅初秋，晨間卻是“寒氣凜冽，森森入毛髪”，而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這男子，便是光緒皇帝；這老嫗，則是他的姨媽，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