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頁
曾靜，湖南人，遇得一個偶然機會，讀到浙江人呂留良的遺書，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際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國奴族之痛，遂萌武裝顛覆之心。當時民間傳聞川陝總督岳鍾琪為岳飛後裔，世代與金為仇；曾靜乃致書鍾琪，歷數胤禛殺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諸罪，勸他舉事造反。然時異勢變，岳鍾琪不是吳三桂，曾靜不啻自投網羅。按律，曾靜當以“謀反”罪予以凌遲；但是，胤禛對他的處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僅不殺曾靜，反而將他請到北京，就雙方關心的各類問題交換意見，並相互辯論，最終取得共識，曾靜“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胤禛更將談話記錄（審訊筆錄）及相關諭旨、奏摺彙編成一部奇書——《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舉，實為極具自信之舉，因為，書中最重要的主題，即為乾隆以後清廷最為忌諱的華夷、滿漢之辯。
但是，弘曆對他老爸的處置不以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銷毀《大義覺迷錄》，並將前經赦免之曾靜諸人處死。弘曆此舉可謂不孝不信。胤禛當時不殺曾靜，並有“將來子孫不得追究誅戮”之諭；孰知屍骨未寒，弘曆便悍然違背遺命，將其父“辯友”凌遲處死。此謂不孝。《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書開誠布公，就滿漢、華夷、關內關外等種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問題進行辯正；先不論其說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單是這種不人為設立言論思想禁區的做法，便值得稱讚。弘曆收回並銷禁其書，在己，固有做賊心虛的怯懦，在人，則有言而無信的觀感。此謂不信。清廷統治，最好標榜“敬天法祖”四個字，而實際操作，不盡如此，弘曆對曾靜案之“撥正反亂”，即為顯例。然對弘曆此舉，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評，我們還可進行一次專制君主的心理學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論的控制方面，玄燁之風格可以“寬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講理者；弘曆則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講道理，不講誠信，諡之為“恐怖主義”，亦不過分。然則，祖孫三代何以每下愈況如此？難道是個性迥異所致？曰：非也，時勢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圖尚不穩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軍事上的勝利，還須儘量籠絡人心，因此，對文字思想上的“出軌”，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則以整頓吏治為執政之關鍵問題，其被人詬病之“特務政治”（以設立軍機處和密摺制度為表現形式），所針對者不過是官僚系統，並未過度擾民；至於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無庸後世論史者為之寄託情感。而他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如曾靜案，固然不能排除個性上爭強好辯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他對執政合法性的隱憂。一方面，儒家學說為滿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另一方面，儒家學說中的一些內容又可以動搖其合法性，如華夷之辨、正統之爭。胤禛認為，光靠禁絕異議、殺戮士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爭端，因此，才會不顧身份懸殊，與曾靜進行“平等辯論”。然欲在君主專制的框架內解決此一思想爭端，僅憑論戰，收效絕不樂觀，他若能切實恢復傳統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關宰相制度的討論，詳後，此不贅言。弘曆無疑察覺到其父以辯服人之術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張，一變而為嚴禁辯論。他能夠這麼做，得力於時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雖有所謂“十全武功”，然較諸康、雍時代之軍事，實為易了；文官系統，經康、雍二帝整頓刷新，漸至帖服；民眾生計，在“永不加賦”、“耗羨歸公”之後，亦趨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曆方有可能肆無忌憚的“摧折士氣”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彈；此即錢穆之所以控訴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也。亂世無所謂文字獄，昏君也缺少興辦文字獄的“學養”，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會有文字獄的繁榮。乾隆一朝是“盛世”，弘曆亦自詡為“盛明天子”，然則，乾隆朝文字獄蔚為盛況，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獨占鰲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對乾隆朝文字獄的評價，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龔自珍舉例。他並非認識不到文字獄的負面影響，否則不會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詠史》）；但是，他對乾隆朝的文字獄，似又不甚介意，否則不會說“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獄，有與之同調者，如喻大華就認為文字獄之認定不易寬泛：一、公開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權者而獲罪者不宜認定為文字獄；二、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亦非文字獄；三、表面上是文字觸諱，實為行為觸諱者，不應定為文字獄；四、個別“大獄”，應逐事逐人具體分析，不應一刀切。竊謂所列四條，第一、三、四條不為無見，惟第二條大可商榷。吾國歷史之政治忌諱，蓋皆來源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春秋之義”。“諱”字有二解，一曰“隱”，一曰“避”。隱諱者，“隱其惡”也，與書寫歷史的“直筆”相悖；避諱者，“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則是史冊中慣見的“曲筆”。尊、親、賢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會犯錯，就會作惡；三者所犯過惡，在國史中如何表達，在追悼會上如何措辭，頗費思量。直筆無諱，難能可貴，毋庸贅言；曲筆之不得已，則人情所難免；惟以“隱其惡”為“諱”，以缺筆不書為“春秋大義”，則是鄉愿、德賊一派的作風，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遜其辭”，雖是換了說法，但事實自可考見，是非亦可重估。隱諱缺筆，則事實已泯然不見，是非公道何從判定？然則，吾人研讀歷史，欲從中獲取鑑戒，最歡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筆直書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筆，我們也能體諒，而對那些隱惡不書乃至造偽粉飾的“穢史”，則深惡痛絕。因此，喻氏標舉之“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俱應算作因直筆、曲筆得罪的文字獄，而不應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為帝王開脫。譬如，曾靜圖謀武裝顛覆，推翻現政權，觸犯刑律（“謀反”），實為刑事犯罪，自不應列入文字獄；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對滿漢區別稍作怨言，一為學術興趣，一為制度批評，並無顛覆政權的企圖，卻也因此革職獲譴乃至身死破家，這自然是文字獄，而毋庸以是否觸犯忌諱為定罪標準。至於因詩文字句觸犯忌諱，如“一把心腸論濁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徐述夔）、“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沈德潛）之類，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其必為文字獄無疑。近人論史，鑑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史學研究造成簡單粗暴的二元化批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於獲得對歷史的清醒認識，或以“同情之理解”為辭，為古代皇帝及帝制時代有關史事進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則因“同情”太過，造成“過度詮釋”，不知不覺，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為尊者隱，為尊者辯，為尊者飾。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嘗不知道文字獄是一個缺德的惡法，他何嘗沒有不為已甚的念頭？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燁以牽連太廣，“覽奏惻然”，諭令除名世外，議死者皆改流放，於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餘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宮詞》案，廷議收藏屈氏詩文者俱擬斬決，弘曆不允，謂“不過毀其書而止，並無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辦”。然則，後人何必曲為之辯，說什麼其人罪有應得，並非受了文字獄的迫害？
但是，弘曆對他老爸的處置不以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銷毀《大義覺迷錄》，並將前經赦免之曾靜諸人處死。弘曆此舉可謂不孝不信。胤禛當時不殺曾靜，並有“將來子孫不得追究誅戮”之諭；孰知屍骨未寒，弘曆便悍然違背遺命，將其父“辯友”凌遲處死。此謂不孝。《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書開誠布公，就滿漢、華夷、關內關外等種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問題進行辯正；先不論其說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單是這種不人為設立言論思想禁區的做法，便值得稱讚。弘曆收回並銷禁其書，在己，固有做賊心虛的怯懦，在人，則有言而無信的觀感。此謂不信。清廷統治，最好標榜“敬天法祖”四個字，而實際操作，不盡如此，弘曆對曾靜案之“撥正反亂”，即為顯例。然對弘曆此舉，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評，我們還可進行一次專制君主的心理學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論的控制方面，玄燁之風格可以“寬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講理者；弘曆則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講道理，不講誠信，諡之為“恐怖主義”，亦不過分。然則，祖孫三代何以每下愈況如此？難道是個性迥異所致？曰：非也，時勢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圖尚不穩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軍事上的勝利，還須儘量籠絡人心，因此，對文字思想上的“出軌”，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則以整頓吏治為執政之關鍵問題，其被人詬病之“特務政治”（以設立軍機處和密摺制度為表現形式），所針對者不過是官僚系統，並未過度擾民；至於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無庸後世論史者為之寄託情感。而他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如曾靜案，固然不能排除個性上爭強好辯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他對執政合法性的隱憂。一方面，儒家學說為滿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另一方面，儒家學說中的一些內容又可以動搖其合法性，如華夷之辨、正統之爭。胤禛認為，光靠禁絕異議、殺戮士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爭端，因此，才會不顧身份懸殊，與曾靜進行“平等辯論”。然欲在君主專制的框架內解決此一思想爭端，僅憑論戰，收效絕不樂觀，他若能切實恢復傳統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關宰相制度的討論，詳後，此不贅言。弘曆無疑察覺到其父以辯服人之術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張，一變而為嚴禁辯論。他能夠這麼做，得力於時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雖有所謂“十全武功”，然較諸康、雍時代之軍事，實為易了；文官系統，經康、雍二帝整頓刷新，漸至帖服；民眾生計，在“永不加賦”、“耗羨歸公”之後，亦趨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曆方有可能肆無忌憚的“摧折士氣”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彈；此即錢穆之所以控訴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也。亂世無所謂文字獄，昏君也缺少興辦文字獄的“學養”，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會有文字獄的繁榮。乾隆一朝是“盛世”，弘曆亦自詡為“盛明天子”，然則，乾隆朝文字獄蔚為盛況，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獨占鰲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對乾隆朝文字獄的評價，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龔自珍舉例。他並非認識不到文字獄的負面影響，否則不會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詠史》）；但是，他對乾隆朝的文字獄，似又不甚介意，否則不會說“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獄，有與之同調者，如喻大華就認為文字獄之認定不易寬泛：一、公開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權者而獲罪者不宜認定為文字獄；二、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亦非文字獄；三、表面上是文字觸諱，實為行為觸諱者，不應定為文字獄；四、個別“大獄”，應逐事逐人具體分析，不應一刀切。竊謂所列四條，第一、三、四條不為無見，惟第二條大可商榷。吾國歷史之政治忌諱，蓋皆來源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春秋之義”。“諱”字有二解，一曰“隱”，一曰“避”。隱諱者，“隱其惡”也，與書寫歷史的“直筆”相悖；避諱者，“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則是史冊中慣見的“曲筆”。尊、親、賢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會犯錯，就會作惡；三者所犯過惡，在國史中如何表達，在追悼會上如何措辭，頗費思量。直筆無諱，難能可貴，毋庸贅言；曲筆之不得已，則人情所難免；惟以“隱其惡”為“諱”，以缺筆不書為“春秋大義”，則是鄉愿、德賊一派的作風，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遜其辭”，雖是換了說法，但事實自可考見，是非亦可重估。隱諱缺筆，則事實已泯然不見，是非公道何從判定？然則，吾人研讀歷史，欲從中獲取鑑戒，最歡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筆直書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筆，我們也能體諒，而對那些隱惡不書乃至造偽粉飾的“穢史”，則深惡痛絕。因此，喻氏標舉之“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俱應算作因直筆、曲筆得罪的文字獄，而不應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為帝王開脫。譬如，曾靜圖謀武裝顛覆，推翻現政權，觸犯刑律（“謀反”），實為刑事犯罪，自不應列入文字獄；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對滿漢區別稍作怨言，一為學術興趣，一為制度批評，並無顛覆政權的企圖，卻也因此革職獲譴乃至身死破家，這自然是文字獄，而毋庸以是否觸犯忌諱為定罪標準。至於因詩文字句觸犯忌諱，如“一把心腸論濁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徐述夔）、“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沈德潛）之類，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其必為文字獄無疑。近人論史，鑑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史學研究造成簡單粗暴的二元化批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於獲得對歷史的清醒認識，或以“同情之理解”為辭，為古代皇帝及帝制時代有關史事進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則因“同情”太過，造成“過度詮釋”，不知不覺，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為尊者隱，為尊者辯，為尊者飾。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嘗不知道文字獄是一個缺德的惡法，他何嘗沒有不為已甚的念頭？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燁以牽連太廣，“覽奏惻然”，諭令除名世外，議死者皆改流放，於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餘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宮詞》案，廷議收藏屈氏詩文者俱擬斬決，弘曆不允，謂“不過毀其書而止，並無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辦”。然則，後人何必曲為之辯，說什麼其人罪有應得，並非受了文字獄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