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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志節日衰，吏治日窳”
漢族讀書人蓋皆認同曾參之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並以之作為“士”的“原始教義”，二千年來，遵行無違，故余英時曰：
“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語，謂孔子學說足為萬世師表，既能贊成帝制，又隱含制衡之意；與此合觀，即知錢穆所謂“漢人志節”，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風，掃地無遺，洪亮吉對此作過一番生動的描繪：
“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見，十餘年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並樂與抗禮者。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升黜詞臣，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製詩韻者。行賄於門闌侍衛，以求傳遞，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洲之營私舞弊？”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論皆在朝之士。“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隸”者，謂巴結討好和珅；今語所謂“跑官”，情狀與此略似。國子監、翰林院中的“夸詐夤緣”，則與今日報章不時揭露之“學術腐敗”略同。總之，京師政、學之衰，俱因“士大夫漸不顧廉恥”而起。而國民“不顧綱常”，舉國上下盡糜“營私舞弊”之風，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士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今人謂依法治國，尤須輔以以德治國，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處之時代，士氣與風節是沒辦法振作與獎成的。因為，自滿洲入主中原以來，對士氣的摧折，一代勝於一代，迄於乾隆，論壓制士人、禁錮思想，更是空前啟後，不愧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獄之愈演愈烈，此為當時政治上一大特點；一曰宰相制度之徹底淪沒，此為君主專制發展之自然結果。請先述文字獄。
文字獄
文字獄，何代無之？即如明太祖，甫一開國，便因文辭細故砍掉不少頭顱。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獄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連廣，等等特色，自然也繼承下來。然清代文字獄以康、雍、乾三朝為最，而三朝文字獄各有特點，又不可一概而論。
康熙朝文字獄，如最著名的莊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滿復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雖有悖於後世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張，然其撰述明、清之際史事，公然不書清帝年號，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之時，順治不得稱“正統”，云云；此種論調，在極力強調“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燁看來，無疑是對其執政合法性進行惡毒攻擊，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開明”、“寬仁”著稱的他也要痛下殺手了。
雍正朝有兩件大案，其表現形式雖為文字獄，醉翁之意實不在酒。一為年羹堯案，一為曾靜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乃芟削功臣之藉口；後者則是借題發揮，以消泯漢族對滿洲的成見。
胤禛在諸皇子中脫穎而出，繼承大統，年羹堯、隆科多實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為不可避免之事。王鍾翰論曰：
“蓋年、隆皆反覆無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對於其人，則早有戒心，用畢即殺之除之，早已預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順自矢，亦決難免禍”；
不論是奪嫡還是奪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繼續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主動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為難得一見的佳話。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異，然吹毛求疵至於匪夷所思的程度，則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堯在奏摺中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不過次序顛倒，如山清水秀寫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寫作花明柳暗之類，胤禛乃藉機發難，謂“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矣”，“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八個月後，遂有議政大臣、刑部等衙門同奏年羹堯“反逆不道”，“請皇上將年羹堯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堯令自裁”。廁身“年黨”者，亦多被譴責誅戮，其中，錢名世一案之處理最為有趣。當年羹堯猶是胤禛跟前紅人之時，名世嘗作詩讚頌，胤禛謂其“文詞諂媚”，“為名教所不容”，但是，卻未將他拉去砍頭，而只是革去職銜，發回原籍。胤禛親書一匾，上寫“名教罪人”四個大字，令名世懸於己宅，以為譴責；同時，命在京官員出身舉人、進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諸臣詩文寫畢，經胤禛評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進呈”，“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靦顏而生，更勝於正法而死”。這種懲罰，可稱“謔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餘年專制歷史中固為僅見，然在上世紀文革時期，類此之事則數數見矣，孰謂吾鄉某公專研明史哉？前後對照，知其於清史亦嘗用功揣摩也。
漢族讀書人蓋皆認同曾參之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並以之作為“士”的“原始教義”，二千年來，遵行無違，故余英時曰：
“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語，謂孔子學說足為萬世師表，既能贊成帝制，又隱含制衡之意；與此合觀，即知錢穆所謂“漢人志節”，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風，掃地無遺，洪亮吉對此作過一番生動的描繪：
“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見，十餘年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並樂與抗禮者。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升黜詞臣，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製詩韻者。行賄於門闌侍衛，以求傳遞，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洲之營私舞弊？”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論皆在朝之士。“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隸”者，謂巴結討好和珅；今語所謂“跑官”，情狀與此略似。國子監、翰林院中的“夸詐夤緣”，則與今日報章不時揭露之“學術腐敗”略同。總之，京師政、學之衰，俱因“士大夫漸不顧廉恥”而起。而國民“不顧綱常”，舉國上下盡糜“營私舞弊”之風，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士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今人謂依法治國，尤須輔以以德治國，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處之時代，士氣與風節是沒辦法振作與獎成的。因為，自滿洲入主中原以來，對士氣的摧折，一代勝於一代，迄於乾隆，論壓制士人、禁錮思想，更是空前啟後，不愧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獄之愈演愈烈，此為當時政治上一大特點；一曰宰相制度之徹底淪沒，此為君主專制發展之自然結果。請先述文字獄。
文字獄
文字獄，何代無之？即如明太祖，甫一開國，便因文辭細故砍掉不少頭顱。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獄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連廣，等等特色，自然也繼承下來。然清代文字獄以康、雍、乾三朝為最，而三朝文字獄各有特點，又不可一概而論。
康熙朝文字獄，如最著名的莊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滿復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雖有悖於後世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張，然其撰述明、清之際史事，公然不書清帝年號，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之時，順治不得稱“正統”，云云；此種論調，在極力強調“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燁看來，無疑是對其執政合法性進行惡毒攻擊，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開明”、“寬仁”著稱的他也要痛下殺手了。
雍正朝有兩件大案，其表現形式雖為文字獄，醉翁之意實不在酒。一為年羹堯案，一為曾靜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乃芟削功臣之藉口；後者則是借題發揮，以消泯漢族對滿洲的成見。
胤禛在諸皇子中脫穎而出，繼承大統，年羹堯、隆科多實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為不可避免之事。王鍾翰論曰：
“蓋年、隆皆反覆無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對於其人，則早有戒心，用畢即殺之除之，早已預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順自矢，亦決難免禍”；
不論是奪嫡還是奪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繼續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主動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為難得一見的佳話。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異，然吹毛求疵至於匪夷所思的程度，則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堯在奏摺中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不過次序顛倒，如山清水秀寫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寫作花明柳暗之類，胤禛乃藉機發難，謂“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矣”，“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八個月後，遂有議政大臣、刑部等衙門同奏年羹堯“反逆不道”，“請皇上將年羹堯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堯令自裁”。廁身“年黨”者，亦多被譴責誅戮，其中，錢名世一案之處理最為有趣。當年羹堯猶是胤禛跟前紅人之時，名世嘗作詩讚頌，胤禛謂其“文詞諂媚”，“為名教所不容”，但是，卻未將他拉去砍頭，而只是革去職銜，發回原籍。胤禛親書一匾，上寫“名教罪人”四個大字，令名世懸於己宅，以為譴責；同時，命在京官員出身舉人、進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諸臣詩文寫畢，經胤禛評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進呈”，“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靦顏而生，更勝於正法而死”。這種懲罰，可稱“謔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餘年專制歷史中固為僅見，然在上世紀文革時期，類此之事則數數見矣，孰謂吾鄉某公專研明史哉？前後對照，知其於清史亦嘗用功揣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