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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族群成見太深，還會影響對歷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頗的判斷。即就錢氏“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之論而言：不但“滿族”一詞的用法不夠準確，揆諸史實，這兩個字竟應從句中刪去，方稱得上實事求是。據《清實錄》與《清史稿》記載可知，乾隆六十年間，貪賄之案幾年年都有發生，確實稱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對六十年間貪官之民族屬性進行統計，我們將發現，“滿族官僚”人數所占比重並沒有大到可以獨享“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為便於閱看及控制篇幅計，茲於六十年貪案中擷取按察使（文職正三品）、總兵（武職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與否劃分為兩大類，編制下表：
旗籍滿洲傅鼐、薩哈諒、喀爾欽、鄂善、鄂彌達、常安、鄂樂順、恆文、保德、阿思哈、鄂寶、和其衷、高恆、普福、良卿、秦璜、阿爾泰、彰寶、富德、高朴、勒爾謹、索諾木策凌、國泰、國棟、富勒渾、福崧、伍拉納
漢軍盧焯、楊廷璋、李侍堯、郝碩
非旗籍俞兆岳、劉於義、趙宏恩、王士任、岳濬、呂守曾、帥念祖、朱荃、莊有恭、楊灝、蔣洲、李因培、方世儁、錢度、王亶望、於易簡、陳輝祖、李封、陳淮、閔鶚元、浦霖
因貪案伏誅或賜自盡者，以加黑字體標示。
據表可知：旗籍貪官計三十一人，非旗籍計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約為59.6%和40.4%。若只論滿族，不論旗籍（即剔除漢軍人數），則滿族貪官僅占51.9%，是則滿、漢貪官，半斤八兩，難分軒輊。那麼，“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的判斷絕不正確，已不待辨。此外，因貪案被處以極刑（斬、絞或賜自盡）者，於旗籍中所占比例為74.2%，於滿族中更高達81.5%，遠較非旗籍之52.4%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個話題，即清帝雖在福利、仕途上優待旗人，然對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處罰往往較非旗籍人士為重。王闓運嘗云：
“朝廷用法，嚴於滿臣，以為優禮漢人，亦以為不足責也”；
即是對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評價。旗制改革後，皇帝成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對旗人具有一份家長般的愛護，一方面，他對其中的害群之馬又極為厭恨，愛深痛切之下，遂出現“用法嚴於滿臣”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對漢人的統治，雖未遽如闓運所言，可稱“優待”，然亦非清末革命黨人宣傳所謂“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國，謂其為異族戰勝而來則是矣，謂其如何苛待漢族，則較之歷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見專制之加甚。且君無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啟諸君，清所未有也。謂私厚於滿洲，則亦與明之私厚於宗室等也。明之橫徵暴斂，未亂之時．有萬曆之礦使、稅使；既亂之後，有萬曆至崇禎之累次加賦。清則以明為鑑，而‘永不加賦’之祖訓，子孫竟能永守之也”；
他對清代統治的看法，迥異於錢穆。二人俱為史學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試作調停。孟森考察清代國民所受待遇，認為與此前的“本族”統治相比較，其優劣厚薄並無重大區別。錢穆所注意者，則在於漢族士大夫在清代統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遠遜於宋、明兩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風光，用他的話說，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權，仍然說政權該交付與讀書人。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滿洲人也了解，並不曾正式反對這理論。他們只在此理論之下，另用一種法術，把滿洲部族來凌駕中國讀書人”；
即使如攤丁入畝、永不加賦這樣的良法美意，他也認為不過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的“法術”而已，“僅騰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
在史實無爭議的情況下，二人立論猶歧異如此，這種情狀，可用一句俗諺形容，曰：屁股決定腦袋。孟森所持立場，重視民生；錢穆的立場，則在乎士氣。更通俗、更時髦一點，則可說，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錢穆是智識階級的傳聲筒。孟森若謂：民以食為天，只要有飯吃，誰當皇帝都一樣；錢穆則曰：生存權固然重要，而參政議政的“天賦士權”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會階級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則，何以調停？竊以為，調停之法，莫過於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倉廩實，衣食足，是物質文明建設，是民生；禮節榮辱，是精神文明建設，是士氣。從句法上看，民生、士氣有個先後次序；自統治邏輯而言，則是個互動的過程。因為，緊接“倉廩”一句，管子便說：“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亦即“知禮節”、“知榮辱”），“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見，倉廩衣食，禮節榮辱，於一國之興廢存滅，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則，孟、錢二人之論，分則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則庶幾為客觀平允的判斷。
康、雍治下，國民生計較諸明、清鼎革時，確有改善。繼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遺產，居然盛世。然貪風熾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隱患，文過飾非，借文字獄以催折士氣，編四庫全書以遏制思想、學術之自由。於是，倉廩漸虛，衣食漸絀，禮節蕩然，榮辱淆然，盛世徒有虛表，後世之亂從此醞釀矣。
旗籍滿洲傅鼐、薩哈諒、喀爾欽、鄂善、鄂彌達、常安、鄂樂順、恆文、保德、阿思哈、鄂寶、和其衷、高恆、普福、良卿、秦璜、阿爾泰、彰寶、富德、高朴、勒爾謹、索諾木策凌、國泰、國棟、富勒渾、福崧、伍拉納
漢軍盧焯、楊廷璋、李侍堯、郝碩
非旗籍俞兆岳、劉於義、趙宏恩、王士任、岳濬、呂守曾、帥念祖、朱荃、莊有恭、楊灝、蔣洲、李因培、方世儁、錢度、王亶望、於易簡、陳輝祖、李封、陳淮、閔鶚元、浦霖
因貪案伏誅或賜自盡者，以加黑字體標示。
據表可知：旗籍貪官計三十一人，非旗籍計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約為59.6%和40.4%。若只論滿族，不論旗籍（即剔除漢軍人數），則滿族貪官僅占51.9%，是則滿、漢貪官，半斤八兩，難分軒輊。那麼，“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的判斷絕不正確，已不待辨。此外，因貪案被處以極刑（斬、絞或賜自盡）者，於旗籍中所占比例為74.2%，於滿族中更高達81.5%，遠較非旗籍之52.4%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個話題，即清帝雖在福利、仕途上優待旗人，然對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處罰往往較非旗籍人士為重。王闓運嘗云：
“朝廷用法，嚴於滿臣，以為優禮漢人，亦以為不足責也”；
即是對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評價。旗制改革後，皇帝成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對旗人具有一份家長般的愛護，一方面，他對其中的害群之馬又極為厭恨，愛深痛切之下，遂出現“用法嚴於滿臣”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對漢人的統治，雖未遽如闓運所言，可稱“優待”，然亦非清末革命黨人宣傳所謂“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國，謂其為異族戰勝而來則是矣，謂其如何苛待漢族，則較之歷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見專制之加甚。且君無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啟諸君，清所未有也。謂私厚於滿洲，則亦與明之私厚於宗室等也。明之橫徵暴斂，未亂之時．有萬曆之礦使、稅使；既亂之後，有萬曆至崇禎之累次加賦。清則以明為鑑，而‘永不加賦’之祖訓，子孫竟能永守之也”；
他對清代統治的看法，迥異於錢穆。二人俱為史學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試作調停。孟森考察清代國民所受待遇，認為與此前的“本族”統治相比較，其優劣厚薄並無重大區別。錢穆所注意者，則在於漢族士大夫在清代統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遠遜於宋、明兩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風光，用他的話說，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權，仍然說政權該交付與讀書人。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滿洲人也了解，並不曾正式反對這理論。他們只在此理論之下，另用一種法術，把滿洲部族來凌駕中國讀書人”；
即使如攤丁入畝、永不加賦這樣的良法美意，他也認為不過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的“法術”而已，“僅騰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
在史實無爭議的情況下，二人立論猶歧異如此，這種情狀，可用一句俗諺形容，曰：屁股決定腦袋。孟森所持立場，重視民生；錢穆的立場，則在乎士氣。更通俗、更時髦一點，則可說，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錢穆是智識階級的傳聲筒。孟森若謂：民以食為天，只要有飯吃，誰當皇帝都一樣；錢穆則曰：生存權固然重要，而參政議政的“天賦士權”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會階級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則，何以調停？竊以為，調停之法，莫過於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倉廩實，衣食足，是物質文明建設，是民生；禮節榮辱，是精神文明建設，是士氣。從句法上看，民生、士氣有個先後次序；自統治邏輯而言，則是個互動的過程。因為，緊接“倉廩”一句，管子便說：“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亦即“知禮節”、“知榮辱”），“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見，倉廩衣食，禮節榮辱，於一國之興廢存滅，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則，孟、錢二人之論，分則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則庶幾為客觀平允的判斷。
康、雍治下，國民生計較諸明、清鼎革時，確有改善。繼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遺產，居然盛世。然貪風熾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隱患，文過飾非，借文字獄以催折士氣，編四庫全書以遏制思想、學術之自由。於是，倉廩漸虛，衣食漸絀，禮節蕩然，榮辱淆然，盛世徒有虛表，後世之亂從此醞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