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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足為禍”之“恆”字，就是沒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規律之意。這層意思，高壽帝王並非不能認識。高宗他爺爺就說過一段很感傷的話，既嘆息保持“帝王精神”之不易，亦示囿於政體非竭力行之不可的不得已。其詞“惓惓丁寧”，甚繁複，實為預撰之遺囑，今擇其要者轉述如下：
“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總細務’；朕心竊謂不然。故朕蒞政，無論巨細，即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為改正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氣血耗減，勉強支持，脫有悞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如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
年屆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幾不可能；但是，“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這就是高壽天子的兩難之局。此局實無法解決，除非換一套制度，讓適齡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專制實行二千餘年之久，誰能擺脫這種歷史慣性？玄燁縱是偉人，其智勇亦不足語此，故不得不在兩難之間勉力支撐，徘徊等死。幸虧他死得還算及時（卒年六十九），令譽得以保全。高宗則不然，當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質，猶欲“萬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實不足裁一事，遑論萬幾，終至晚節不保，貽禍家國不淺。他於統治六十年之際內禪退位，謂不敢邁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於至治，身後享有令名，豈非甚善？設語雖涉荒唐，其義可深長思也。
以故，錢氏之語，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為妥貼。然此猶就主觀欲作好皇帝、客觀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餘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則“帝王精神”根本無從談起，其盛衰亦不可問矣。因此，最好的辦法，是毋庸對“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國之民盡陷於前途未卜的賭局。只是，在清帝遜位、民國肇造以前，欲談吾國歷史，還真沒辦法舍“帝王精神”不談，不僅要談，還得大談特談。此亦錢氏總結清運何以由盛轉衰，第一條便舉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麼帝王情結，而是歷史實況如此。若避而不談，卻去講一些人民創造歷史的套話，那反而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
“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
按：此稱“滿族”，不若改用“旗籍”。蓋旗籍分滿、蒙、漢三種，“貪污放肆”之徒，雖籍隸滿洲者最眾，其餘二族亦不少見，然則欲求指稱之準確，舍“滿族”而標“旗籍”，方為允當。此外，關於“旗”、“滿”之用法，竊猶有說，請略述之。
清代國內之最大矛盾，習稱“滿漢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興起，其中，以種族革命相號召者最為風靡，其宣傳即借“滿漢矛盾”發其端。例如，孫文嘗云：“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光緒二十一年）；後來，將這個意思簡化為一句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光緒三十二年）。觀其意，竟視滿族為外國之人，而渾不計及清太祖以前之滿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嘗授官設職，以“屬夷”待之，實非外國可比也。然當時之人激憤以久，不暇細審，並未覺得這句口號有何不妥。逮民國建立，滿族既為國民之一部分，猶欲“驅除”，未免不中情勢，於是，就有了新的說法，謂：“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民國元年）。數月後，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則稱為“五族共和”。自此，“滿漢矛盾”問題在官方層面得到了妥善解決。然私家著述，猶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兩代“漢官威儀”掃地以盡之恨，一遇機會便痛詈蒙古、滿洲為“異族”、“外夷”者，錢穆即是其一。
錢撰《國史大綱》，為史學名著，而第八編《清代之部》，第一句話便是：“明太祖驅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滿洲入主，為中國近代史上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既曰“再建”，則我們翻到第七編《元明之部》，看他怎麼定義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一則曰“狹義的部族政權”（清），一則曰“非傳統的異族政權”（元），下筆雖略有輕重，而鄙夷憤慨之情，溢紙而出。若照錢穆自己定下的規矩，他這種表達，是十分不恰當的。《國史大綱》篇首云：“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自註：“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試問，元國與清國，其為中國乎，抑為外國乎？元國與清國之歷史，其屬“本國以往歷史”範圍耶，抑屬“外國史”範圍耶？起錢氏於地下，問之，必答曰：其國，中國也；其史，“本國以往歷史”也。然則，何以對元、清兩代，即以“異族”、“非傳統”定義之，並不“附隨”一種“溫情與敬意”，似談外國史者？錢氏此種論調，以今語批評，可謂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Incorrect）。出於一己之見，謂不樂元、清，不喜歡蒙古人、滿洲人，是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種，不妨堅持。而作為史學家，濡筆臨紙，猶持此論，則一方面不能自圓其說（“異族政權”何必編進國史？），一方面有悖於漢、唐以來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趨勢，於學術之理、政治之義，俱有未達。
“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總細務’；朕心竊謂不然。故朕蒞政，無論巨細，即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為改正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氣血耗減，勉強支持，脫有悞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如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
年屆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幾不可能；但是，“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這就是高壽天子的兩難之局。此局實無法解決，除非換一套制度，讓適齡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專制實行二千餘年之久，誰能擺脫這種歷史慣性？玄燁縱是偉人，其智勇亦不足語此，故不得不在兩難之間勉力支撐，徘徊等死。幸虧他死得還算及時（卒年六十九），令譽得以保全。高宗則不然，當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質，猶欲“萬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實不足裁一事，遑論萬幾，終至晚節不保，貽禍家國不淺。他於統治六十年之際內禪退位，謂不敢邁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於至治，身後享有令名，豈非甚善？設語雖涉荒唐，其義可深長思也。
以故，錢氏之語，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為妥貼。然此猶就主觀欲作好皇帝、客觀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餘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則“帝王精神”根本無從談起，其盛衰亦不可問矣。因此，最好的辦法，是毋庸對“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國之民盡陷於前途未卜的賭局。只是，在清帝遜位、民國肇造以前，欲談吾國歷史，還真沒辦法舍“帝王精神”不談，不僅要談，還得大談特談。此亦錢氏總結清運何以由盛轉衰，第一條便舉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麼帝王情結，而是歷史實況如此。若避而不談，卻去講一些人民創造歷史的套話，那反而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
“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
按：此稱“滿族”，不若改用“旗籍”。蓋旗籍分滿、蒙、漢三種，“貪污放肆”之徒，雖籍隸滿洲者最眾，其餘二族亦不少見，然則欲求指稱之準確，舍“滿族”而標“旗籍”，方為允當。此外，關於“旗”、“滿”之用法，竊猶有說，請略述之。
清代國內之最大矛盾，習稱“滿漢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興起，其中，以種族革命相號召者最為風靡，其宣傳即借“滿漢矛盾”發其端。例如，孫文嘗云：“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光緒二十一年）；後來，將這個意思簡化為一句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光緒三十二年）。觀其意，竟視滿族為外國之人，而渾不計及清太祖以前之滿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嘗授官設職，以“屬夷”待之，實非外國可比也。然當時之人激憤以久，不暇細審，並未覺得這句口號有何不妥。逮民國建立，滿族既為國民之一部分，猶欲“驅除”，未免不中情勢，於是，就有了新的說法，謂：“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民國元年）。數月後，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則稱為“五族共和”。自此，“滿漢矛盾”問題在官方層面得到了妥善解決。然私家著述，猶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兩代“漢官威儀”掃地以盡之恨，一遇機會便痛詈蒙古、滿洲為“異族”、“外夷”者，錢穆即是其一。
錢撰《國史大綱》，為史學名著，而第八編《清代之部》，第一句話便是：“明太祖驅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滿洲入主，為中國近代史上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既曰“再建”，則我們翻到第七編《元明之部》，看他怎麼定義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一則曰“狹義的部族政權”（清），一則曰“非傳統的異族政權”（元），下筆雖略有輕重，而鄙夷憤慨之情，溢紙而出。若照錢穆自己定下的規矩，他這種表達，是十分不恰當的。《國史大綱》篇首云：“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自註：“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試問，元國與清國，其為中國乎，抑為外國乎？元國與清國之歷史，其屬“本國以往歷史”範圍耶，抑屬“外國史”範圍耶？起錢氏於地下，問之，必答曰：其國，中國也；其史，“本國以往歷史”也。然則，何以對元、清兩代，即以“異族”、“非傳統”定義之，並不“附隨”一種“溫情與敬意”，似談外國史者？錢氏此種論調，以今語批評，可謂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Incorrect）。出於一己之見，謂不樂元、清，不喜歡蒙古人、滿洲人，是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種，不妨堅持。而作為史學家，濡筆臨紙，猶持此論，則一方面不能自圓其說（“異族政權”何必編進國史？），一方面有悖於漢、唐以來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趨勢，於學術之理、政治之義，俱有未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