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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一朝，當時人固以為盛世，嘉、道時人亦嘗緬懷。自嘆身處衰世的龔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詩詠懷：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兩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夢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來，乾隆一朝，盛則盛矣，而其衰敗之跡實不可掩。錢穆總結出四條原因，以此解釋乾隆中葉以後為什麼會轉入衰運，略謂：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勵精圖治；而胤禛刻薄，又遜於玄燁之寬仁。乾隆朝之所以後來居上允稱盛世者，不過因國庫之富遠邁前代而已。康熙末，戶部庫存八百餘萬兩；雍正末，增長到二千四百餘萬；而乾隆末，則增至七千餘萬。此論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實情；然竊謂此條須補充說明，方稱圓足。
假設——歷史固無庸假設，為求說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寬仁克紹其祖，則乾隆一朝當繼承並發揚康、雍兩代的規模，漸臻於政治清明、財務健康、國防穩固、文化發達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設，並非基於過度強調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觀”，而是建立在具體史實上的審慎判斷。康熙一朝，撤藩，取台灣，治黃河，綏服蒙古、西藏，尊道學，重藝術，興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觀，清代盛世之意識形態與國防建設的基礎，即奠定於此一期間。雍正一朝，有鑑於康熙晚期為政過於寬厚以致朋黨大興、貪風大熾的教訓，乃汲汲於綜核名實，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而始終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對接踵而來之盛世最具意義者，則有二事：一為並地丁、停編審，一為定火耗、加養廉。前者確保中央財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矇混而受到損失，後者將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來加以管理，提高全體官吏的俸祿水平，同時減輕了民眾的雜費負擔。因此，雍正中期以後，在最低限度與民爭利的前提下，國家財政增收幅度加巨，從而為乾隆朝的“財政奇蹟”奠定堅實基礎。愛新覺羅弘曆何幸，天賜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著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號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設之盛世作為評判標準，則知吾人今日所見之乾隆盛世，實在是名不副實。若是真正的盛世，怎麼會出現這些情形：廣泛的官僚腐敗，全體的士風頹喪，巨大的財政虧空，遍地的民眾暴亂？這個疑問，似非簡簡單單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鄭鶴聲嘗論高宗之“治事精神”，謂：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緒業，繼康、雍二朝之餘烈，國內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並臻極盛。凡其所為，皆為開創而兼守成之事業，故高宗功業雖為康、雍以來休養生息之結果，實亦由於自身之勵精圖治、發揚光大之力也”；
這是後人的揄揚，高宗自己亦對之無愧。他奉“為政之道莫先於勤”為座右銘，律己律人，嘗屢責群臣貪睡晚起，貽誤公事：
“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
又云：“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按當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辨色”、“昧爽”，都是天剛亮的時分。高宗這麼早就起床視朝，是否有故意為難或曰矯情的意思？非也。《禮記》：“朝，辨色始入”；《尚書》：“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可見，高宗正是嚴格遵守儒家規定的帝王之學。反之，大臣們卻跟不上他的節奏，“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詩?齊風》），反教皇帝“坐以俟之”，這可成何體統。然即此可見高宗勤政之一斑。
觀其自述及後世史家傳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論主觀客觀，不論細節大概，都不遜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對他的評價卻低於其祖、父，對他的統治也終不滿意，甚而連太平天子的榮譽稱號也不願授予他。為什麼？理由說來既簡單，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長、壽太高也。高壽、考終是“五福”之二，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載；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然莊子早藉堯帝之口，講過一番“壽則多辱”的道理；高宗之長壽，適足辱國。帝王再如何偉大，也逃不過每況愈下的生理機制。常人一過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訓練有素（清宮的皇子教育還是很嚴格很有成效的），又長年養尊處優，其治事之年或能較常人為延長。然不論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萬機，怎麼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猶念念不忘“乾綱獨斷”，大事小事一把抓，則自辱、辱人以至辱國，不問可知矣。舉個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親自糾辦一樁文字獄，對前大理寺卿尹嘉銓處以“絞立決”。嘉銓造了什麼“文字孽”，惹得天顏震怒如此？從降罪詔中摘錄一條，以觀大概：“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按：“古稀”一詞，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曲江》之二）之句；觀高宗之意，此語之專利權竟已轉為彼有，臣子雖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稱“古稀”矣。我有個侄子，不滿兩歲，長輩都叫他“寶寶”，他亦自稱“寶寶”，偶然聽得長輩稱其它小孩為“寶寶”，他便愀然不樂，嚎啕大鬧。高宗珍愛“古稀”稱號，不欲與人共之，與予侄欲獨專“寶寶”稱號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謂是歟？予侄固不可治國，“稚態”可掬之高宗，獨能治國乎？是故，有論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無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恆足為禍”。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兩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夢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來，乾隆一朝，盛則盛矣，而其衰敗之跡實不可掩。錢穆總結出四條原因，以此解釋乾隆中葉以後為什麼會轉入衰運，略謂：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勵精圖治；而胤禛刻薄，又遜於玄燁之寬仁。乾隆朝之所以後來居上允稱盛世者，不過因國庫之富遠邁前代而已。康熙末，戶部庫存八百餘萬兩；雍正末，增長到二千四百餘萬；而乾隆末，則增至七千餘萬。此論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實情；然竊謂此條須補充說明，方稱圓足。
假設——歷史固無庸假設，為求說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寬仁克紹其祖，則乾隆一朝當繼承並發揚康、雍兩代的規模，漸臻於政治清明、財務健康、國防穩固、文化發達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設，並非基於過度強調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觀”，而是建立在具體史實上的審慎判斷。康熙一朝，撤藩，取台灣，治黃河，綏服蒙古、西藏，尊道學，重藝術，興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觀，清代盛世之意識形態與國防建設的基礎，即奠定於此一期間。雍正一朝，有鑑於康熙晚期為政過於寬厚以致朋黨大興、貪風大熾的教訓，乃汲汲於綜核名實，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而始終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對接踵而來之盛世最具意義者，則有二事：一為並地丁、停編審，一為定火耗、加養廉。前者確保中央財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矇混而受到損失，後者將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來加以管理，提高全體官吏的俸祿水平，同時減輕了民眾的雜費負擔。因此，雍正中期以後，在最低限度與民爭利的前提下，國家財政增收幅度加巨，從而為乾隆朝的“財政奇蹟”奠定堅實基礎。愛新覺羅弘曆何幸，天賜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著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號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設之盛世作為評判標準，則知吾人今日所見之乾隆盛世，實在是名不副實。若是真正的盛世，怎麼會出現這些情形：廣泛的官僚腐敗，全體的士風頹喪，巨大的財政虧空，遍地的民眾暴亂？這個疑問，似非簡簡單單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鄭鶴聲嘗論高宗之“治事精神”，謂：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緒業，繼康、雍二朝之餘烈，國內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並臻極盛。凡其所為，皆為開創而兼守成之事業，故高宗功業雖為康、雍以來休養生息之結果，實亦由於自身之勵精圖治、發揚光大之力也”；
這是後人的揄揚，高宗自己亦對之無愧。他奉“為政之道莫先於勤”為座右銘，律己律人，嘗屢責群臣貪睡晚起，貽誤公事：
“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
又云：“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按當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辨色”、“昧爽”，都是天剛亮的時分。高宗這麼早就起床視朝，是否有故意為難或曰矯情的意思？非也。《禮記》：“朝，辨色始入”；《尚書》：“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可見，高宗正是嚴格遵守儒家規定的帝王之學。反之，大臣們卻跟不上他的節奏，“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詩?齊風》），反教皇帝“坐以俟之”，這可成何體統。然即此可見高宗勤政之一斑。
觀其自述及後世史家傳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論主觀客觀，不論細節大概，都不遜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對他的評價卻低於其祖、父，對他的統治也終不滿意，甚而連太平天子的榮譽稱號也不願授予他。為什麼？理由說來既簡單，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長、壽太高也。高壽、考終是“五福”之二，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載；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然莊子早藉堯帝之口，講過一番“壽則多辱”的道理；高宗之長壽，適足辱國。帝王再如何偉大，也逃不過每況愈下的生理機制。常人一過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訓練有素（清宮的皇子教育還是很嚴格很有成效的），又長年養尊處優，其治事之年或能較常人為延長。然不論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萬機，怎麼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猶念念不忘“乾綱獨斷”，大事小事一把抓，則自辱、辱人以至辱國，不問可知矣。舉個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親自糾辦一樁文字獄，對前大理寺卿尹嘉銓處以“絞立決”。嘉銓造了什麼“文字孽”，惹得天顏震怒如此？從降罪詔中摘錄一條，以觀大概：“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按：“古稀”一詞，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曲江》之二）之句；觀高宗之意，此語之專利權竟已轉為彼有，臣子雖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稱“古稀”矣。我有個侄子，不滿兩歲，長輩都叫他“寶寶”，他亦自稱“寶寶”，偶然聽得長輩稱其它小孩為“寶寶”，他便愀然不樂，嚎啕大鬧。高宗珍愛“古稀”稱號，不欲與人共之，與予侄欲獨專“寶寶”稱號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謂是歟？予侄固不可治國，“稚態”可掬之高宗，獨能治國乎？是故，有論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無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恆足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