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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考六十年的英名總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應伸出大拇指讚嘆一聲：乖兒子。只是接下來仁宗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懸了：嘉慶九年，白蓮教之亂方告平定；十一年，苗疆之亂平；十四年，南海海盜肅清；十八年，畿輔天理教起事，殺進紫禁城。可以說，仁宗之任期，無日不在提心弔膽中度過。滿清列帝中，論心神恍惚、不安於位的程度，除了他的孫子文宗（咸豐），當以仁宗為最。然費盡心神，到處滅火，後人對他的評價卻還沒一句好話，如這一句：“讀嘉慶二十五年之史，所差強人意，僅誅和珅一事耳”。吾人細繹此中曲折，不得不嘆息，仁宗遭遇如此不堪，都得怪他那個好大喜功、諱言災亂的老爸。誰曾想接踵治世而來的竟是這麼個世界呢？然委屈更甚於仁宗者，猶後繼有人，此人即高宗之孫、仁宗之子——宣宗（道光）。
乾隆自謂“治世”，嘉慶則被龔自珍稱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現“亂世”，那天下之“蚤夜號以求亂”的各路“才者”怎麼會答應？此亦歷史之長期合理性之一種罷。
亂世也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過來，天子也可以代天殺人。這就是天賦帝權中最重要的一項。然大概而言：一些開國之君，興起於草莽，篡奪於宮禁，不得已親自動手殺人；以及一些性情殘忍，視法製程序為虛設的暴君，偶嘗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過親手殺人經驗的帝王，史上並不多見。宣宗拜天理教之賜，得以廁身於此一稀見行列；且不殺則已，一殺，便殺了一雙。事情發生在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養心殿外與旻寧（那會兒還不能稱宣宗）邂逅，旻寧“槍斃二賊，餘賊潰散，亂始平”。事聞，文宗表揚他“忠孝兼備”，賜封“智親王”，順便將他的火槍賜名為“威烈”。除了這次“殺賊”，宣宗繼位後還有一次“殺人”經驗。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立招值班侍衛王入宮，親授寶刀，令太監帶路至某宮某室，於床上取一宮眷首級來復命。為什麼殺，殺了誰；已不可考。然欽賜寶刀，又命提頭來見，此與親自動手無甚區別。即此觀之，宣宗之性格頗有幾分俠動之氣，似與舊史定論所謂“恭儉寬仁，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語，其為褒義抑為貶辭，視語境而定。如，蕭規曹隨，曹參即“守成”者，此可謂褒。而宣宗繼統為政，不論國內之民亂，單說鴉片戰爭之割地賠款，即已是“守成”失敗。而《清史稿》猶稱之為“守成令主”，則知其為委婉的批評，而非實在的讚許。且《清史稿》論其處理鴉片戰爭一事，曰：“當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繼之以畏葸，遂遺宵旰之憂。所謂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則又是“為尊者諱”的曲筆。蓋“先之以操切”者，並非“當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對“夷人”的態度，雖非抱有極度狹隘的“民族主義”，如其孫穆宗（同治）然，而論“懷柔遠人”手段之圓滑，則遠遜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屢見於親筆批答之硃諭。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則徐擊毀英艦，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則徐折內建議：“（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盡許回頭”，宣宗不以為然，批曰：“不應如此，恐失體制”。此種舉動，難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誰“繼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於粵，乃轉道浙江，陷定海，並駛臨大沽口，又游弋於山東、奉天間。宣宗竟以此歸罪則徐，曰：“不但終無實際，又生出許多波瀾。思之何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則徐不過兩廣總督，浙江、直隸等地戰守，他如何負責？隨即詔革則徐職，代以琦善，並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經過或停泊，不必開放槍炮。此後事態發展，眾所周知，毋庸贅述。不謂宣宗“畏葸”，可乎？欲戰，則修守備、調兵將、籌糧餉；欲和，則派代表、講政策、開會議。世間最誤事者，莫過於在和戰之間搖擺不定：始則不揣己力、不明敵勢，一味孟浪求戰，偶獲小勝，便志得意滿，謂蕞爾小夷不足平；一遇挫敗，則又方寸大亂，甘詞厚幣，腆顏求和；和議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鴕鳥，只要“夷人”不來聒噪寡人，寡人便當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緒不佳，忍無可忍，便又來一個浪戰-戰敗-求和的循環。此後，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庚子對各國宣戰諸役，莫非如此辦法，亦莫非如此結局。“先之以操切，繼之以畏葸”，宣宗既開了這個壞頭，其後，吾國近代史遂以“被侮辱與被損害”為基本調性，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宣宗雖逃不掉“操切”與“畏葸”的指責，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亂世”，以至誤國、辱國乃至亡國，這份責任卻不能由他一人承擔。拙撰前述八旗流變，以謂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國體蛻變為特權福利體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從活潑健悍之民族蛻化為顢頇無能的莠民；而此次戰爭自則徐撤職後，委任大臣俱為旗籍，事情辦得一塌糊塗，恰可應驗“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這句評語。孟森則說得更為直接：“是役也，為滿洲勛貴無一成材之試驗。二百年控制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於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據此，則應將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盡革旗權、獨尊君主的清胤禛，拉來同綁。而在乾隆一朝養成並茁壯終至乎不可收拾的貪賄、矇混的官場作風，則是造成“滿洲勛貴（乃至所有高官）無一成材”此一惡果的催化劑，因此，清高宗也應一併論罪。有此三大巨頭頂罪，宣宗倒可以從犯之身減等服刑。太宗、胤禛事跡既如前述，請略述乾隆朝士風宦習之劣，以為宣宗減刑地步。
乾隆自謂“治世”，嘉慶則被龔自珍稱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現“亂世”，那天下之“蚤夜號以求亂”的各路“才者”怎麼會答應？此亦歷史之長期合理性之一種罷。
亂世也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過來，天子也可以代天殺人。這就是天賦帝權中最重要的一項。然大概而言：一些開國之君，興起於草莽，篡奪於宮禁，不得已親自動手殺人；以及一些性情殘忍，視法製程序為虛設的暴君，偶嘗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過親手殺人經驗的帝王，史上並不多見。宣宗拜天理教之賜，得以廁身於此一稀見行列；且不殺則已，一殺，便殺了一雙。事情發生在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養心殿外與旻寧（那會兒還不能稱宣宗）邂逅，旻寧“槍斃二賊，餘賊潰散，亂始平”。事聞，文宗表揚他“忠孝兼備”，賜封“智親王”，順便將他的火槍賜名為“威烈”。除了這次“殺賊”，宣宗繼位後還有一次“殺人”經驗。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立招值班侍衛王入宮，親授寶刀，令太監帶路至某宮某室，於床上取一宮眷首級來復命。為什麼殺，殺了誰；已不可考。然欽賜寶刀，又命提頭來見，此與親自動手無甚區別。即此觀之，宣宗之性格頗有幾分俠動之氣，似與舊史定論所謂“恭儉寬仁，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語，其為褒義抑為貶辭，視語境而定。如，蕭規曹隨，曹參即“守成”者，此可謂褒。而宣宗繼統為政，不論國內之民亂，單說鴉片戰爭之割地賠款，即已是“守成”失敗。而《清史稿》猶稱之為“守成令主”，則知其為委婉的批評，而非實在的讚許。且《清史稿》論其處理鴉片戰爭一事，曰：“當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繼之以畏葸，遂遺宵旰之憂。所謂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則又是“為尊者諱”的曲筆。蓋“先之以操切”者，並非“當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對“夷人”的態度，雖非抱有極度狹隘的“民族主義”，如其孫穆宗（同治）然，而論“懷柔遠人”手段之圓滑，則遠遜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屢見於親筆批答之硃諭。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則徐擊毀英艦，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則徐折內建議：“（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盡許回頭”，宣宗不以為然，批曰：“不應如此，恐失體制”。此種舉動，難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誰“繼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於粵，乃轉道浙江，陷定海，並駛臨大沽口，又游弋於山東、奉天間。宣宗竟以此歸罪則徐，曰：“不但終無實際，又生出許多波瀾。思之何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則徐不過兩廣總督，浙江、直隸等地戰守，他如何負責？隨即詔革則徐職，代以琦善，並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經過或停泊，不必開放槍炮。此後事態發展，眾所周知，毋庸贅述。不謂宣宗“畏葸”，可乎？欲戰，則修守備、調兵將、籌糧餉；欲和，則派代表、講政策、開會議。世間最誤事者，莫過於在和戰之間搖擺不定：始則不揣己力、不明敵勢，一味孟浪求戰，偶獲小勝，便志得意滿，謂蕞爾小夷不足平；一遇挫敗，則又方寸大亂，甘詞厚幣，腆顏求和；和議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鴕鳥，只要“夷人”不來聒噪寡人，寡人便當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緒不佳，忍無可忍，便又來一個浪戰-戰敗-求和的循環。此後，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庚子對各國宣戰諸役，莫非如此辦法，亦莫非如此結局。“先之以操切，繼之以畏葸”，宣宗既開了這個壞頭，其後，吾國近代史遂以“被侮辱與被損害”為基本調性，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宣宗雖逃不掉“操切”與“畏葸”的指責，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亂世”，以至誤國、辱國乃至亡國，這份責任卻不能由他一人承擔。拙撰前述八旗流變，以謂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國體蛻變為特權福利體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從活潑健悍之民族蛻化為顢頇無能的莠民；而此次戰爭自則徐撤職後，委任大臣俱為旗籍，事情辦得一塌糊塗，恰可應驗“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這句評語。孟森則說得更為直接：“是役也，為滿洲勛貴無一成材之試驗。二百年控制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於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據此，則應將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盡革旗權、獨尊君主的清胤禛，拉來同綁。而在乾隆一朝養成並茁壯終至乎不可收拾的貪賄、矇混的官場作風，則是造成“滿洲勛貴（乃至所有高官）無一成材”此一惡果的催化劑，因此，清高宗也應一併論罪。有此三大巨頭頂罪，宣宗倒可以從犯之身減等服刑。太宗、胤禛事跡既如前述，請略述乾隆朝士風宦習之劣，以為宣宗減刑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