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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亦不及要領，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漸，或三歲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誅心大法，此法非吾國獨有，然論此法之百代相傳、發揚光大、愈演愈烈，則四海以內、萬國之林，似無出吾國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過得好好的，你憑什麼就憂憤啊、思慮啊、要作為啊、要講廉恥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給你治，病得不輕給你慢慢治，三年也罷，十年百年也罷，不把你給治好了，還真對不起這誅心大法。當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沒了。因此：“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條，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來臨。左等右等，等不來治世，他心一橫，便日思夜盼以求亂世了。亂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機會發揮他的聰明才智，至於隨亂世而來的血海骨山、拋妻別子，便匪所思存、無暇計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評終是寓言體，而非觀點鮮明的時評。孔子說：“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人翻開歷史書，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寫下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蓮教便已做過一樁“深切著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結束衰世，實已迎來了亂世。
治世乎
清聖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孫高宗（乾隆）踐阼之初，便發下大願：“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紀年之數”。這算是孝道之一種；例如，老爸在世沒嘗過冰淇淋的滋味，兒子有機會吃，按理即當拒絕——否則，口體之享受“有加於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勢禁，也有拒絕不了的時候，這時，就得痛哭流涕，說幾句傷心的話，這才好掄圓了猛吃。九五之尊，其滋味遠勝於冰淇淋，因此，高宗執政六十年一滿，雖然實踐了諾言，將寶位傳給嗣子仁宗（嘉慶），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還是做不到。於是，“自稱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為頤養高年計也。是以傳位之後，朕日親訓政”。這個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來，是為了表示對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則是服從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這麼一來，繼任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調整心態了。若仍為皇子，那就什麼事都好說，自有一套皇子的規矩照著做；可名義上做了皇帝，卻又得不著皇帝的實權，上面壓著個太上皇，邊上還有個和中堂（珅），名實不符，故步全失，進退為難，情何以堪？基層群眾往上看，全是領導，雖有大小之別，究屬同一本質，不太容易看清大小各位領導的苦衷；而一直在高層徘徊的領導們，則深深知道排名這個東西，一位之差，幾若天壤。第一就是第一，除了第一，什麼都不是。皇帝是什麼？皇帝是“予一人”也，要是這“予一人”邊上並排站著人，甚至上面還坐著人，那叫什麼皇帝？以故，自高宗內禪到駕崩這三年多時間，仁宗過著一種“動心忍性”的生活。做人難，做接班人最難。君不見林副統帥“動心忍性”的涵養功夫太差，接班人做不下去，索性坐飛機一頭撞死在大漠？吾人平頭百姓哪裡體會得到這種不勝寒的高樓滋味？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氣了。怎麼講呢？高宗認為，在他治下，大清國版圖擴充、人民安定，是個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實際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蓮教就一直沒消停過；嘉慶元年正月初一舉行內禪大典，二十餘日後，四川、湖北便發生教眾暴動，其勢且蔓延不止；此時前後，貴州苗疆也釀發大亂。就憑這兩件大事，高宗晚年，怎麼稱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將之視為癬疥之疾，說什麼“朕追隨列祖在天之靈，庶無遺憾”。仁宗要是隨聲附和說前朝是治世，那兩大股“逆賊”算怎麼回事呢，難道說是自己是掃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亂世？所以，他沒辦法跟他爸客氣，他得撇清。
當然，要撇清，還得注意手法，畢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魯雪夫那樣翻臉不認人搞什麼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發過寫一份《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頭。高宗薨，國史館的《高宗實錄》便修訂完畢，請仁宗審定。其時，仁宗正為如何處理老爸的“政治遺產”——“苗亂”和“教匪”——大傷腦筋，看到《實錄》裡面全都是歌功頌德的肉麻話，特別生氣，便想讓史官修改一下。紀昀測其意，以言諷之，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請臣為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仁宗一聽，想：也是啊，入土為安，人死為大，損幾句老爺子又有什麼用呢。遂曰：“然則朕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這麼一來，既推恩其父，則不得不問責其臣，黑鍋總得有人背嘛。於是，有這麼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天威遠震，武功十全。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部落，無不立奏蕩平；從無經歷有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兩之多，而尚未蕆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為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行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
“戮其心”者，就是誅心大法，此法非吾國獨有，然論此法之百代相傳、發揚光大、愈演愈烈，則四海以內、萬國之林，似無出吾國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過得好好的，你憑什麼就憂憤啊、思慮啊、要作為啊、要講廉恥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給你治，病得不輕給你慢慢治，三年也罷，十年百年也罷，不把你給治好了，還真對不起這誅心大法。當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沒了。因此：“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條，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來臨。左等右等，等不來治世，他心一橫，便日思夜盼以求亂世了。亂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機會發揮他的聰明才智，至於隨亂世而來的血海骨山、拋妻別子，便匪所思存、無暇計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評終是寓言體，而非觀點鮮明的時評。孔子說：“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人翻開歷史書，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寫下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蓮教便已做過一樁“深切著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結束衰世，實已迎來了亂世。
治世乎
清聖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孫高宗（乾隆）踐阼之初，便發下大願：“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紀年之數”。這算是孝道之一種；例如，老爸在世沒嘗過冰淇淋的滋味，兒子有機會吃，按理即當拒絕——否則，口體之享受“有加於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勢禁，也有拒絕不了的時候，這時，就得痛哭流涕，說幾句傷心的話，這才好掄圓了猛吃。九五之尊，其滋味遠勝於冰淇淋，因此，高宗執政六十年一滿，雖然實踐了諾言，將寶位傳給嗣子仁宗（嘉慶），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還是做不到。於是，“自稱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為頤養高年計也。是以傳位之後，朕日親訓政”。這個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來，是為了表示對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則是服從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這麼一來，繼任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調整心態了。若仍為皇子，那就什麼事都好說，自有一套皇子的規矩照著做；可名義上做了皇帝，卻又得不著皇帝的實權，上面壓著個太上皇，邊上還有個和中堂（珅），名實不符，故步全失，進退為難，情何以堪？基層群眾往上看，全是領導，雖有大小之別，究屬同一本質，不太容易看清大小各位領導的苦衷；而一直在高層徘徊的領導們，則深深知道排名這個東西，一位之差，幾若天壤。第一就是第一，除了第一，什麼都不是。皇帝是什麼？皇帝是“予一人”也，要是這“予一人”邊上並排站著人，甚至上面還坐著人，那叫什麼皇帝？以故，自高宗內禪到駕崩這三年多時間，仁宗過著一種“動心忍性”的生活。做人難，做接班人最難。君不見林副統帥“動心忍性”的涵養功夫太差，接班人做不下去，索性坐飛機一頭撞死在大漠？吾人平頭百姓哪裡體會得到這種不勝寒的高樓滋味？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氣了。怎麼講呢？高宗認為，在他治下，大清國版圖擴充、人民安定，是個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實際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蓮教就一直沒消停過；嘉慶元年正月初一舉行內禪大典，二十餘日後，四川、湖北便發生教眾暴動，其勢且蔓延不止；此時前後，貴州苗疆也釀發大亂。就憑這兩件大事，高宗晚年，怎麼稱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將之視為癬疥之疾，說什麼“朕追隨列祖在天之靈，庶無遺憾”。仁宗要是隨聲附和說前朝是治世，那兩大股“逆賊”算怎麼回事呢，難道說是自己是掃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亂世？所以，他沒辦法跟他爸客氣，他得撇清。
當然，要撇清，還得注意手法，畢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魯雪夫那樣翻臉不認人搞什麼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發過寫一份《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頭。高宗薨，國史館的《高宗實錄》便修訂完畢，請仁宗審定。其時，仁宗正為如何處理老爸的“政治遺產”——“苗亂”和“教匪”——大傷腦筋，看到《實錄》裡面全都是歌功頌德的肉麻話，特別生氣，便想讓史官修改一下。紀昀測其意，以言諷之，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請臣為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仁宗一聽，想：也是啊，入土為安，人死為大，損幾句老爺子又有什麼用呢。遂曰：“然則朕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這麼一來，既推恩其父，則不得不問責其臣，黑鍋總得有人背嘛。於是，有這麼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天威遠震，武功十全。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部落，無不立奏蕩平；從無經歷有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兩之多，而尚未蕆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為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行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