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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漢之間還有一宗不平等，則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別由宗人府、內務府、各地通事廳管轄（或先行審訊），而逸出國家司法體系之外，在旗、民發生糾紛時，其理訟、量刑將不可避免庇護旗人，引致漢人不滿。尤令人憤憤不平者，則是旗人在刑罰執行方面亦有優待。如，旗人犯法依律當充軍、流放、坐監者，可以帶枷示眾代替：漢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滿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帶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漢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帶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毆死有服卑幼”，漢人例由刑部“匯題”（成批辦理），皇帝泛覽一過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則須逐案“請旨定奪，不得概入匯題”。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孫陣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謀反、殺父等“十惡”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嘗因出征負有重傷，或軍前效力有據，“亦准免死一次”。這麼一通融，絕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滿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響平頭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漢族的曠男怨女亦應無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國有”國民也勉強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卻可“免死一次”，豈不太過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這種特權的人竟有數十萬之多，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錢穆總結清代的民族政策，謂其主要特色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其語蓋為康熙五十一年上諭“永不加賦”之旨而發。雖然此項“德政”已被諸多史家、經濟學家共同判定為徒有虛名，此後清廷行政，不僅不能保持低稅費，反而在實際上加深了人民負擔，然其立法之初心實無可指摘。但是，根據上述惡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漢人須以來生為注，方有資格參與這場慘澹賭局；雖不必旗人個個嗜殺，然已導致無辜漢民午夜夢回，便須提醒自己無論何事，務必忍氣吞聲，切不可與在旗之人較一短長，以免血光之災。此情此景，不必身歷親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氣沮傷心也。這難道也算是“討好民眾”麼！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閹除後，僅餘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權的八旗制度，雖然令統治集團內部的執政風險減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讓皇室擁有了數百萬的鐵桿支持者，但是，這個制度卻不但深深傷害了“士大夫”，也狠狠傷害了國中絕大多數非旗籍“民眾”。由此，我們似可明白：為什麼清朝覆亡時“殉國”的人數那麼少，堪稱史上少見；為什麼辛亥革命時，“叛軍”就憑著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顛覆政權；為什麼民國成立，喊一聲剪辮子，全國民眾踴躍響應，似乎一夜之間便完全忘記了三十年前對“長毛”的鄙視。由此上溯，我們更可以明白：為什麼道光政局的特點是“萬馬齊喑”；為什麼鴉片戰爭時期喪權辱國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為什麼道光末一個小縣城的暴動，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掀起那麼大的波瀾；為什麼同治中興的名臣名將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為什麼甲午海戰後，旗籍勢力捲土重來，甫一動作，便陷於亡國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龔自珍是個酷評家。嘉慶二十、二十一年間，他寫了二十幾篇酷評，稱《乙丙之際著（塾）議》，第九篇討論治世與衰世，出語冷峭，堪稱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認為，所謂治世，所謂衰世，光從表象是看不出來。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樹義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樂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國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樂”的表現形式。這個道理不難明白，讀者諸君去圖書館找一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報要刊，擇其頭版首篇，盥手焚香，大聲誦讀；或購買幾張樣板戲的影碟，搖頭晃腦，隨聲附和，必也居然有身處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會拈出一個“才”字，展開評論。治世與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質卻迥然有別，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無才。不僅廟堂、邊閫無才相才將，即士農工商各界亦無才人，甚至，連小人都沒了小聰明，全是一幫鈍賊蠢盜，如坊間電影所謂“技術含量太低”也。然則，世之治與不治，究視乎其人之才與不才；那麼，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個遺傳學問題：與“才”有關的基因都發生突變，遂生出滿世界的無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說：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
原來，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項資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嗇，不論治世衰世，都會生出一批才士與才民。而世之有時而治，有時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說，人盡其才。衰世呢？則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所謂“戮之”，不是說肉體上消滅，而是在精神上進行摧殘，只要寫帖子罵他、戴帽子壓他、斜著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閹除後，僅餘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權的八旗制度，雖然令統治集團內部的執政風險減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讓皇室擁有了數百萬的鐵桿支持者，但是，這個制度卻不但深深傷害了“士大夫”，也狠狠傷害了國中絕大多數非旗籍“民眾”。由此，我們似可明白：為什麼清朝覆亡時“殉國”的人數那麼少，堪稱史上少見；為什麼辛亥革命時，“叛軍”就憑著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顛覆政權；為什麼民國成立，喊一聲剪辮子，全國民眾踴躍響應，似乎一夜之間便完全忘記了三十年前對“長毛”的鄙視。由此上溯，我們更可以明白：為什麼道光政局的特點是“萬馬齊喑”；為什麼鴉片戰爭時期喪權辱國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為什麼道光末一個小縣城的暴動，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掀起那麼大的波瀾；為什麼同治中興的名臣名將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為什麼甲午海戰後，旗籍勢力捲土重來，甫一動作，便陷於亡國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龔自珍是個酷評家。嘉慶二十、二十一年間，他寫了二十幾篇酷評，稱《乙丙之際著（塾）議》，第九篇討論治世與衰世，出語冷峭，堪稱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認為，所謂治世，所謂衰世，光從表象是看不出來。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樹義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樂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國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樂”的表現形式。這個道理不難明白，讀者諸君去圖書館找一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報要刊，擇其頭版首篇，盥手焚香，大聲誦讀；或購買幾張樣板戲的影碟，搖頭晃腦，隨聲附和，必也居然有身處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會拈出一個“才”字，展開評論。治世與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質卻迥然有別，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無才。不僅廟堂、邊閫無才相才將，即士農工商各界亦無才人，甚至，連小人都沒了小聰明，全是一幫鈍賊蠢盜，如坊間電影所謂“技術含量太低”也。然則，世之治與不治，究視乎其人之才與不才；那麼，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個遺傳學問題：與“才”有關的基因都發生突變，遂生出滿世界的無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說：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
原來，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項資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嗇，不論治世衰世，都會生出一批才士與才民。而世之有時而治，有時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說，人盡其才。衰世呢？則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所謂“戮之”，不是說肉體上消滅，而是在精神上進行摧殘，只要寫帖子罵他、戴帽子壓他、斜著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