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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吃驚地看著他。
“我上過大學，”他說，“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能讀書寫字。”
“α粒子，”她說。
安德斯對著電話筒說話。“我是安德斯，幹掉他，”他說，“我馬上要一輛車來大學醫院。我們可能會遇到即將發生的輻射危險。人們及其周圍的環境可能被一種α釋放物Pu-239污染。”他聽著，隨後又看看羅斯，“有爆炸的可能嗎?”
“沒有。”她說。
“不會爆炸。”安德斯說完又聽了聽。“好吧，我明白了。你儘快派他們過來。”
他掛上電話。羅斯說：“你不介意把現在發生的一切告訴我吧?”
“電話公司複查了那條線路，”安德斯說，“他們確認本森打電話的時候，沒有電話打進研究室來，一個電話也沒有。”
羅斯不解地眨眨眼睛。
“沒錯，”安德斯說，“他一定是在醫院裡的什麼地方打的電話。”
羅斯從四樓的窗口朝外望著停車場，安德斯對至少二十個警察發出了命令。一半警察去了醫院主樓，其餘留守在外面，他們被分成了幾個小組，一邊抽菸一邊輕聲交談著。這時，爆破小組的一輛白色裝運車隆隆地駛了過來，三個穿著灰色的像是金屬套裝的人笨拙地走了出來。安德斯同他們簡短他說了幾句，他們幾個點點頭，留在車旁，打開一種很奇怪的設備。
安德斯往回朝研究室走去。
格哈得和她一起看著這些準備工作。“本森不會成功的。”他說。
“我知道，”她說，“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麼辦法繳下他的武器，或者使他喪失行動能力。我們能做一隻手提式微波發射器嗎?”
“這我想過，”格哈得說，“但它不安全，你無法真正預測它對本森的裝備的影響，而且你知道它將使醫院裡其他病人身上的心臟起搏器出現混亂。”
“難道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嗎?”
格哈得搖搖頭。
“一定有什麼辦法。”
他仍然搖搖頭。“另外，”他說，“很快就會出現環境合體現象。”
“理論上講是這樣。”
格哈得聳聳肩膀。
環境合體是研究室發展部的設想之一。這個設想觀點簡單，卻意義深遠。它發端於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事實：大腦受環境的影響。環境產生經歷，經歷變成記憶、態度及習慣——這些都是被迫譯進腦細胞神經通道之中的東西。這些通道是以某種化學的或是電的方式固定的。就像一個普通工人的身體是按其從事的工作變化的，一個人的大腦也根據其以往的經歷發生變化。而這變化就像工人身上的老繭一樣，在經歷結束後繼續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腦吸收以往的環境。我們的大腦便是以往種種經歷的總和——而這些經曆本身早已成為過去。這意味著病因和治癒不是一回事。行為失調的病因可能在於孩提時代的經歷，但我們無法通過消除病因來治癒這種失調，因為病因早已隨著成年而消失。治癒的方法只能來自其它方面。正如發展部的人所說的那樣，“一恨火柴會引起大火，但一旦大火燃燒起來，滅了火柴並不能滅掉大火。問題的關鍵已不是火柴，而是大火”。
至於本森，他已經歷了由移植的計算機發出的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強烈刺激。刺激通過提供新的經歷及新的前景影響了他的大腦。總有一個新的環境在被大腦吸收進去，很快就變得不可能來預測大腦將作如何反應，因為它已不再是本森原來的大腦了——它已成為一個新的大腦，成為新經歷的產物。
安德斯走進房間。“我們準備好了，”他說。
“我都看到了。”
“地下室的每個人口我們都派兩個人把守，前門兩個人，急診室兩個人，三架電梯也各有兩人把守。病人護理的幾層樓我們沒有派人去，我們不想在那些地方惹麻煩。”
你想得真周到，她心裡想，但嘴上什麼也沒說。
安德斯看看手錶。“十二點四十分，”他說，“我想應該有人帶我去看看主計算機了。”
“它在地下室。”她說著朝主樓點點頭。“在那兒。”
“你能帶我去嗎?”
“當然，”她說。她真的不在乎。她對自己影響事情結果的能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意識到她正處在一個不可抗拒的過程的控制之中，這個過程涉及許多人和過去的許多決定。要發生的事情總是要發生的。
她和安德斯一起沿走廊而去，她發覺自己正想著克雷爾大太。真是奇怪，她已經有好幾年沒想到克雷爾太太了。埃米莉·克雷爾是好幾年前她當住院精神病科醫生時的第一個病人。那婦人當時五十歲，孩子已長大成人，她丈夫厭倦她，她精神壓抑，想自殺。珍妮特·羅斯以一種個人的責任感接收了這個病人。她當時還年輕，急於求成。她像一位正在作戰的將軍，同克雷爾太大的自殺衝動作戰——調集各種資源、制訂戰略部署、修訂和更新戰鬥計劃。她照管克雷爾太太，幫助她度過了兩次未遂的自殺企圖。
“我上過大學，”他說，“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能讀書寫字。”
“α粒子，”她說。
安德斯對著電話筒說話。“我是安德斯，幹掉他，”他說，“我馬上要一輛車來大學醫院。我們可能會遇到即將發生的輻射危險。人們及其周圍的環境可能被一種α釋放物Pu-239污染。”他聽著，隨後又看看羅斯，“有爆炸的可能嗎?”
“沒有。”她說。
“不會爆炸。”安德斯說完又聽了聽。“好吧，我明白了。你儘快派他們過來。”
他掛上電話。羅斯說：“你不介意把現在發生的一切告訴我吧?”
“電話公司複查了那條線路，”安德斯說，“他們確認本森打電話的時候，沒有電話打進研究室來，一個電話也沒有。”
羅斯不解地眨眨眼睛。
“沒錯，”安德斯說，“他一定是在醫院裡的什麼地方打的電話。”
羅斯從四樓的窗口朝外望著停車場，安德斯對至少二十個警察發出了命令。一半警察去了醫院主樓，其餘留守在外面，他們被分成了幾個小組，一邊抽菸一邊輕聲交談著。這時，爆破小組的一輛白色裝運車隆隆地駛了過來，三個穿著灰色的像是金屬套裝的人笨拙地走了出來。安德斯同他們簡短他說了幾句，他們幾個點點頭，留在車旁，打開一種很奇怪的設備。
安德斯往回朝研究室走去。
格哈得和她一起看著這些準備工作。“本森不會成功的。”他說。
“我知道，”她說，“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麼辦法繳下他的武器，或者使他喪失行動能力。我們能做一隻手提式微波發射器嗎?”
“這我想過，”格哈得說，“但它不安全，你無法真正預測它對本森的裝備的影響，而且你知道它將使醫院裡其他病人身上的心臟起搏器出現混亂。”
“難道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嗎?”
格哈得搖搖頭。
“一定有什麼辦法。”
他仍然搖搖頭。“另外，”他說，“很快就會出現環境合體現象。”
“理論上講是這樣。”
格哈得聳聳肩膀。
環境合體是研究室發展部的設想之一。這個設想觀點簡單，卻意義深遠。它發端於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事實：大腦受環境的影響。環境產生經歷，經歷變成記憶、態度及習慣——這些都是被迫譯進腦細胞神經通道之中的東西。這些通道是以某種化學的或是電的方式固定的。就像一個普通工人的身體是按其從事的工作變化的，一個人的大腦也根據其以往的經歷發生變化。而這變化就像工人身上的老繭一樣，在經歷結束後繼續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腦吸收以往的環境。我們的大腦便是以往種種經歷的總和——而這些經曆本身早已成為過去。這意味著病因和治癒不是一回事。行為失調的病因可能在於孩提時代的經歷，但我們無法通過消除病因來治癒這種失調，因為病因早已隨著成年而消失。治癒的方法只能來自其它方面。正如發展部的人所說的那樣，“一恨火柴會引起大火，但一旦大火燃燒起來，滅了火柴並不能滅掉大火。問題的關鍵已不是火柴，而是大火”。
至於本森，他已經歷了由移植的計算機發出的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強烈刺激。刺激通過提供新的經歷及新的前景影響了他的大腦。總有一個新的環境在被大腦吸收進去，很快就變得不可能來預測大腦將作如何反應，因為它已不再是本森原來的大腦了——它已成為一個新的大腦，成為新經歷的產物。
安德斯走進房間。“我們準備好了，”他說。
“我都看到了。”
“地下室的每個人口我們都派兩個人把守，前門兩個人，急診室兩個人，三架電梯也各有兩人把守。病人護理的幾層樓我們沒有派人去，我們不想在那些地方惹麻煩。”
你想得真周到，她心裡想，但嘴上什麼也沒說。
安德斯看看手錶。“十二點四十分，”他說，“我想應該有人帶我去看看主計算機了。”
“它在地下室。”她說著朝主樓點點頭。“在那兒。”
“你能帶我去嗎?”
“當然，”她說。她真的不在乎。她對自己影響事情結果的能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意識到她正處在一個不可抗拒的過程的控制之中，這個過程涉及許多人和過去的許多決定。要發生的事情總是要發生的。
她和安德斯一起沿走廊而去，她發覺自己正想著克雷爾大太。真是奇怪，她已經有好幾年沒想到克雷爾太太了。埃米莉·克雷爾是好幾年前她當住院精神病科醫生時的第一個病人。那婦人當時五十歲，孩子已長大成人，她丈夫厭倦她，她精神壓抑，想自殺。珍妮特·羅斯以一種個人的責任感接收了這個病人。她當時還年輕，急於求成。她像一位正在作戰的將軍，同克雷爾太大的自殺衝動作戰——調集各種資源、制訂戰略部署、修訂和更新戰鬥計劃。她照管克雷爾太太，幫助她度過了兩次未遂的自殺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