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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種領導方式的改變，是否可以看作是史達林在潛意識中對共產國際歷史價值認識的一個變化呢？共產國際這種領導方式的變化，其結果必然是削弱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實際是削弱史達林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換個角度也就是說，在史達林的戰略考慮中，共產國際所具有的戰略地位和戰略作用是逐漸下降的，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蘇聯應對國際形勢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了。
第二，在時機選擇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蘇德關係明顯惡化，史達林不能不做應對戰爭的準備。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為避免形成德國和其盟國日本東西夾擊的局面，蘇聯與日本在4月13日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也是為此目的的一個措施。聯繫此後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日丹諾夫、扎哈羅維奇等討論關於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時的談話，史達林分化德國與日本的關係的目的是比較明確的：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所有反共產國際的公約將一下子失去基礎”，從而可減少日本與德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可能性。當然，此舉也有影響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黨和蘇聯的看法的用意，通過這一步驟，“資產階級將失去他們所說的共產黨人服從於某一外國中心，也就是說他們是懪淹綊這樣一張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蘇聯在外交關係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雖然蘇聯取得了史達林格勒戰役的重大勝利，但戰爭的形勢仍很嚴峻，需要盟國的大力援助；二是，擬議中的第二條戰線遲遲不得開闢，蘇聯獨立承擔著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重擔。從減輕蘇聯的戰爭壓力，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擊潰希特勒”的期望出發，亟需推動美英開闢第二條戰線。因此需要與英美等國修好。而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領導共產國際在世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是恐懼和擔心的。史達林出此舉措，應是消除英美疑慮，改善與英美關係的一大努力。這也是他急於公布共產國際解散文件，共產國際在一個月間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國際情報組織與中共情報組織的合作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情報工作也就同國際情報界有了聯繫。
中共是共產國際情報局的一員，中共與共產國際本來也有情報交換關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國際已經不滿足於由中共提交中國戰場情報，而是要在中國各地建立直屬自己的情報網。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培訓一些中國籍的情報人員，在遠東戰場收集日本情報。正好，西路軍到達新疆的殘部，正在進行現代軍事技術的培訓，中共就答應從中挑選人才。陳雲和鄧發從這四百多人中挑選12人，送到蘇聯培訓。後來，這些人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各地的淪陷區，秘密從事情報工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諸多貢獻。儘管這些中共黨員奉命服從共產國際領導，不與中共組織發生橫向關係，但是，出於中國人的愛國之心，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主動與中共情報部門聯絡，為祖國提供抗日情報。
蘭州還有一個“聯共情報組”。
為了爭取蘇聯援華抗日，國民黨政府允許蘇聯在中國一些城市建立外交、軍事代表處。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孫平）是蘇軍情報人員，要求中共協助成立“聯共情報組”。雙方商定，由蘇方提供經費、電台，中方選擇人員，組長由俞鳴九（肖項平）擔任。俞鳴九在蘭州市區的益民路（現慶陽路）開設一家“皋記商行”，自任經理，由地下黨員秦玉麟任副經理，情報組成員有羅靜宜（女）、杜漢三、盧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陳本身、劉興蘭（女）等人。情報組需要能夠打入國民黨部隊的人。伍修權與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商議，推薦了鄧寶珊部隊的一個連長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進步，積極抗日，曾經帶兵強迫定西縣長釋放關押的西路軍戰士，此時正要求到延安學習。伍修權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進國民黨中央軍校七分校軍官班受訓半年，這樣，王新潮就算進入國民黨軍隊的嫡系“黃埔軍校”。而後，通過關係擔任鄧寶珊部隊的新一軍留守參謀。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聯共（蘇聯共產黨），正式成為“聯共情報組”成員，負責領導代號“烈士”的秘密電台，直接與莫斯科通報。
王新潮在鄧寶珊部隊人頭很熟，到處交朋友，拉關係，搞到許多重要情報。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軍事部署、河西國防工事計劃、西北五省軍事詳圖、西安城南軍事地圖，國民黨陸軍師以上部隊編制表、團以上部隊駐地表，國民黨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三大特務系統在蘭州的分支機構及其活動，都被王新潮搞到。這些情報或是由王新潮交給八辦再轉給蘇方，或是由王新潮的電台發給莫斯科再轉給中共。
王新潮繼俞鳴九之後擔任“聯共情報組”組長，一直堅持到第三次國內戰爭勝利。中方與蘇方協商，將蘭州“聯共情報組”的中方人員移交給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王新潮也成為邊保一科科員。後來擔任蘭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甘肅省司法廳副廳長。
延安城邊的小砬溝，靠近中央警衛團駐地的地方，有一個“農村工作部”的機構。這個部的部長叫吳德峰，副部長是帥孟奇。她由任弼時直接領導。農村工作部不是農業機構，而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聯繫的機構。延安也有蘇軍情報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駐地棗園，對外用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的名義。
第二，在時機選擇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蘇德關係明顯惡化，史達林不能不做應對戰爭的準備。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為避免形成德國和其盟國日本東西夾擊的局面，蘇聯與日本在4月13日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也是為此目的的一個措施。聯繫此後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日丹諾夫、扎哈羅維奇等討論關於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時的談話，史達林分化德國與日本的關係的目的是比較明確的：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所有反共產國際的公約將一下子失去基礎”，從而可減少日本與德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可能性。當然，此舉也有影響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黨和蘇聯的看法的用意，通過這一步驟，“資產階級將失去他們所說的共產黨人服從於某一外國中心，也就是說他們是懪淹綊這樣一張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蘇聯在外交關係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雖然蘇聯取得了史達林格勒戰役的重大勝利，但戰爭的形勢仍很嚴峻，需要盟國的大力援助；二是，擬議中的第二條戰線遲遲不得開闢，蘇聯獨立承擔著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重擔。從減輕蘇聯的戰爭壓力，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擊潰希特勒”的期望出發，亟需推動美英開闢第二條戰線。因此需要與英美等國修好。而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領導共產國際在世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是恐懼和擔心的。史達林出此舉措，應是消除英美疑慮，改善與英美關係的一大努力。這也是他急於公布共產國際解散文件，共產國際在一個月間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國際情報組織與中共情報組織的合作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情報工作也就同國際情報界有了聯繫。
中共是共產國際情報局的一員，中共與共產國際本來也有情報交換關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國際已經不滿足於由中共提交中國戰場情報，而是要在中國各地建立直屬自己的情報網。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培訓一些中國籍的情報人員，在遠東戰場收集日本情報。正好，西路軍到達新疆的殘部，正在進行現代軍事技術的培訓，中共就答應從中挑選人才。陳雲和鄧發從這四百多人中挑選12人，送到蘇聯培訓。後來，這些人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各地的淪陷區，秘密從事情報工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諸多貢獻。儘管這些中共黨員奉命服從共產國際領導，不與中共組織發生橫向關係，但是，出於中國人的愛國之心，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主動與中共情報部門聯絡，為祖國提供抗日情報。
蘭州還有一個“聯共情報組”。
為了爭取蘇聯援華抗日，國民黨政府允許蘇聯在中國一些城市建立外交、軍事代表處。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孫平）是蘇軍情報人員，要求中共協助成立“聯共情報組”。雙方商定，由蘇方提供經費、電台，中方選擇人員，組長由俞鳴九（肖項平）擔任。俞鳴九在蘭州市區的益民路（現慶陽路）開設一家“皋記商行”，自任經理，由地下黨員秦玉麟任副經理，情報組成員有羅靜宜（女）、杜漢三、盧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陳本身、劉興蘭（女）等人。情報組需要能夠打入國民黨部隊的人。伍修權與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商議，推薦了鄧寶珊部隊的一個連長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進步，積極抗日，曾經帶兵強迫定西縣長釋放關押的西路軍戰士，此時正要求到延安學習。伍修權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進國民黨中央軍校七分校軍官班受訓半年，這樣，王新潮就算進入國民黨軍隊的嫡系“黃埔軍校”。而後，通過關係擔任鄧寶珊部隊的新一軍留守參謀。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聯共（蘇聯共產黨），正式成為“聯共情報組”成員，負責領導代號“烈士”的秘密電台，直接與莫斯科通報。
王新潮在鄧寶珊部隊人頭很熟，到處交朋友，拉關係，搞到許多重要情報。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軍事部署、河西國防工事計劃、西北五省軍事詳圖、西安城南軍事地圖，國民黨陸軍師以上部隊編制表、團以上部隊駐地表，國民黨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三大特務系統在蘭州的分支機構及其活動，都被王新潮搞到。這些情報或是由王新潮交給八辦再轉給蘇方，或是由王新潮的電台發給莫斯科再轉給中共。
王新潮繼俞鳴九之後擔任“聯共情報組”組長，一直堅持到第三次國內戰爭勝利。中方與蘇方協商，將蘭州“聯共情報組”的中方人員移交給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王新潮也成為邊保一科科員。後來擔任蘭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甘肅省司法廳副廳長。
延安城邊的小砬溝，靠近中央警衛團駐地的地方，有一個“農村工作部”的機構。這個部的部長叫吳德峰，副部長是帥孟奇。她由任弼時直接領導。農村工作部不是農業機構，而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聯繫的機構。延安也有蘇軍情報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駐地棗園，對外用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的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