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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他在越南意外遇見了他的老朋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戈登曼寧（Gordon Manning）。曼寧問他，擔任《洛杉磯時報》的編輯主任是一種什麼滋味？“噢，”麥卡洛克說，“就像登上了一艘巨大的，滿載著錢德勒家族的航空母艦，將身子探出船尾，頭埋在水中，手掌握著船舵。”
20世紀60年代，《洛杉磯時報》就是這樣奮爭著以圖擺脫過去的羈絆。它在華盛頓，在海外獲得的成功比本部快，給人的印象是，越靠近本部，報導就變得越加軟弱無力。在華盛頓，辦事處里全是新人，不少都是以前《先驅論壇報》的記者。不過，在加利福尼亞的最高層中，增加了兩個重要的編輯。1964年，埃德格思曼（Ed Guthman）加入該報，擔任國內編輯，兩年後，吉姆貝洛斯（Jim Bellows）成為軟性新聞的編輯主任。格思曼的到來對於以加州保守主義的調門叫囂了如此之久的報紙來說極為重要；他在須臾之間為管理的上層帶來了聲譽。20世紀50年代，他因為在《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報導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而榮獲普立茲獎。隨後，他又撰寫了關於卡車司機的重要調查報導，這些報導又將他和一位名叫羅伯特甘迺迪的年輕詐騙案調查員聯繫在一起。當約翰甘迺迪任總統時，羅伯特甘迺迪出任總檢察長，格思曼則到華盛頓任司法部的公共事務官員。60年代初奧蒂斯和博比甘迺迪成為密友，此時，格思曼開始對奧蒂斯有所了解，錢德勒對電視在新聞業里產生的影響的清醒意識給他留下了印象。格思曼本人也覺察到，在甘迺迪-尼克森辯論後，新聞界發生了變化，電視時代開始了。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出相應調整的出版商寥寥無幾，這使他大吃一驚。奧蒂斯錢德勒則與眾不同。他還向格思曼提議，如果他想找工作就給他打電話。1964年，羅伯特甘迺迪離任之際，格思曼接受了奧蒂斯錢德勒的提議。他幾乎瞬息之間給《時報》國內編輯部帶來了合法的地位。在此行業中，格思曼很受人尊敬，即便他曾為羅伯特甘迺迪做過宣傳工作，卻沒人感到他是一個宣傳員，人們認為他是一位植根於調查報導的、具有很強社會意識的人。他堅信涉足現實重大問題，而不持旁觀態度是記者的責任；同樣，努力奮進，揭露醜聞也是記者的責任。他以此形象網羅記者。有的同事稱他為鐵騎士（The Iron Duke），不過，他的朋友也認為他是一位在辯論中難以服輸的人。這一切使人不難想像，他是一位與《時報》傳說相悖的人。鮑勃多諾萬風格優雅，文采俊美，能立刻產生不凡的氣派，但他不是一位目光犀利，喜歡深究的記者，不是一位尋根追源的人，他在華盛頓的幾年中，很少激怒高級官員，雇用鮑勃多諾萬是一回事，雇用格思曼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代替立即產生的氣派的是瞬息而至的麻煩。格思曼在報紙內外都成了變化的象徵。他是報紙機構中甘迺迪的助手。開始時是康拉德，現在是格思曼。儘管在真正的關注者中間，他不是威廉斯的候補人，但是，《時報》的一些年輕記者卻立即認定他是威廉斯潛在的接班人。依照錢德勒的標準，他過於東部化（他是西部人，但是，他與甘迺迪的關係使他看上去東部化了），過於自由化，過於猶太化了。
格思曼到《時報》兩年後，尼克威廉斯招聘了另一位潛在的接班人。吉姆貝洛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最後的興旺時期中，任該報的星期天編輯。當時，該報病疴日沉，所有的記者和作者獲得的自由也隨之變得越大。按錢德勒標準，貝洛斯也同樣略顯異端，可能是太自由化了，有些方面可能過於偏頗。（巴芙錢德勒從未真正喜歡過他，他似乎也並不認真看待她。幾年後，他談起這段時期時說，他從未感到合拍，因為他認為新聞應該有趣，而錢德勒夫婦卻不以為然。）貝洛斯曾是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和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一類人的早期保護人；他是作家的編輯，他喜歡才能和風格，和才智充溢的人一起，他如魚得水，但不少編輯並不屬於這一類人。記者越有才華，越有創見，貝洛斯越高興。從第一眼印象出發，他像是潛在的主編接班人，不過，這只是一種表面的欺騙性，因為在這個疾迅變化的年代裡，他和錢德勒家族處在兩個不同的進程之中。貝洛斯是一位傲慢不恭的人，他不僅意識到60年代發生的社會變化，而且對此持同情態度。以報紙當局的看法來衡量，他變得過於極端，他改變了穿著，留起了長發。其他編輯稱他為“嬉皮士”。這對他的職業能力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在別人眼裡他成了不夠嚴肅的人物。
這樣一來，《時報》幾乎變成了多中心，兩家報紙匯成了一家。準確地說，它是由神奇的現代技術，將具有一套自己標準的新的現代東部報紙，嫁接到一家植根於另一個時代和地區的、雖然希望變化，但又陳舊保守的加州報紙之上的產物。事實上，這是在新聞界內最艱難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次移植。《洛杉磯時報》的上層結構改變了，但是，對報紙工作的壓力卻變化甚微。黑文強大有力，一如既往，他下屬的編輯並未反映格思曼和貝洛斯的意見，他們反映的是黑文和黑文的興趣。不論格思曼還是貝洛斯都未真正控制住這些編輯。報紙的這兩部分無法密切配合。當時，尼克威廉斯告訴一位朋友，洛杉磯的報紙並不真正具有掌握和編輯來自華盛頓稿件的能力。華盛頓的記者感到洛杉磯過於區域化，在不斷地遏制他們。相反，洛杉磯則對新的明星體系的氣勢和傲慢憤憤不滿，編輯人員時而咕噥出他們對東部記者或猶太記者的厭煩，所用的語言和一位美國副總統將要說出來的大同小異。
20世紀60年代，《洛杉磯時報》就是這樣奮爭著以圖擺脫過去的羈絆。它在華盛頓，在海外獲得的成功比本部快，給人的印象是，越靠近本部，報導就變得越加軟弱無力。在華盛頓，辦事處里全是新人，不少都是以前《先驅論壇報》的記者。不過，在加利福尼亞的最高層中，增加了兩個重要的編輯。1964年，埃德格思曼（Ed Guthman）加入該報，擔任國內編輯，兩年後，吉姆貝洛斯（Jim Bellows）成為軟性新聞的編輯主任。格思曼的到來對於以加州保守主義的調門叫囂了如此之久的報紙來說極為重要；他在須臾之間為管理的上層帶來了聲譽。20世紀50年代，他因為在《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報導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而榮獲普立茲獎。隨後，他又撰寫了關於卡車司機的重要調查報導，這些報導又將他和一位名叫羅伯特甘迺迪的年輕詐騙案調查員聯繫在一起。當約翰甘迺迪任總統時，羅伯特甘迺迪出任總檢察長，格思曼則到華盛頓任司法部的公共事務官員。60年代初奧蒂斯和博比甘迺迪成為密友，此時，格思曼開始對奧蒂斯有所了解，錢德勒對電視在新聞業里產生的影響的清醒意識給他留下了印象。格思曼本人也覺察到，在甘迺迪-尼克森辯論後，新聞界發生了變化，電視時代開始了。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出相應調整的出版商寥寥無幾，這使他大吃一驚。奧蒂斯錢德勒則與眾不同。他還向格思曼提議，如果他想找工作就給他打電話。1964年，羅伯特甘迺迪離任之際，格思曼接受了奧蒂斯錢德勒的提議。他幾乎瞬息之間給《時報》國內編輯部帶來了合法的地位。在此行業中，格思曼很受人尊敬，即便他曾為羅伯特甘迺迪做過宣傳工作，卻沒人感到他是一個宣傳員，人們認為他是一位植根於調查報導的、具有很強社會意識的人。他堅信涉足現實重大問題，而不持旁觀態度是記者的責任；同樣，努力奮進，揭露醜聞也是記者的責任。他以此形象網羅記者。有的同事稱他為鐵騎士（The Iron Duke），不過，他的朋友也認為他是一位在辯論中難以服輸的人。這一切使人不難想像，他是一位與《時報》傳說相悖的人。鮑勃多諾萬風格優雅，文采俊美，能立刻產生不凡的氣派，但他不是一位目光犀利，喜歡深究的記者，不是一位尋根追源的人，他在華盛頓的幾年中，很少激怒高級官員，雇用鮑勃多諾萬是一回事，雇用格思曼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代替立即產生的氣派的是瞬息而至的麻煩。格思曼在報紙內外都成了變化的象徵。他是報紙機構中甘迺迪的助手。開始時是康拉德，現在是格思曼。儘管在真正的關注者中間，他不是威廉斯的候補人，但是，《時報》的一些年輕記者卻立即認定他是威廉斯潛在的接班人。依照錢德勒的標準，他過於東部化（他是西部人，但是，他與甘迺迪的關係使他看上去東部化了），過於自由化，過於猶太化了。
格思曼到《時報》兩年後，尼克威廉斯招聘了另一位潛在的接班人。吉姆貝洛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最後的興旺時期中，任該報的星期天編輯。當時，該報病疴日沉，所有的記者和作者獲得的自由也隨之變得越大。按錢德勒標準，貝洛斯也同樣略顯異端，可能是太自由化了，有些方面可能過於偏頗。（巴芙錢德勒從未真正喜歡過他，他似乎也並不認真看待她。幾年後，他談起這段時期時說，他從未感到合拍，因為他認為新聞應該有趣，而錢德勒夫婦卻不以為然。）貝洛斯曾是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和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一類人的早期保護人；他是作家的編輯，他喜歡才能和風格，和才智充溢的人一起，他如魚得水，但不少編輯並不屬於這一類人。記者越有才華，越有創見，貝洛斯越高興。從第一眼印象出發，他像是潛在的主編接班人，不過，這只是一種表面的欺騙性，因為在這個疾迅變化的年代裡，他和錢德勒家族處在兩個不同的進程之中。貝洛斯是一位傲慢不恭的人，他不僅意識到60年代發生的社會變化，而且對此持同情態度。以報紙當局的看法來衡量，他變得過於極端，他改變了穿著，留起了長發。其他編輯稱他為“嬉皮士”。這對他的職業能力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在別人眼裡他成了不夠嚴肅的人物。
這樣一來，《時報》幾乎變成了多中心，兩家報紙匯成了一家。準確地說，它是由神奇的現代技術，將具有一套自己標準的新的現代東部報紙，嫁接到一家植根於另一個時代和地區的、雖然希望變化，但又陳舊保守的加州報紙之上的產物。事實上，這是在新聞界內最艱難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次移植。《洛杉磯時報》的上層結構改變了，但是，對報紙工作的壓力卻變化甚微。黑文強大有力，一如既往，他下屬的編輯並未反映格思曼和貝洛斯的意見，他們反映的是黑文和黑文的興趣。不論格思曼還是貝洛斯都未真正控制住這些編輯。報紙的這兩部分無法密切配合。當時，尼克威廉斯告訴一位朋友，洛杉磯的報紙並不真正具有掌握和編輯來自華盛頓稿件的能力。華盛頓的記者感到洛杉磯過於區域化，在不斷地遏制他們。相反，洛杉磯則對新的明星體系的氣勢和傲慢憤憤不滿，編輯人員時而咕噥出他們對東部記者或猶太記者的厭煩，所用的語言和一位美國副總統將要說出來的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