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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代價：《洛杉磯時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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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面不是人的格思曼
20世紀60年代中期和末期報紙不至於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尼克威廉斯個人的光彩和權威。他對新的報館人員有真切恰當的評價，他們都是他尋找和聚合在一起的人，但是，他同樣尊重原有的人員；他認為黑文是一位優秀的職業新聞人員，他強烈地感到報紙必須有它內部的平衡支架。他將各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剛好保持在不至於混亂的工作格局中，幾乎全體人員都尊重他。但是，十年中，黑文和格思曼之間始終潛伏著尖銳的緊張狀態。
60年代是富有爆炸性的十年，舊的秩序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是全面的，從種族、道德、文化、直至精神，這種狀況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十分豐富的十年。有一段時間，對於誰能界定新聞，是當權者還是街民，出現了真正的鬥爭。仿佛被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堵塞了二十年之久的社會泉流爆裂了，現存權力機構的所有因素都被逼入了守勢。這是戰後花朵的第一次真正綻開。格思曼和他的記者應時而起，為此推波助瀾。他們都是卓越的能人，唐布魯克納（Don Bruckner），才華出眾的著名記者，後來芝加哥大學的副校長，他以敏銳的感覺，細緻入微地報導了公民權；傑克納爾遜（Jack Nelson），一位強有力的、無情無畏的記者，開始追究聯邦調查局及其過火行為；斯圖爾特盧里（Stuart Loory），一位極幹練、極獨立的記者，報導了白宮。黑文既不喜歡盧里的工作，也不喜歡他的態度。實際上，黑文對時下發生的大多數事情都抱有反感。他不斷地抱怨。布魯克納寫了一篇關於芝加哥黑人的重要文章。“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印這玩意兒？那個雜種為什麼不寫點別的？”對納爾遜寫的關於聯邦調查局的文章，他說：“那個充滿偏見的雜種又幹起來了，又在追蹤權力機構。”對於盧里報導的錯綜複雜的白宮問題的文章，他說：“鬼知道這又和尼克森的話有什麼干係？”難道布魯克納除了公民權就不能寫別的了嗎？黑文問。難道納爾遜只能寫聯邦調查局？難道就沒有一點好的新聞？黑文狂吠起的作用往往比他下口咬人更厲害。只要可能，他就嚼舌根子，他手下的黑文型編輯們只要聽到老闆的抱怨，就字字句句記在心裡，只要知道他不喜歡某個記者，他們就感到可以肆無忌憚反對他，抽掉某個盧里或者某個布魯克納的文章；黑文不是保護這類記者，而是自覺不自覺地發出信號，告訴人們這些為他工作的人易於攻擊。
格思曼被夾在這個局面之中。如果黑文喜歡某個新聞事件，格思曼就向華盛頓提出要求，不過，他不附上黑文的名字，因為他不想給他的記者施加過大的壓力。他不希望這些人僅僅因為高級編輯的要求而寫某篇報導。這樣就意味著這個要求可以不被考慮，黑文本來就對自己缺乏對華盛頓辦事處的控制十分敏感，現在更使他大為光火，他感到自己被冷落忽略了，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被冷落，被忽略。同樣，格思曼常常為某篇報導直言不諱地和黑文爭論，擋住黑文的抱怨。爭論不起作用，他又將黑文的論點當做自己的發往辦事處，這樣又常常激起華盛頓辦事處的怒氣。他對雙方都分外忠誠，所以，記者們不知道他受到黑文的斥責，而黑文也不明了記者對他的壓力。黑文將他的受挫之感發泄在格思曼身上，這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過程。若干年裡，黑文一直對格思曼有點釜底抽薪，在新聞會議上抨擊他，把他的形象搞得過於自由化，強調他和其他所有人的不同之處。格思曼不是辦公室的好政治家，他漸漸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個次品，地位變得更加不穩，易受攻擊，尤其在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遇刺之後，更是如此。黑文什麼也未損失，他已經達到了他能夠企求的最高地位。他不打算成為主編，而格思曼周圍的人卻認為格思曼是可能的編輯主任，甚至是可能的主編。
在1962年的潰敗前後，《洛杉磯時報》逐漸拉開了和尼克森之間的距離。尼克森搬到紐約，從純物理的意義上說這減弱了難堪的程度，報紙慢慢向非政治化發展。奧蒂斯不是一位總統塑造者，他不喜歡那個角色，不希望接近衝突。但是，報紙仍然是共和黨的報紙，仍然存在著和尼克森的聯繫，主要是諾曼和他的聯繫。巴芙越來越不喜歡尼克森；她對政治的興趣日益淡漠，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董事會成員，她對鮑勃霍爾德曼產生了相當大的厭惡，此人當時正在為里根（Reagan）工作。再說，她認為尼克森本質上十分俗氣。1967年，出現了兩件令人不悅的小事。當年早些時候，尼克森和《時報》的行政人員一起就餐，除了巴芙之外都是男人，人們剛剛就座，尼克森想使自己成為報業人員的同類，卻顯得荒唐笨拙，他講了一個極為噁心的故事。“我想我不應該講這個故事，”他說，“不過我還是講了吧。”下面就是這個笑話。“為什麼農民要在娛樂室里放一個糞桶？”席間一片驚詫，隨即就是靜默，沒有一個人能找到答案。尼克森給出了答案：“為了讓蒼蠅飛出廚房！”一陣難堪的沉默，然後，多少有些吃驚的巴芙錢德勒說：“你講得太對了，你本來就不應該講這個故事。”1967年底，他、帕特和諾曼、巴芙一起到好萊塢劇場參加晚會，爾後回到錢德勒家小酌。快分手時，尼克森直接向巴芙說，他正在考慮再試一次總統競選。他告訴巴芙，不管怎樣，她一定會理解處在世界最大舞台中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如果不再試一次，他是不會心安理得的，絕不會的，他必須試一次。現在他徵求巴芙和諾曼兩個關於總統競選的意見。在他們的回答中，沒有承擔義務的意思。快要分手的時候，帕特尼克森出人意外地轉向她丈夫，她注意到丈夫徵求了所有人的意見，而沒有徵求她的，於是她說，她特別不同意他再次參加競選，過去她經歷的太多了，兩人分開，充滿了痛苦。再說，他第一次賺了不少錢，女兒們也到了需要父親呆在家裡的年齡了。所以，如果他能聽進此話，她不願意他競選。巴芙不喜歡眼前的這一幕，沒法應付這位當年《時報》的年度最佳婦女。她更加相信這男人的反自然性和野性勝過他的人性。
改革的代價：《洛杉磯時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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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面不是人的格思曼
20世紀60年代中期和末期報紙不至於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尼克威廉斯個人的光彩和權威。他對新的報館人員有真切恰當的評價，他們都是他尋找和聚合在一起的人，但是，他同樣尊重原有的人員；他認為黑文是一位優秀的職業新聞人員，他強烈地感到報紙必須有它內部的平衡支架。他將各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剛好保持在不至於混亂的工作格局中，幾乎全體人員都尊重他。但是，十年中，黑文和格思曼之間始終潛伏著尖銳的緊張狀態。
60年代是富有爆炸性的十年，舊的秩序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是全面的，從種族、道德、文化、直至精神，這種狀況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十分豐富的十年。有一段時間，對於誰能界定新聞，是當權者還是街民，出現了真正的鬥爭。仿佛被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堵塞了二十年之久的社會泉流爆裂了，現存權力機構的所有因素都被逼入了守勢。這是戰後花朵的第一次真正綻開。格思曼和他的記者應時而起，為此推波助瀾。他們都是卓越的能人，唐布魯克納（Don Bruckner），才華出眾的著名記者，後來芝加哥大學的副校長，他以敏銳的感覺，細緻入微地報導了公民權；傑克納爾遜（Jack Nelson），一位強有力的、無情無畏的記者，開始追究聯邦調查局及其過火行為；斯圖爾特盧里（Stuart Loory），一位極幹練、極獨立的記者，報導了白宮。黑文既不喜歡盧里的工作，也不喜歡他的態度。實際上，黑文對時下發生的大多數事情都抱有反感。他不斷地抱怨。布魯克納寫了一篇關於芝加哥黑人的重要文章。“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印這玩意兒？那個雜種為什麼不寫點別的？”對納爾遜寫的關於聯邦調查局的文章，他說：“那個充滿偏見的雜種又幹起來了，又在追蹤權力機構。”對於盧里報導的錯綜複雜的白宮問題的文章，他說：“鬼知道這又和尼克森的話有什麼干係？”難道布魯克納除了公民權就不能寫別的了嗎？黑文問。難道納爾遜只能寫聯邦調查局？難道就沒有一點好的新聞？黑文狂吠起的作用往往比他下口咬人更厲害。只要可能，他就嚼舌根子，他手下的黑文型編輯們只要聽到老闆的抱怨，就字字句句記在心裡，只要知道他不喜歡某個記者，他們就感到可以肆無忌憚反對他，抽掉某個盧里或者某個布魯克納的文章；黑文不是保護這類記者，而是自覺不自覺地發出信號，告訴人們這些為他工作的人易於攻擊。
格思曼被夾在這個局面之中。如果黑文喜歡某個新聞事件，格思曼就向華盛頓提出要求，不過，他不附上黑文的名字，因為他不想給他的記者施加過大的壓力。他不希望這些人僅僅因為高級編輯的要求而寫某篇報導。這樣就意味著這個要求可以不被考慮，黑文本來就對自己缺乏對華盛頓辦事處的控制十分敏感，現在更使他大為光火，他感到自己被冷落忽略了，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被冷落，被忽略。同樣，格思曼常常為某篇報導直言不諱地和黑文爭論，擋住黑文的抱怨。爭論不起作用，他又將黑文的論點當做自己的發往辦事處，這樣又常常激起華盛頓辦事處的怒氣。他對雙方都分外忠誠，所以，記者們不知道他受到黑文的斥責，而黑文也不明了記者對他的壓力。黑文將他的受挫之感發泄在格思曼身上，這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過程。若干年裡，黑文一直對格思曼有點釜底抽薪，在新聞會議上抨擊他，把他的形象搞得過於自由化，強調他和其他所有人的不同之處。格思曼不是辦公室的好政治家，他漸漸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個次品，地位變得更加不穩，易受攻擊，尤其在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遇刺之後，更是如此。黑文什麼也未損失，他已經達到了他能夠企求的最高地位。他不打算成為主編，而格思曼周圍的人卻認為格思曼是可能的編輯主任，甚至是可能的主編。
在1962年的潰敗前後，《洛杉磯時報》逐漸拉開了和尼克森之間的距離。尼克森搬到紐約，從純物理的意義上說這減弱了難堪的程度，報紙慢慢向非政治化發展。奧蒂斯不是一位總統塑造者，他不喜歡那個角色，不希望接近衝突。但是，報紙仍然是共和黨的報紙，仍然存在著和尼克森的聯繫，主要是諾曼和他的聯繫。巴芙越來越不喜歡尼克森；她對政治的興趣日益淡漠，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董事會成員，她對鮑勃霍爾德曼產生了相當大的厭惡，此人當時正在為里根（Reagan）工作。再說，她認為尼克森本質上十分俗氣。1967年，出現了兩件令人不悅的小事。當年早些時候，尼克森和《時報》的行政人員一起就餐，除了巴芙之外都是男人，人們剛剛就座，尼克森想使自己成為報業人員的同類，卻顯得荒唐笨拙，他講了一個極為噁心的故事。“我想我不應該講這個故事，”他說，“不過我還是講了吧。”下面就是這個笑話。“為什麼農民要在娛樂室里放一個糞桶？”席間一片驚詫，隨即就是靜默，沒有一個人能找到答案。尼克森給出了答案：“為了讓蒼蠅飛出廚房！”一陣難堪的沉默，然後，多少有些吃驚的巴芙錢德勒說：“你講得太對了，你本來就不應該講這個故事。”1967年底，他、帕特和諾曼、巴芙一起到好萊塢劇場參加晚會，爾後回到錢德勒家小酌。快分手時，尼克森直接向巴芙說，他正在考慮再試一次總統競選。他告訴巴芙，不管怎樣，她一定會理解處在世界最大舞台中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如果不再試一次，他是不會心安理得的，絕不會的，他必須試一次。現在他徵求巴芙和諾曼兩個關於總統競選的意見。在他們的回答中，沒有承擔義務的意思。快要分手的時候，帕特尼克森出人意外地轉向她丈夫，她注意到丈夫徵求了所有人的意見，而沒有徵求她的，於是她說，她特別不同意他再次參加競選，過去她經歷的太多了，兩人分開，充滿了痛苦。再說，他第一次賺了不少錢，女兒們也到了需要父親呆在家裡的年齡了。所以，如果他能聽進此話，她不願意他競選。巴芙不喜歡眼前的這一幕，沒法應付這位當年《時報》的年度最佳婦女。她更加相信這男人的反自然性和野性勝過他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