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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因為工作需要，市委有關部門決定把我調到某實業旅遊開發公司，組建設計公司。該公司屬市委局級單位，設有開發公司、建築公司，但缺少一個中間環節的設計公司。我被調到這個公司以後，任黨支部書記兼公司經理，就是俗話說的，單位里的一把手，負責全面工作，掌管所有權力。”她的敘述口齒清楚，聲音渾厚，雖然聽起來明顯蒼老，但還是很有力量。她對自己經歷的敘述，如數家珍，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發生事件的具體時間都記得非常準確，我真有點懷疑她是經過準備的，因為她講話的聲調和語氣像背誦課文一樣熟練、順暢且聽不出感情色彩。
“那怎麼會出事呢?”我非常不願意太直白地去問她的“問題”，但又不得不問。
“在我當經理期間，1997年，因為一個工程一張支票，共計6。9萬元。因為做模型、換成現金、法院認定構成了貪污罪。”她的話語第一次出現了不連貫，甚至出現了語法上的不規則。但她沒有一個字說自己冤枉，我覺得這是她與我所採訪的許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個時候你多大年紀了?”我問。
“那個時候我已經59歲了，如果60歲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該退休了。退休之前，發生了這件事。唉!”
“我想，你所從事的這個行業，在經濟效益上還可以吧?”
“挺好的。”她說。
“那就是說，不應該在錢的方面出現問題的。”問這話的時候，我有點小心小心翼翼。是怕傷害她作為一個年長之人的自尊心，還是別的什麼，我說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個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後說：“一般的……嗯……，一般不應該有這個問題”她的臉上掠過一絲嘲諷，我知道那是針對她自己的，我感覺到她的不好意思，有點難於啟齒。因為說這話的時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時詞句很不流暢，不想說，又不能不說，像是猶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達才好。
“因為從事技術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們的實際工資真是挺高的。”她繼續說。
“那怎麼還會這樣。”我覺得我有點窮追不捨的味道，但是如果不這樣，我又怕她不再說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種回憶。“這是我在工作當中、人際交往當中的一次重大失誤。當時覺得自己是經理，一切都很方便，為了方便而忽略了國家的財務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敗。事情已經這樣了，我不願意把事情……”她明顯的猶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複雜。”她居然用了這樣一個典型的官樣概念。一種老年的、飽經蒼桑的城府，這個時候在這位單純的老人身上顯露了出來。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論說案子本身。但這並不說明她對自己的案子沒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語。
我想，林一凡貪污的金額是6。9萬元人民幣，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從法律本身來說，應當屬於“重”判。因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規定，貪污罪原則上是一萬元判一年，特殊情況從輕或從重，具體分寸由法院的法官來掌握。
“從法律程序說，我這屬於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進一步對我解釋說。
“為什麼呢?”我問。
她的臉上浮現出一種不易被人察覺的無奈。
“因為我不認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斷的口吻。“在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我都沒有認罪，律師給我做的也是無罪辯護，他們說我態度不好。”
“是哪個單位舉報的你?”我又問。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應該不會無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誰或者哪個單位舉報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說。
我很想知道她面對自己貪污罪的深層心理。可是她在說完了她的工作經歷以後，便沉默不再說話。她望著我，眼睛裡含著笑。我還是無法把一個面帶這種微笑、臉上充滿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個罪犯聯繫起來。我望著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對面，互相望了有幾分鐘。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你跟記者說說你心裡想的。”陪同我採訪的一位先生這樣提示她，同時也提醒了我。
“您一輩子搞專業，卻在快退休之前，進了監獄。案件本身是貪污罪，但是，我覺得從金額上說，為7萬塊錢去犯罪，常理上講是有點不值得。可是您卻真的因為這點錢進了監獄。您剛才說，事出有因。而且一開始您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沒有認罪，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從人的一生來說，您辛苦工作了一輩子，但是最後，退休之前做錯了。用一般概念來講，這屬於晚節不保。能否告訴我因為什麼去犯罪。我想聽聽您的犯罪動機，也好為那些沒有犯罪卻隨時有可能犯罪的人提個醒。”我第一次在採訪一名罪犯的時候用了“您”這樣的尊稱。我想讓她知道，她雖然犯了罪，但如果自己做得好，同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尊重。我儘量把我的真誠傳遞給她。
她聽我說話的時候表現的非常仔細，而且不住地點頭，但還是沒有主動回答的意思。也難怪，讓一個老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去回顧她一生的對錯，似乎有點殘酷。我看得出，她不是像有些罪犯那樣，從情緒上牴觸我的採訪，我覺得她是在考慮自己該如何說起。
3.自己的犯罪斷送全家人的幸福
“每當我想起這一生，因為自己的犯罪而斷送了全家人的幸福，那種複雜的心情，是無法言表的。”
“您家裡都有什麼人?子女都大了吧?他們對你的事理解嗎?”我繼續努力啟發她。
“家裡人對我的事情不是很想得通，在我‘下監’(已經判決的罪犯到監獄服刑，簡稱為‘下監’)之後，作為家屬他們又代我申訴了。”她對我說。我感到她對家人的做法並沒寄予什麼希望。因為她說這話的時候，其情緒之平靜，好像在說一件與她無關的事。
“我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14歲參加少先隊，15歲入團，18歲入黨。從我的成長經歷來說，我受黨多年的培養教育。”她開始向我講述她的故事，但是，說到這裡，她哽咽了，兩行老淚從她那皮膚已經完全鬆弛的臉上流下來，她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一塊毛巾手絹。我看到那塊手絹很舊，但卻洗得非常乾淨。
“大學畢業……”我看到她在努力克制著自己，試圖繼續說下去，但是哽咽再次使她停頓下來。
“您先喝口水吧。”我說。心裡也有點發酸。
她感激地朝我點點頭，並沒有喝水。
“一生中，我是勤奮向上的。”她繼續說：“我的家境也挺好，一個大兒子今天回到國外了。他在北京某大學畢業後，又在國外讀了碩士、博士，留在國外工作了。兒媳婦大學畢業後也跟著去了國外。他們跟我一樣，也都是搞建築專業的。小兒子是學經濟的，大學畢業在北京工作，小兒媳婦跟小兒子學的同一個專業，兩人工作都非常好。我的老伴一直在市政府工作，是個局級幹部。家裡還有一個95歲的老婆婆，跟我們一起生活了40多年，都很好。我真正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可是因為我犯罪入獄，全家人的生活都改變了，我給家庭帶來了很大的不幸。”說到這裡，她抑制不住哭出了聲。
“那怎麼會出事呢?”我非常不願意太直白地去問她的“問題”，但又不得不問。
“在我當經理期間，1997年，因為一個工程一張支票，共計6。9萬元。因為做模型、換成現金、法院認定構成了貪污罪。”她的話語第一次出現了不連貫，甚至出現了語法上的不規則。但她沒有一個字說自己冤枉，我覺得這是她與我所採訪的許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個時候你多大年紀了?”我問。
“那個時候我已經59歲了，如果60歲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該退休了。退休之前，發生了這件事。唉!”
“我想，你所從事的這個行業，在經濟效益上還可以吧?”
“挺好的。”她說。
“那就是說，不應該在錢的方面出現問題的。”問這話的時候，我有點小心小心翼翼。是怕傷害她作為一個年長之人的自尊心，還是別的什麼，我說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個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後說：“一般的……嗯……，一般不應該有這個問題”她的臉上掠過一絲嘲諷，我知道那是針對她自己的，我感覺到她的不好意思，有點難於啟齒。因為說這話的時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時詞句很不流暢，不想說，又不能不說，像是猶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達才好。
“因為從事技術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們的實際工資真是挺高的。”她繼續說。
“那怎麼還會這樣。”我覺得我有點窮追不捨的味道，但是如果不這樣，我又怕她不再說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種回憶。“這是我在工作當中、人際交往當中的一次重大失誤。當時覺得自己是經理，一切都很方便，為了方便而忽略了國家的財務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敗。事情已經這樣了，我不願意把事情……”她明顯的猶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複雜。”她居然用了這樣一個典型的官樣概念。一種老年的、飽經蒼桑的城府，這個時候在這位單純的老人身上顯露了出來。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論說案子本身。但這並不說明她對自己的案子沒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語。
我想，林一凡貪污的金額是6。9萬元人民幣，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從法律本身來說，應當屬於“重”判。因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規定，貪污罪原則上是一萬元判一年，特殊情況從輕或從重，具體分寸由法院的法官來掌握。
“從法律程序說，我這屬於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進一步對我解釋說。
“為什麼呢?”我問。
她的臉上浮現出一種不易被人察覺的無奈。
“因為我不認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斷的口吻。“在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我都沒有認罪，律師給我做的也是無罪辯護，他們說我態度不好。”
“是哪個單位舉報的你?”我又問。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應該不會無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誰或者哪個單位舉報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說。
我很想知道她面對自己貪污罪的深層心理。可是她在說完了她的工作經歷以後，便沉默不再說話。她望著我，眼睛裡含著笑。我還是無法把一個面帶這種微笑、臉上充滿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個罪犯聯繫起來。我望著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對面，互相望了有幾分鐘。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你跟記者說說你心裡想的。”陪同我採訪的一位先生這樣提示她，同時也提醒了我。
“您一輩子搞專業，卻在快退休之前，進了監獄。案件本身是貪污罪，但是，我覺得從金額上說，為7萬塊錢去犯罪，常理上講是有點不值得。可是您卻真的因為這點錢進了監獄。您剛才說，事出有因。而且一開始您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沒有認罪，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從人的一生來說，您辛苦工作了一輩子，但是最後，退休之前做錯了。用一般概念來講，這屬於晚節不保。能否告訴我因為什麼去犯罪。我想聽聽您的犯罪動機，也好為那些沒有犯罪卻隨時有可能犯罪的人提個醒。”我第一次在採訪一名罪犯的時候用了“您”這樣的尊稱。我想讓她知道，她雖然犯了罪，但如果自己做得好，同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尊重。我儘量把我的真誠傳遞給她。
她聽我說話的時候表現的非常仔細，而且不住地點頭，但還是沒有主動回答的意思。也難怪，讓一個老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去回顧她一生的對錯，似乎有點殘酷。我看得出，她不是像有些罪犯那樣，從情緒上牴觸我的採訪，我覺得她是在考慮自己該如何說起。
3.自己的犯罪斷送全家人的幸福
“每當我想起這一生，因為自己的犯罪而斷送了全家人的幸福，那種複雜的心情，是無法言表的。”
“您家裡都有什麼人?子女都大了吧?他們對你的事理解嗎?”我繼續努力啟發她。
“家裡人對我的事情不是很想得通，在我‘下監’(已經判決的罪犯到監獄服刑，簡稱為‘下監’)之後，作為家屬他們又代我申訴了。”她對我說。我感到她對家人的做法並沒寄予什麼希望。因為她說這話的時候，其情緒之平靜，好像在說一件與她無關的事。
“我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14歲參加少先隊，15歲入團，18歲入黨。從我的成長經歷來說，我受黨多年的培養教育。”她開始向我講述她的故事，但是，說到這裡，她哽咽了，兩行老淚從她那皮膚已經完全鬆弛的臉上流下來，她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一塊毛巾手絹。我看到那塊手絹很舊，但卻洗得非常乾淨。
“大學畢業……”我看到她在努力克制著自己，試圖繼續說下去，但是哽咽再次使她停頓下來。
“您先喝口水吧。”我說。心裡也有點發酸。
她感激地朝我點點頭，並沒有喝水。
“一生中，我是勤奮向上的。”她繼續說：“我的家境也挺好，一個大兒子今天回到國外了。他在北京某大學畢業後，又在國外讀了碩士、博士，留在國外工作了。兒媳婦大學畢業後也跟著去了國外。他們跟我一樣，也都是搞建築專業的。小兒子是學經濟的，大學畢業在北京工作，小兒媳婦跟小兒子學的同一個專業，兩人工作都非常好。我的老伴一直在市政府工作，是個局級幹部。家裡還有一個95歲的老婆婆，跟我們一起生活了40多年，都很好。我真正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可是因為我犯罪入獄，全家人的生活都改變了，我給家庭帶來了很大的不幸。”說到這裡，她抑制不住哭出了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