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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想起這一生，因為自己的犯罪而斷送了全家的幸福，那種複雜的心情，是無法言表的。”她哭著說。
“但是人都要面對現實，否則就無法生活。”她像是在鼓勵自己。
“所以，當我接到判決書的時候，雖然當時真的覺得天塌了似的，但是我頂住了。在那種極度絕望的情況下，我自己沒有倒下。接判決的時候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為管教知道法院的判決有點重，所有人都怕我想不開。管教跟我談了三個鐘頭，她對我說，既然法院已經判了，事情更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與其再做無益的努力，不如面對現實。她鼓勵我安心‘下監’，別再有其他的想法。到監獄以後如果好好的表現，還可以減刑，同樣能夠爭取早日出獄。”林一凡半閉著眼，我看到她的眼神非常遙遠。
“我從心裡感謝公安局看守所里的管教。她當時真的很同情我，如果不是她那麼細微的照顧我、開導我，也可能我活不到現在，儘管我是一個能夠面對一切的人。可是我已經快退休了呀!一個為黨、為國家奉獻了大半輩子人，臨了、快退休了卻被送進監獄，這對任何人來講都是無法接受的。”說到這兒，林一凡頓了頓，好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緒。
4.七天抄完一萬字監獄法規
入獄後第一件事，是背誦58條監規。年近七旬的她，用了整整7天的時間，把7部監獄的法律法規共計一萬多字全部抄寫一遍。
1998年12月10日，林一凡被送到北京市某監獄，開始了她作為一名罪犯真正的改造生活。
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間，無論他(或她)受到怎樣的待遇，從本質上來說，他們都不屬於罪犯，最多是犯罪嫌疑人。而法院判決後，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質的改變，意味著他們成了真正的罪犯。管理部門對待罪犯和犯罪嫌疑人在態度應該說還是有所區別的。
初到監獄的時候，林一凡有許多事情不適應，甚至她覺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適應。但是，這種不適應沒過多久就過去了。因為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她真正意識到了自己是一名罪犯，罪犯在監獄就是被強制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對於監獄裡的所有規定，她必須無條件的接受和服從。
過去在公司里，她是老總，她可以發號施令，對手下的任何一個人。在家裡，老伴對她非常好，家人都尊敬她，因為她是一家之長，她也可以“發號施令”。但是在監獄裡，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不能說她必須夾著尾巴做人，至少她要嚴格按著監獄的管理規定做任何一件事。儘管，因為年齡的關係，管教隊長很照顧她，但這種照顧是有限度的，必須在不違反監規的前提下，更不能讓其他的罪犯誤以為管教隊長是她在獄中的“託兒”。“託兒”在獄中是不少罪犯對管教們的一種誤解，甚至有時候即使管教辦事客觀公正，有些罪犯也會疑心：隊長為什麼對她那麼好?林一凡自己很清楚這些情況，所以她盡力適應，從不向管教提過分的要求，她不想給管教隊長們找麻煩。
監獄的生活是刻板的。每名罪犯入獄後的第一件事，是要背誦58條監規等一萬多字的條例，這對年逾半百，記憶力早已開始消退的林一凡來說，難度實在太大了。
但是，林一凡並沒有因此而退怯。她用了整整7天的時間，把7部監獄裡面有關罪犯管教的法律法規全部抄寫了一遍。這些法規按要求都是應該背誦下來的，但是依她當時的身體條件，她不可能像年輕的罪犯那樣背誦下來的。所以她用了一種最原始，但是對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來說最有效的記憶方式：逐字逐句地抄寫。她把這些規定反覆閱讀，把前後聯繫起來。心想：“我這麼大年紀的人，在監獄跟年輕的罪犯同一軌道，在同一個車上賽跑，困難是很多的。因為年紀太大，我有很多的弱勢，反應遲鈍，體力不支，在勞動等各方面，自身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得她都比不過年輕人。”
對監獄裡完全軍事化的集體生活和封閉式的管理，她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行為各方面的可塑性不如年輕人適應的快。但是，她是一個能夠給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她想，雖然年齡大了，但她在許多事情上還是有一些優勢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監區筒道里的黑板報上，看到了這樣一篇文章，題目是《變刑期為學期》，她很納悶，怎麼變刑期為學期?她站在那兒，一口氣把文章讀完，原來，監獄方面為了更好的教育改造罪犯，給罪犯們提供了各種學習的機會和條件。每一名罪犯都可以自學參加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林一凡心想，依她自己的個性和愛好，加上她的年齡，與周圍的人都有很大距離。沒有多少共同的語言，她們講話她不願意聽，想聽也聽不進去。但是她不能每天就那樣呆坐著，她必須給自己找點事干。
經過幾天的思考，她決定參加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林一凡是搞工程設計的，當過工程師、高級工程師。過去在外面的時候，她是一個公司的老總，有車接車送，被稱為女強人。
到了監獄，各方面的情況：處境、心情、經濟、社會各方面的位置全都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她很不適應。監獄在各方面的管理很嚴格，全部軍事化管理，她們的被子每天都要疊的有稜有角，不能有絲毫馬虎，否則就要被扣掉生活衛生的加分。
按規定，監獄對罪犯採取集體行動制，任何一名罪犯未經特別准許都不得單獨私自行動。一個班十幾名罪犯三至五人分成一組，被稱為“互監小組”。洗臉、刷碗、走路、上廁所、勞動、學習，甚至在監舍里也不能相互脫離。一天24小時一切都要統一行動，她覺得這些做法沒有必要，甚至覺得有些好笑。她認為，這樣你等我，我等你，很浪費時間。
於是她去找監獄的領導去提意見。
她說：“罪犯日常生存必需做的事情，能否不讓大家等來等去?如此浪費時間，實在是不值得。”林一凡對我說，當時她真的沒有意識到上述所有的一切是監獄的性質決定的。
監獄領導告訴她：監獄是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地方，所有監規每一罪犯必須無條件服從。
監獄規定，罪犯進入管教隊長辦公室必須喊報告。她第一次去找隊長，站在隊長辦公室的門口，那聲“報告”卻怎麼也喊不出口。當時隊長的門開著，隊長分明看到了她，但就是不理她。就那樣，林一凡站在門口，過了好幾分鐘，管教隊長還是不說話。她想：“隊長已經看見我了，為什麼不讓我進去?”見她尷尬站在那裡，一名罪犯走到旁邊，小聲提醒她：“喊報告呀。”她憋了半天，輕輕的喊了一聲“報告”。可隊長還是不理她。又有人提醒，說：“大點聲。”她又是一番醞釀，聲音稍微大了一點。可還是不夠洪亮，隊長依然不理她……就這樣，她一連喊了5次，最後幾乎是用盡了力氣，她覺得自己簡直就是聲嘶力竭了，這個時候隊長才允許她進來。
林一凡說，她一個60多歲的老太太，在一名20多歲的年輕管教面前，要立正喊報告，在一般的人看來，簡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可是在監獄裡，她是一名罪犯，她必須按照監獄的要求做，她必須做到很多在正常生活狀態下做不到的事。
“但是人都要面對現實，否則就無法生活。”她像是在鼓勵自己。
“所以，當我接到判決書的時候，雖然當時真的覺得天塌了似的，但是我頂住了。在那種極度絕望的情況下，我自己沒有倒下。接判決的時候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為管教知道法院的判決有點重，所有人都怕我想不開。管教跟我談了三個鐘頭，她對我說，既然法院已經判了，事情更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與其再做無益的努力，不如面對現實。她鼓勵我安心‘下監’，別再有其他的想法。到監獄以後如果好好的表現，還可以減刑，同樣能夠爭取早日出獄。”林一凡半閉著眼，我看到她的眼神非常遙遠。
“我從心裡感謝公安局看守所里的管教。她當時真的很同情我，如果不是她那麼細微的照顧我、開導我，也可能我活不到現在，儘管我是一個能夠面對一切的人。可是我已經快退休了呀!一個為黨、為國家奉獻了大半輩子人，臨了、快退休了卻被送進監獄，這對任何人來講都是無法接受的。”說到這兒，林一凡頓了頓，好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緒。
4.七天抄完一萬字監獄法規
入獄後第一件事，是背誦58條監規。年近七旬的她，用了整整7天的時間，把7部監獄的法律法規共計一萬多字全部抄寫一遍。
1998年12月10日，林一凡被送到北京市某監獄，開始了她作為一名罪犯真正的改造生活。
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間，無論他(或她)受到怎樣的待遇，從本質上來說，他們都不屬於罪犯，最多是犯罪嫌疑人。而法院判決後，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質的改變，意味著他們成了真正的罪犯。管理部門對待罪犯和犯罪嫌疑人在態度應該說還是有所區別的。
初到監獄的時候，林一凡有許多事情不適應，甚至她覺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適應。但是，這種不適應沒過多久就過去了。因為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她真正意識到了自己是一名罪犯，罪犯在監獄就是被強制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對於監獄裡的所有規定，她必須無條件的接受和服從。
過去在公司里，她是老總，她可以發號施令，對手下的任何一個人。在家裡，老伴對她非常好，家人都尊敬她，因為她是一家之長，她也可以“發號施令”。但是在監獄裡，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不能說她必須夾著尾巴做人，至少她要嚴格按著監獄的管理規定做任何一件事。儘管，因為年齡的關係，管教隊長很照顧她，但這種照顧是有限度的，必須在不違反監規的前提下，更不能讓其他的罪犯誤以為管教隊長是她在獄中的“託兒”。“託兒”在獄中是不少罪犯對管教們的一種誤解，甚至有時候即使管教辦事客觀公正，有些罪犯也會疑心：隊長為什麼對她那麼好?林一凡自己很清楚這些情況，所以她盡力適應，從不向管教提過分的要求，她不想給管教隊長們找麻煩。
監獄的生活是刻板的。每名罪犯入獄後的第一件事，是要背誦58條監規等一萬多字的條例，這對年逾半百，記憶力早已開始消退的林一凡來說，難度實在太大了。
但是，林一凡並沒有因此而退怯。她用了整整7天的時間，把7部監獄裡面有關罪犯管教的法律法規全部抄寫了一遍。這些法規按要求都是應該背誦下來的，但是依她當時的身體條件，她不可能像年輕的罪犯那樣背誦下來的。所以她用了一種最原始，但是對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來說最有效的記憶方式：逐字逐句地抄寫。她把這些規定反覆閱讀，把前後聯繫起來。心想：“我這麼大年紀的人，在監獄跟年輕的罪犯同一軌道，在同一個車上賽跑，困難是很多的。因為年紀太大，我有很多的弱勢，反應遲鈍，體力不支，在勞動等各方面，自身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得她都比不過年輕人。”
對監獄裡完全軍事化的集體生活和封閉式的管理，她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行為各方面的可塑性不如年輕人適應的快。但是，她是一個能夠給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她想，雖然年齡大了，但她在許多事情上還是有一些優勢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監區筒道里的黑板報上，看到了這樣一篇文章，題目是《變刑期為學期》，她很納悶，怎麼變刑期為學期?她站在那兒，一口氣把文章讀完，原來，監獄方面為了更好的教育改造罪犯，給罪犯們提供了各種學習的機會和條件。每一名罪犯都可以自學參加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林一凡心想，依她自己的個性和愛好，加上她的年齡，與周圍的人都有很大距離。沒有多少共同的語言，她們講話她不願意聽，想聽也聽不進去。但是她不能每天就那樣呆坐著，她必須給自己找點事干。
經過幾天的思考，她決定參加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林一凡是搞工程設計的，當過工程師、高級工程師。過去在外面的時候，她是一個公司的老總，有車接車送，被稱為女強人。
到了監獄，各方面的情況：處境、心情、經濟、社會各方面的位置全都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她很不適應。監獄在各方面的管理很嚴格，全部軍事化管理，她們的被子每天都要疊的有稜有角，不能有絲毫馬虎，否則就要被扣掉生活衛生的加分。
按規定，監獄對罪犯採取集體行動制，任何一名罪犯未經特別准許都不得單獨私自行動。一個班十幾名罪犯三至五人分成一組，被稱為“互監小組”。洗臉、刷碗、走路、上廁所、勞動、學習，甚至在監舍里也不能相互脫離。一天24小時一切都要統一行動，她覺得這些做法沒有必要，甚至覺得有些好笑。她認為，這樣你等我，我等你，很浪費時間。
於是她去找監獄的領導去提意見。
她說：“罪犯日常生存必需做的事情，能否不讓大家等來等去?如此浪費時間，實在是不值得。”林一凡對我說，當時她真的沒有意識到上述所有的一切是監獄的性質決定的。
監獄領導告訴她：監獄是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地方，所有監規每一罪犯必須無條件服從。
監獄規定，罪犯進入管教隊長辦公室必須喊報告。她第一次去找隊長，站在隊長辦公室的門口，那聲“報告”卻怎麼也喊不出口。當時隊長的門開著，隊長分明看到了她，但就是不理她。就那樣，林一凡站在門口，過了好幾分鐘，管教隊長還是不說話。她想：“隊長已經看見我了，為什麼不讓我進去?”見她尷尬站在那裡，一名罪犯走到旁邊，小聲提醒她：“喊報告呀。”她憋了半天，輕輕的喊了一聲“報告”。可隊長還是不理她。又有人提醒，說：“大點聲。”她又是一番醞釀，聲音稍微大了一點。可還是不夠洪亮，隊長依然不理她……就這樣，她一連喊了5次，最後幾乎是用盡了力氣，她覺得自己簡直就是聲嘶力竭了，這個時候隊長才允許她進來。
林一凡說，她一個60多歲的老太太，在一名20多歲的年輕管教面前，要立正喊報告，在一般的人看來，簡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可是在監獄裡，她是一名罪犯，她必須按照監獄的要求做，她必須做到很多在正常生活狀態下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