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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讓我的錢包也滴血
2006年，婚訊頻傳，噩耗聯翩，搞不懂我喜歡的姑娘為什麼全選在這一年結婚。不過，我已經告訴了她們，就不要發紅色通緝令給我了。我的心已經在滴著血，你不能讓我的錢包也滴血。
其實，不但是喜歡的姑娘，包括世間一切生物，都不要再發紅色通緝令給我。鮑勃·迪倫在《答案在風中飄》里唱：一個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為男人？我想問的是，一個男人要送多少紅包，才能想起結婚？結婚，對於他而言，是絕地反擊的日子，是快意恩仇的日子，是豐收喜悅的日子。可憐我結婚太早，還沒收幾個紅包，就只剩下送的份兒了。我，一個已婚男子，就像鬥牛場裡中劍掙扎的公牛，絕望地目睹一個個紅包的背影，消失在無數個新郎新娘甜蜜的笑容里，眼中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殘紅。你們為刀俎，而我為魚肉，你們為黃世仁，我為崔白勞，你們為罪惡黑手，而我為自動提款機。我我我……我被逼得連二婚的心都有了。
我決定說幾句關於婚禮的壞話，如果誰膽敢請我去參加婚禮，親愛的，這就會是我的婚禮致辭。
根據一個過來人的經驗，我覺得中國式婚禮已經淪落成了一個九流的國產肥皂劇，它融中西陋習於一體，匯聚古今俗套之大全。結一次婚，可以累個半死，其精力消耗相當於一次馬拉松，不管感情好壞，估計短期內都不會有二婚念頭。畢竟那麼多紅包不是白拿的，要付出傾情演出的代價。
我多想發動一場結婚革命啊，先革掉紅包，再革掉所有的繁文縟節。很遺憾中國沒有美國拉斯維加斯那樣的所在，那裡是賭博之城，還是「結婚之都」。在拉斯維加斯結婚，其高效便捷程度如同吃麥當勞，每年有十多萬男女到那裡成其好事。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小甜甜布蘭妮，不過她是上午結婚，下午離婚。這點時間，在中國還不夠舉行完畢一場儀式。
並非所有的拉斯維加斯婚禮都像布蘭妮一般草率。比如，已經故去的香江才子黃霑，他的最後一次結婚就是在賭城，在那裡他娶到了小他十七歲的陳惠敏（Winnie）。這個婚姻令他最感幸福。他回憶那段經歷——
「拉斯維加斯是天下結婚最方便、最快的地方。我們先去一個政府機構登記，那個政府人員在看我身後有沒有人，指著Winnie問：『這是不是你的女兒？你的太太呢？』我說這就是我要結婚的人。那官員聽了羨慕得不得了，馬上替我們登記，然後收費。他說要交七十五美元，我嫌貴，對方告訴我那是兩人份的登記費，我當時心中還直罵：『廢話！結婚登記不是兩人份是什麼，哪裡有一人份的。』」
「之後，Winnie和我又去教堂，門口有一個黑人守著，那個黑人蹺起雙腳，架在門上睡覺。裡面只剩下一個女法官在辦公，她一看到我們，又望我的身後有沒有人，指著Winnie再次問我:『這是不是你的女兒？你的太太呢？』差點把我氣死了。她要先收費，又是七十五美元，兩人份。她命令我跟著她念：『我，黃霑，答應不答應迎娶陳惠敏，做我的法律上的妻，愛她，珍惜她，在健康的情形，或在生病的狀況，直到死亡為止？』我們都說:『Ido.』她問我有沒有帶戒指，我們哪有準備這些東西，搖搖頭。她說不要緊，隨手從桌子上拿了兩個塑膠圈，讓我們互相戴上，大功告成。」
——從這裡，我可以發現我能夠將結婚革命到什麼程度：可以將鑽戒革成塑膠圈。塑膠圈雖不恆久遠，亦無法永流傳，可是，它一樣可以套牢幸福。曾經，我認為，結婚中惟一不能革掉的就是愛情：至少你們相愛。但是，在當下，這個壓根不重要，多的是湊合的感情，勉強的婚姻。因此，我懂得了大肆操辦婚禮的原因，新人們沒準兒這樣想：我們在感情上湊合了，在婚禮的儀式上就絕對不湊合，好歹要找一點平衡吧，再捎帶著撈一堆紅包，這樁買賣才划算啊。
最後，謹以臧天朔的《朋友》獻給準備結婚的姑娘，包括一切有可能發紅色通緝令給我的世間生物，我通通地獻給你們：
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請你忘記我……
各位，我就是有這樣的高風亮節。在你人生最幸福的時刻，請務必忘記我，忘了我的地址和郵政編碼，忘了我的手機號碼，忘了我的MSN，忘了我的QQ，忘了我在世間的存在……我將在一個不為你們所知的角落，按按硬硬的錢包，然後，含笑為你們祝福。
貓說
◎今後我永遠不做對不起歐迪的事……也許，也許不是永遠。
◎有人說我對歐迪太惡毒了。天地良心！我是很喜歡它的，如果我撒謊，就讓閃電……打隔壁那條狗！
你看，你看，老闆的臉
我準備換個老闆。這比換個老婆容易，跟換個液化氣罐差不多。反正他們總是給你氣受，讓你上火。我還可以仿查爾斯·蘭姆的筆調來上一段描繪——這是一尊莫名其妙的人物——你眼皮上的上帝——你鞋裡的一顆沙礫——一朵陰沉的烏雲——辦公室里最不必要的裝飾——一隻跳來跳去的癩蛤蟆，鼓鼓的肚子看來總在生氣——一種必需的罪惡。人可以不要朋友，不組家庭，但必須給自己尋一位老闆，向他按時領取薪水，所以說他必需；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老闆的存在，就是要打破這種平等，限制你的自由，說他是罪惡亦不為過。
2006年，婚訊頻傳，噩耗聯翩，搞不懂我喜歡的姑娘為什麼全選在這一年結婚。不過，我已經告訴了她們，就不要發紅色通緝令給我了。我的心已經在滴著血，你不能讓我的錢包也滴血。
其實，不但是喜歡的姑娘，包括世間一切生物，都不要再發紅色通緝令給我。鮑勃·迪倫在《答案在風中飄》里唱：一個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為男人？我想問的是，一個男人要送多少紅包，才能想起結婚？結婚，對於他而言，是絕地反擊的日子，是快意恩仇的日子，是豐收喜悅的日子。可憐我結婚太早，還沒收幾個紅包，就只剩下送的份兒了。我，一個已婚男子，就像鬥牛場裡中劍掙扎的公牛，絕望地目睹一個個紅包的背影，消失在無數個新郎新娘甜蜜的笑容里，眼中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殘紅。你們為刀俎，而我為魚肉，你們為黃世仁，我為崔白勞，你們為罪惡黑手，而我為自動提款機。我我我……我被逼得連二婚的心都有了。
我決定說幾句關於婚禮的壞話，如果誰膽敢請我去參加婚禮，親愛的，這就會是我的婚禮致辭。
根據一個過來人的經驗，我覺得中國式婚禮已經淪落成了一個九流的國產肥皂劇，它融中西陋習於一體，匯聚古今俗套之大全。結一次婚，可以累個半死，其精力消耗相當於一次馬拉松，不管感情好壞，估計短期內都不會有二婚念頭。畢竟那麼多紅包不是白拿的，要付出傾情演出的代價。
我多想發動一場結婚革命啊，先革掉紅包，再革掉所有的繁文縟節。很遺憾中國沒有美國拉斯維加斯那樣的所在，那裡是賭博之城，還是「結婚之都」。在拉斯維加斯結婚，其高效便捷程度如同吃麥當勞，每年有十多萬男女到那裡成其好事。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小甜甜布蘭妮，不過她是上午結婚，下午離婚。這點時間，在中國還不夠舉行完畢一場儀式。
並非所有的拉斯維加斯婚禮都像布蘭妮一般草率。比如，已經故去的香江才子黃霑，他的最後一次結婚就是在賭城，在那裡他娶到了小他十七歲的陳惠敏（Winnie）。這個婚姻令他最感幸福。他回憶那段經歷——
「拉斯維加斯是天下結婚最方便、最快的地方。我們先去一個政府機構登記，那個政府人員在看我身後有沒有人，指著Winnie問：『這是不是你的女兒？你的太太呢？』我說這就是我要結婚的人。那官員聽了羨慕得不得了，馬上替我們登記，然後收費。他說要交七十五美元，我嫌貴，對方告訴我那是兩人份的登記費，我當時心中還直罵：『廢話！結婚登記不是兩人份是什麼，哪裡有一人份的。』」
「之後，Winnie和我又去教堂，門口有一個黑人守著，那個黑人蹺起雙腳，架在門上睡覺。裡面只剩下一個女法官在辦公，她一看到我們，又望我的身後有沒有人，指著Winnie再次問我:『這是不是你的女兒？你的太太呢？』差點把我氣死了。她要先收費，又是七十五美元，兩人份。她命令我跟著她念：『我，黃霑，答應不答應迎娶陳惠敏，做我的法律上的妻，愛她，珍惜她，在健康的情形，或在生病的狀況，直到死亡為止？』我們都說:『Ido.』她問我有沒有帶戒指，我們哪有準備這些東西，搖搖頭。她說不要緊，隨手從桌子上拿了兩個塑膠圈，讓我們互相戴上，大功告成。」
——從這裡，我可以發現我能夠將結婚革命到什麼程度：可以將鑽戒革成塑膠圈。塑膠圈雖不恆久遠，亦無法永流傳，可是，它一樣可以套牢幸福。曾經，我認為，結婚中惟一不能革掉的就是愛情：至少你們相愛。但是，在當下，這個壓根不重要，多的是湊合的感情，勉強的婚姻。因此，我懂得了大肆操辦婚禮的原因，新人們沒準兒這樣想：我們在感情上湊合了，在婚禮的儀式上就絕對不湊合，好歹要找一點平衡吧，再捎帶著撈一堆紅包，這樁買賣才划算啊。
最後，謹以臧天朔的《朋友》獻給準備結婚的姑娘，包括一切有可能發紅色通緝令給我的世間生物，我通通地獻給你們：
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請你忘記我……
各位，我就是有這樣的高風亮節。在你人生最幸福的時刻，請務必忘記我，忘了我的地址和郵政編碼，忘了我的手機號碼，忘了我的MSN，忘了我的QQ，忘了我在世間的存在……我將在一個不為你們所知的角落，按按硬硬的錢包，然後，含笑為你們祝福。
貓說
◎今後我永遠不做對不起歐迪的事……也許，也許不是永遠。
◎有人說我對歐迪太惡毒了。天地良心！我是很喜歡它的，如果我撒謊，就讓閃電……打隔壁那條狗！
你看，你看，老闆的臉
我準備換個老闆。這比換個老婆容易，跟換個液化氣罐差不多。反正他們總是給你氣受，讓你上火。我還可以仿查爾斯·蘭姆的筆調來上一段描繪——這是一尊莫名其妙的人物——你眼皮上的上帝——你鞋裡的一顆沙礫——一朵陰沉的烏雲——辦公室里最不必要的裝飾——一隻跳來跳去的癩蛤蟆，鼓鼓的肚子看來總在生氣——一種必需的罪惡。人可以不要朋友，不組家庭，但必須給自己尋一位老闆，向他按時領取薪水，所以說他必需；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老闆的存在，就是要打破這種平等，限制你的自由，說他是罪惡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