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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喬恩象徵我們的父母，但父母總是寄予我們太多的期望；歐迪象徵我們的朋友，但我們無法找到歐迪這麼好脾氣的哥們；阿玲象徵我們的愛人，但愛人對我們的愛不會像阿玲那麼剛剛好；納爾曼則象徵我們的敵人，但我們的敵人通常不會這麼容易被擊敗。所以，我們很難像加菲貓那麼快樂。但是，如果你據此認為加菲貓只是一個幸運的傻瓜，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有一次，加菲貓和歐迪被抓走了，賣到了寵物商店。它們很擔心喬恩會急得發狂，滿世界地尋找它們，甚至因此抑鬱而死。然而，它們發現，喬恩居然又來到了寵物商店，發現了它們兩個，很開心地又重新把它們買下來。事情過後，加菲貓說，我永遠都不想知道那個答案，為什麼喬恩壓根沒有去尋找我們？為什麼他會那麼快就光顧寵物商店？我永遠不會問喬恩這些問題的，並且，我也不會去想。
這是加菲貓真正的智慧。這種智慧超過它所有的俏皮話。親愛的，不要以為你會比一頭肥貓聰明，你為什麼總是追問那些愚蠢的問題呢，還為此苦惱不已——「你在我之前有過幾個女人（男人）？」「在床上，是她（他）比較棒，還是我？」「當我變成窮光蛋（醜八怪）了，你還會像現在這樣愛我嗎？」……
好像是電影《驚聲尖叫3》，一個女人出車禍即將死翹翹，她的丈夫趕到了。女人喘息著對丈夫說：「我死後，你還會再娶另外一個女人嗎？」丈夫深情地凝視她的眼睛：「放心，我一定不會。」她繼續喘息著說：「那你答應我，也不可以再和別的女人做愛，好嗎？」丈夫先是一愣，然後就像瓊瑤劇里的馬景濤一樣，用盡平生之力，搖晃著她的腦袋聲嘶力竭地：「寶貝，你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到！！！」這種晃腦袋大法，若非瓊瑤戲的女主角，正常女人都不可以承受，何況是一個垂死的女人呢。女人徹底死翹翹了，帶著那個永恆的問題飛去了天堂。讓我總結一下：如果，你想活得久一點，有些問題就不可以問，正如《夢醒時分》那首歌唱道：「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
我進一步的建議是：現在不必問，將來不必問，永遠不必問。倘若忍不住問了，就變成了一個笑話。查爾斯先生在臨終之前——當然，他不是遇到了車禍，而是病重——問妻子：我們結婚這麼些年了，一直很恩愛，有個問題我一直想問，我們五個兒子，個個都英俊聰慧，只有哈里又笨又丑，你告訴我實話，他的父親到底是不是我？查爾斯太太流著眼淚說：老頭子，看在你快要走的份上，我就把實話都說了吧，哈里百分之百是你的孩子……查爾斯先生點點頭，準備咽氣。查爾斯太太接著說，不過，其餘四個孩子的父親可全都不是你啊……聽到這話，查爾斯先生沒死成，他又氣活過來了。因此，你不想死去活來的話，有些事情就永遠不必問。至於，有些人永遠不必等，我是非常贊成的。除非，那個人是個送比薩的。
所謂幸福，看似妥當牢靠，其實通常建築在脆弱的基礎上，如同在流沙之上蓋樓。請安心地居住吧，你總不能因為它可能塌掉，就先動手把它拆除了吧。
語音歧視主義者
如果你是客居某城市的外來人士，對當地的方言會有許多意見。
我在報紙上做了一個專題，把青島話揶揄了一番。其實，這是多年前的一個心結。那是我擠公車時不知誰推搡了一位女士的臀部，這比捅了馬蜂窩的後果更嚴重。這位尖嗓門的女士運用地道的青島腔兒，高聲指出那個下流者母親身體上的某個隱秘部位，不顧自己的性別功能，在上頭加了一個非常有力的動詞，好充分表達自己清白被侵犯的憤懣。在狹仄的車廂內，她堅持不懈地罵了四站路，直到下車為止。
此後，再跟青島的女士打交道，看著她的嘴巴翕張不已，我就擔心那裡會突然蹦出那個粗俗的動詞，不管那張嘴巴是多麼紅潤可愛。
在高考結束後的整個暑假，我把大半的時間消磨在了昏暗的錄像廳里，觀摩了二十多部港版三級片，都是粵語對白，很難聽懂。好在我對情節也不甚在乎。最後只記得許多操著粵語的古今男女大做其愛的場面。大學入學後，恰好宿舍里有位廣東同學，他的同鄉女友經常來找他，兩人坐在床上操著鄉音說說笑笑的。雖然他們談的是文學和天氣，但我總感覺他們馬上就會寬衣解帶的樣子。
再早些，我有位美麗的女同桌，從東北轉學來的。我喜歡她，也就喜歡了她的東北話，耳朵里充滿了許多甜蜜、幼稚的情話，當然是東北口音的。往後，再遇到講東北話的女士，就覺得她很純情，即便相遇的地點是某些娛樂場所——這當然是天大的誤會。
自我反省一下，我的思維定式全無道理，這已經形成了一種語音歧視——比以膚色為標準的種族歧視更荒謬。語音歧視的集中表現是，一個男人如果講上海話，就有怕老婆之嫌；講河南話，就有詐騙之嫌；講廣東話，就有大款之嫌；講台灣話，就有色鬼之嫌；講東北話，就有殺人越貨之嫌；講陝西話或者山東話，就有老粗沒文化之嫌；講北京話，雖然王小波稱讚這種語音高貴，卻有胡同串子或破落子弟之嫌。
消除這些嫌疑的途徑是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普通話的最大好處是「普通」，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嫌疑。另外，普通話顯而易見的一個好處是——適宜談戀愛，譬如，「我愛你」這種煽情對白，用任何一種方言講都免不了別彆扭扭，一旦用上普通話就字正腔圓、深情款款、境界全出。
有一次，加菲貓和歐迪被抓走了，賣到了寵物商店。它們很擔心喬恩會急得發狂，滿世界地尋找它們，甚至因此抑鬱而死。然而，它們發現，喬恩居然又來到了寵物商店，發現了它們兩個，很開心地又重新把它們買下來。事情過後，加菲貓說，我永遠都不想知道那個答案，為什麼喬恩壓根沒有去尋找我們？為什麼他會那麼快就光顧寵物商店？我永遠不會問喬恩這些問題的，並且，我也不會去想。
這是加菲貓真正的智慧。這種智慧超過它所有的俏皮話。親愛的，不要以為你會比一頭肥貓聰明，你為什麼總是追問那些愚蠢的問題呢，還為此苦惱不已——「你在我之前有過幾個女人（男人）？」「在床上，是她（他）比較棒，還是我？」「當我變成窮光蛋（醜八怪）了，你還會像現在這樣愛我嗎？」……
好像是電影《驚聲尖叫3》，一個女人出車禍即將死翹翹，她的丈夫趕到了。女人喘息著對丈夫說：「我死後，你還會再娶另外一個女人嗎？」丈夫深情地凝視她的眼睛：「放心，我一定不會。」她繼續喘息著說：「那你答應我，也不可以再和別的女人做愛，好嗎？」丈夫先是一愣，然後就像瓊瑤劇里的馬景濤一樣，用盡平生之力，搖晃著她的腦袋聲嘶力竭地：「寶貝，你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到！！！」這種晃腦袋大法，若非瓊瑤戲的女主角，正常女人都不可以承受，何況是一個垂死的女人呢。女人徹底死翹翹了，帶著那個永恆的問題飛去了天堂。讓我總結一下：如果，你想活得久一點，有些問題就不可以問，正如《夢醒時分》那首歌唱道：「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
我進一步的建議是：現在不必問，將來不必問，永遠不必問。倘若忍不住問了，就變成了一個笑話。查爾斯先生在臨終之前——當然，他不是遇到了車禍，而是病重——問妻子：我們結婚這麼些年了，一直很恩愛，有個問題我一直想問，我們五個兒子，個個都英俊聰慧，只有哈里又笨又丑，你告訴我實話，他的父親到底是不是我？查爾斯太太流著眼淚說：老頭子，看在你快要走的份上，我就把實話都說了吧，哈里百分之百是你的孩子……查爾斯先生點點頭，準備咽氣。查爾斯太太接著說，不過，其餘四個孩子的父親可全都不是你啊……聽到這話，查爾斯先生沒死成，他又氣活過來了。因此，你不想死去活來的話，有些事情就永遠不必問。至於，有些人永遠不必等，我是非常贊成的。除非，那個人是個送比薩的。
所謂幸福，看似妥當牢靠，其實通常建築在脆弱的基礎上，如同在流沙之上蓋樓。請安心地居住吧，你總不能因為它可能塌掉，就先動手把它拆除了吧。
語音歧視主義者
如果你是客居某城市的外來人士，對當地的方言會有許多意見。
我在報紙上做了一個專題，把青島話揶揄了一番。其實，這是多年前的一個心結。那是我擠公車時不知誰推搡了一位女士的臀部，這比捅了馬蜂窩的後果更嚴重。這位尖嗓門的女士運用地道的青島腔兒，高聲指出那個下流者母親身體上的某個隱秘部位，不顧自己的性別功能，在上頭加了一個非常有力的動詞，好充分表達自己清白被侵犯的憤懣。在狹仄的車廂內，她堅持不懈地罵了四站路，直到下車為止。
此後，再跟青島的女士打交道，看著她的嘴巴翕張不已，我就擔心那裡會突然蹦出那個粗俗的動詞，不管那張嘴巴是多麼紅潤可愛。
在高考結束後的整個暑假，我把大半的時間消磨在了昏暗的錄像廳里，觀摩了二十多部港版三級片，都是粵語對白，很難聽懂。好在我對情節也不甚在乎。最後只記得許多操著粵語的古今男女大做其愛的場面。大學入學後，恰好宿舍里有位廣東同學，他的同鄉女友經常來找他，兩人坐在床上操著鄉音說說笑笑的。雖然他們談的是文學和天氣，但我總感覺他們馬上就會寬衣解帶的樣子。
再早些，我有位美麗的女同桌，從東北轉學來的。我喜歡她，也就喜歡了她的東北話，耳朵里充滿了許多甜蜜、幼稚的情話，當然是東北口音的。往後，再遇到講東北話的女士，就覺得她很純情，即便相遇的地點是某些娛樂場所——這當然是天大的誤會。
自我反省一下，我的思維定式全無道理，這已經形成了一種語音歧視——比以膚色為標準的種族歧視更荒謬。語音歧視的集中表現是，一個男人如果講上海話，就有怕老婆之嫌；講河南話，就有詐騙之嫌；講廣東話，就有大款之嫌；講台灣話，就有色鬼之嫌；講東北話，就有殺人越貨之嫌；講陝西話或者山東話，就有老粗沒文化之嫌；講北京話，雖然王小波稱讚這種語音高貴，卻有胡同串子或破落子弟之嫌。
消除這些嫌疑的途徑是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普通話的最大好處是「普通」，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嫌疑。另外，普通話顯而易見的一個好處是——適宜談戀愛，譬如，「我愛你」這種煽情對白，用任何一種方言講都免不了別彆扭扭，一旦用上普通話就字正腔圓、深情款款、境界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