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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的政治，三千年來都是“天子與士大夫共治”的政治。這一傳統演變的結果，便是在上要“能令”，在下要“受命”。“受命”成為習慣，自然要承奉顏色而逐漸流於“上拍”;“能令”日久，也難免頤指而氣使之，逐漸形成了“下壓”。那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絕物”，不是孤芳自賞，便是落落寡合。所以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不做領袖，就做臣僕。上無領袖，下無臣僕，大家都過不了日子。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也和英國紳士一樣，開個誠實的會，通過一個好的決議案，然後大家來個teamwork呢?那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實在沒有這個東西;我們的血液里，沒有這個teamwork的血球，夫復何言!
文化傳統是規範個體社會行為最強的約束力。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要“破壞”我們這個傳統，談何容易!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胡適之先生的思想之所以能風靡一時，便是他二人生為現代文化領袖，他們的思想作風比我們一般中國知識分子要“現代”得不知多少倍!
反觀我國近百年民權發展的史跡，翻翻各界要人的嘉言懿行，再來熟讀孫、胡兩氏的遺著，才覺得他兩位前賢，真是眾睡獨醒的“現代”哲人。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0)
⑤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讀書，一般都比美國同學更用功，天資也比較聰明。大學四年的課，往往三年讀完。第四年級就開始讀研究院的課了。胡適之、顧維鈞諸先生那時都是如此。
⑥胡先生在六十多歲的時候和我談起他康乃爾時代的“民族晚會”，仍是口角留香，餘味猶存。我口中雖未與他抬槓，心中卻大不以為然，因為我知道這種“民族晚會”是個什麼東西。
筆者在留學生的“年齡”上來算，是比胡公反要“老”一輩。胡先生是到美國來讀大學本科的。我是受了完滿的中國國立大學教育，還做了一陣小公教人員，才赴美留學的，因而我這位老童生實在無法欣賞那些十幾歲的中國孩子們所宣揚的“中國文化”!
記得在50年代的初期，在“國際學社”內代表中國同學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同學。她出生於一個上海富商之家，自稱一向是以“花錢”(spending)為“娛樂”(hobby)的。她受的是徹頭徹尾的上海地區教會中學的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語不知比胡適之、林語堂、蔣廷黻諸先生要高明多少倍。人也聰明、漂亮、能幹。當起“會長”、“主席”也比誰都強，座上的馬歇爾元帥就頻頻點頭稱讚。真是樣樣都好，樣樣都可做。可是她就不能“宣揚中國文化”!由她所率領的那群青年男女所舉辦的“中國之夜”，在我們那批老油條看來，實在覺得“倒胃口”，甚至“憤怒”!
我們有時也問問來自印度、中東等地的老油條們，對他們自己的“晚會”的感想。誰知他們的“憤怒”之情，實有甚於我輩。
我想胡適之先生他們那時在康乃爾所搞的“晚會”，不會差得太多。我就奇怪為什麼胡先生六十多歲了，對這些當年的“兒戲”還興致未減呢?仔細想想也沒啥費解。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學時代”——這個知識上的“成熟期”(formativeage)——實在是他一生的黃金時代。在那智竅初開之時所接受下來的東西，是畢生眷戀不置的。筆者本人的大學時代實是我一生最貧病交迫的時代。但是我今日回味那段“幾度夕陽紅”的沙坪歲月，真想回去再過它四年。胡老師之眷戀康乃爾不是同樣的心情嗎?至於那些“民族晚會”的實際價值如何，自然又當別論了。
⑦據顧維鈞先生於1960年“口述歷史”時親口告我，這個“秘密”是當時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與大總統袁世凱密議之後，要顧氏(時任“大總統府”和“外務部”雙重英文秘書)親自秘密送往美國公使館，交英國路透社“泄露”的。唯顧氏1931年以前的文件均留存天津私宅，未能攜出，以致當時的細節，筆者也就無從查對了。
⑧原詩刊於《四十自述》(1954年，世界文摘社港版)，頁80。全詩原文如後：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余垂柳拂人來。
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原註：“西風莫笑”原作“憑君漫說”，1916年改。“長條”原作“柔條”，1929年改。
⑨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致留學界公函》(原稿為英文，見《留學日記》)，辭義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個國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條要求”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她的青年學生還能“安心讀書”，無動於衷，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他是不會搞革命的;拋頭顱、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
⑩安吉爾學說英文節要原文見《留學日記》(1915年6月日記，7月1日補記)胡適之先生這篇有關政治思想的自述，是他晚年著述中很重要的一篇。這裡所談的雖是他青年時代的故事，但也是他晚年期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一篇對他幼年思想重新估價、從頭核准、初無絲毫“修正”的夫子自道。筆者二十年前為他英文自述作導言時，也就根據這幾篇而強調說，胡適思想四十年來無太大的變動。這從好處來說，是胡適思想的前後一致性;從壞處來說，則是胡適之沒有進步。
文化傳統是規範個體社會行為最強的約束力。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要“破壞”我們這個傳統，談何容易!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胡適之先生的思想之所以能風靡一時，便是他二人生為現代文化領袖，他們的思想作風比我們一般中國知識分子要“現代”得不知多少倍!
反觀我國近百年民權發展的史跡，翻翻各界要人的嘉言懿行，再來熟讀孫、胡兩氏的遺著，才覺得他兩位前賢，真是眾睡獨醒的“現代”哲人。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0)
⑤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讀書，一般都比美國同學更用功，天資也比較聰明。大學四年的課，往往三年讀完。第四年級就開始讀研究院的課了。胡適之、顧維鈞諸先生那時都是如此。
⑥胡先生在六十多歲的時候和我談起他康乃爾時代的“民族晚會”，仍是口角留香，餘味猶存。我口中雖未與他抬槓，心中卻大不以為然，因為我知道這種“民族晚會”是個什麼東西。
筆者在留學生的“年齡”上來算，是比胡公反要“老”一輩。胡先生是到美國來讀大學本科的。我是受了完滿的中國國立大學教育，還做了一陣小公教人員，才赴美留學的，因而我這位老童生實在無法欣賞那些十幾歲的中國孩子們所宣揚的“中國文化”!
記得在50年代的初期，在“國際學社”內代表中國同學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同學。她出生於一個上海富商之家，自稱一向是以“花錢”(spending)為“娛樂”(hobby)的。她受的是徹頭徹尾的上海地區教會中學的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語不知比胡適之、林語堂、蔣廷黻諸先生要高明多少倍。人也聰明、漂亮、能幹。當起“會長”、“主席”也比誰都強，座上的馬歇爾元帥就頻頻點頭稱讚。真是樣樣都好，樣樣都可做。可是她就不能“宣揚中國文化”!由她所率領的那群青年男女所舉辦的“中國之夜”，在我們那批老油條看來，實在覺得“倒胃口”，甚至“憤怒”!
我們有時也問問來自印度、中東等地的老油條們，對他們自己的“晚會”的感想。誰知他們的“憤怒”之情，實有甚於我輩。
我想胡適之先生他們那時在康乃爾所搞的“晚會”，不會差得太多。我就奇怪為什麼胡先生六十多歲了，對這些當年的“兒戲”還興致未減呢?仔細想想也沒啥費解。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學時代”——這個知識上的“成熟期”(formativeage)——實在是他一生的黃金時代。在那智竅初開之時所接受下來的東西，是畢生眷戀不置的。筆者本人的大學時代實是我一生最貧病交迫的時代。但是我今日回味那段“幾度夕陽紅”的沙坪歲月，真想回去再過它四年。胡老師之眷戀康乃爾不是同樣的心情嗎?至於那些“民族晚會”的實際價值如何，自然又當別論了。
⑦據顧維鈞先生於1960年“口述歷史”時親口告我，這個“秘密”是當時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與大總統袁世凱密議之後，要顧氏(時任“大總統府”和“外務部”雙重英文秘書)親自秘密送往美國公使館，交英國路透社“泄露”的。唯顧氏1931年以前的文件均留存天津私宅，未能攜出，以致當時的細節，筆者也就無從查對了。
⑧原詩刊於《四十自述》(1954年，世界文摘社港版)，頁80。全詩原文如後：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余垂柳拂人來。
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原註：“西風莫笑”原作“憑君漫說”，1916年改。“長條”原作“柔條”，1929年改。
⑨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致留學界公函》(原稿為英文，見《留學日記》)，辭義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個國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條要求”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她的青年學生還能“安心讀書”，無動於衷，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他是不會搞革命的;拋頭顱、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
⑩安吉爾學說英文節要原文見《留學日記》(1915年6月日記，7月1日補記)胡適之先生這篇有關政治思想的自述，是他晚年著述中很重要的一篇。這裡所談的雖是他青年時代的故事，但也是他晚年期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一篇對他幼年思想重新估價、從頭核准、初無絲毫“修正”的夫子自道。筆者二十年前為他英文自述作導言時，也就根據這幾篇而強調說，胡適思想四十年來無太大的變動。這從好處來說，是胡適思想的前後一致性;從壞處來說，則是胡適之沒有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