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頁
③胡氏原以公費學農。康乃爾農學院因系州立，不收學費。然學生如中途退學或轉學，則必須補繳學費。所以胡氏在二年級轉學時，中國留學生監督乃自其生活費中分期酌扣若干，以補所欠。那時的庚款留學生，學雜費之外，每月生活費為八十美元，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大數目。
美金當時的購買力，恐在今日(1978)十倍左右。今日若有留學生能月領八百美元“生活費”，豈非富人?!
再拿當時的中國生活費用作比：斯時一美元約合中國銀元(“袁大頭”或“墨西哥鷹洋”)兩元五角上下。適之先生的同鄉張恨水先生那時在蕪湖一報館做編輯，月薪僅銀洋六元(約合兩塊多美金)，還要養家活口!(見《張恨水自述》)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9)
所以那時公、自費留學生一旦出國，真是立地成佛。昨日還是牧牛兒，今日便可衣錦披朱，到相府招親去了。這樣一群花花公子，鍍金返國之後，要做什麼樣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繼續他們在國外當學生時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國的留學生如維持不了以前的標準，則難免自嘆“懷才不遇”、“食無魚，出無車”了。維持得了的，則其享受難免還要升級。如是則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車洋房……做起了中西合璧的大貪官、大污吏而視為當然。由留學生變質的官僚，因而逐漸形成一個標準的職業官僚階層(professionalbureaucrats)，他們眼中哪裡還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結果弄到民不畏死，鋌而走險，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筆者讀史而發此感慨，絕無意批評老輩。這只是個“時代問題”和“制度問題”，足以發人深省罷了。個人的行為原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社會行為的整體中，只是隨波逐流，奚足臧否?
再者，筆者這一輩，原也只是前輩的餘波，我們這批抗戰期間沒有被敵機炸死，或肺病、瘧疾害死的草鞋青年，勝利之後，形容枯槁，衣不蔽體。可是一旦榜上有名，偷得國家一筆外匯(不論公費自費，自己都可不花一文)，轉眼之間也就西裝革履，鋼筆手錶，“三機”俱全(照相機、留聲機、打字機);對鏡自窺，居然也是堂堂一表的鍍金青年，阿Q心理，誰人沒有呢?如果時代不變，學位如常，留學返國之後，職業上得意與不得意之間還不是向“老輩”看齊?管他老百姓死活!這原是時代的悲劇;時代不變，留美學生有幾個會對著鏡子詛咒自己呢?
筆者在認識胡老師的初期，還是個在美國“山上”打工的“查萊”(美國人鄙視華工的俚語)。記得那時我的工作是每日十二至十四小時，每周七天，周薪是四十五元，但是和我同工的另外一個“查萊”對我且有點羨慕和不平之感，因為他是“跳船的”，沒有“身份”;做我這樣的“工”，他還得躲躲藏藏，並向“介紹所”不斷送錢，以便有眼線的介紹人，隨時通風報信。一旦“有吏夜捉人”之時，他可有準備地來個“老夫逾牆走”!因而他看到我這個通宵呼呼大睡、夜半敲門不吃驚的“留學生”，真是既羨慕，又嫉妒。
所以我後來聽到適之先生說，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費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窮之時，我不覺學著一句四川話向他老人家說：“胡老師，你窮啥子啊!”可是我這句四川話，胡老師一直未聽懂，因為他未到過四川，也沒有害過肺病或瘧疾，更沒有在美國上過“山”啊!
庚款留學生是近七十年來我國建國的棟樑之材。但是這些棟樑和一般中國老百姓距離多遠啊!
④汪精衛在為《總理遺囑》撰稿時，他為著行文聲調鏗鏘，乃選了三部中山遺著排列成：“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其實他漏列了的《民權初步》，其重要性實不在上述三書之下，甚或有以過之。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高層領袖中，鳳毛麟角的modernman;是真能擺脫中國封建帝王和官僚傳統而篤信“民權”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權”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開會，會中如何決議，決議後如何執行。這一點點如果辦不到，則假民主便遠不如真獨裁之能福國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親自動手來翻譯一本議事規程的小書，而名之曰《民權初步》，就憑這一點，讀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頭腦里的現代化程度便遠非他人所能及。汪精衛在《總理遺囑》中之所以漏列此書，顯然是說明汪氏認為這種小道何能與“總理遺教”的經典並列?殊不知我國的政治現代化運動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國的方略或大綱，而缺的卻是這個孔子認為“亦有可觀”的“小道”!
胡適之先生最心折的後輩，哥大史學系的台柱教授芮文斯(AllenNevins)先生，那時便時常在課堂上大言不慚地說：“在政治上說，英語民族較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為優越!”其實英語民族在搞政治上的優越性，就是他們會開會：認真開會，和實行開會所得出的決議案。其他任何民族開起會來都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的會便不能搞“分工合作”和“配合工作”(teamwork)。而英語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武器便是“配合工作”。
筆者最近在一本《新英漢詞典》里看到ateamworkgovernment一語被譯成“集體領導的政府”。實際上近百年來最安定的英語民族的政府無一而非“集體領導的政府”，我們東方則適得其反。從這點來看，我們實在不能不接受芮文斯先生的牛皮。
美金當時的購買力，恐在今日(1978)十倍左右。今日若有留學生能月領八百美元“生活費”，豈非富人?!
再拿當時的中國生活費用作比：斯時一美元約合中國銀元(“袁大頭”或“墨西哥鷹洋”)兩元五角上下。適之先生的同鄉張恨水先生那時在蕪湖一報館做編輯，月薪僅銀洋六元(約合兩塊多美金)，還要養家活口!(見《張恨水自述》)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9)
所以那時公、自費留學生一旦出國，真是立地成佛。昨日還是牧牛兒，今日便可衣錦披朱，到相府招親去了。這樣一群花花公子，鍍金返國之後，要做什麼樣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繼續他們在國外當學生時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國的留學生如維持不了以前的標準，則難免自嘆“懷才不遇”、“食無魚，出無車”了。維持得了的，則其享受難免還要升級。如是則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車洋房……做起了中西合璧的大貪官、大污吏而視為當然。由留學生變質的官僚，因而逐漸形成一個標準的職業官僚階層(professionalbureaucrats)，他們眼中哪裡還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結果弄到民不畏死，鋌而走險，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筆者讀史而發此感慨，絕無意批評老輩。這只是個“時代問題”和“制度問題”，足以發人深省罷了。個人的行為原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社會行為的整體中，只是隨波逐流，奚足臧否?
再者，筆者這一輩，原也只是前輩的餘波，我們這批抗戰期間沒有被敵機炸死，或肺病、瘧疾害死的草鞋青年，勝利之後，形容枯槁，衣不蔽體。可是一旦榜上有名，偷得國家一筆外匯(不論公費自費，自己都可不花一文)，轉眼之間也就西裝革履，鋼筆手錶，“三機”俱全(照相機、留聲機、打字機);對鏡自窺，居然也是堂堂一表的鍍金青年，阿Q心理，誰人沒有呢?如果時代不變，學位如常，留學返國之後，職業上得意與不得意之間還不是向“老輩”看齊?管他老百姓死活!這原是時代的悲劇;時代不變，留美學生有幾個會對著鏡子詛咒自己呢?
筆者在認識胡老師的初期，還是個在美國“山上”打工的“查萊”(美國人鄙視華工的俚語)。記得那時我的工作是每日十二至十四小時，每周七天，周薪是四十五元，但是和我同工的另外一個“查萊”對我且有點羨慕和不平之感，因為他是“跳船的”，沒有“身份”;做我這樣的“工”，他還得躲躲藏藏，並向“介紹所”不斷送錢，以便有眼線的介紹人，隨時通風報信。一旦“有吏夜捉人”之時，他可有準備地來個“老夫逾牆走”!因而他看到我這個通宵呼呼大睡、夜半敲門不吃驚的“留學生”，真是既羨慕，又嫉妒。
所以我後來聽到適之先生說，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費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窮之時，我不覺學著一句四川話向他老人家說：“胡老師，你窮啥子啊!”可是我這句四川話，胡老師一直未聽懂，因為他未到過四川，也沒有害過肺病或瘧疾，更沒有在美國上過“山”啊!
庚款留學生是近七十年來我國建國的棟樑之材。但是這些棟樑和一般中國老百姓距離多遠啊!
④汪精衛在為《總理遺囑》撰稿時，他為著行文聲調鏗鏘，乃選了三部中山遺著排列成：“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其實他漏列了的《民權初步》，其重要性實不在上述三書之下，甚或有以過之。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高層領袖中，鳳毛麟角的modernman;是真能擺脫中國封建帝王和官僚傳統而篤信“民權”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權”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開會，會中如何決議，決議後如何執行。這一點點如果辦不到，則假民主便遠不如真獨裁之能福國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親自動手來翻譯一本議事規程的小書，而名之曰《民權初步》，就憑這一點，讀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頭腦里的現代化程度便遠非他人所能及。汪精衛在《總理遺囑》中之所以漏列此書，顯然是說明汪氏認為這種小道何能與“總理遺教”的經典並列?殊不知我國的政治現代化運動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國的方略或大綱，而缺的卻是這個孔子認為“亦有可觀”的“小道”!
胡適之先生最心折的後輩，哥大史學系的台柱教授芮文斯(AllenNevins)先生，那時便時常在課堂上大言不慚地說：“在政治上說，英語民族較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為優越!”其實英語民族在搞政治上的優越性，就是他們會開會：認真開會，和實行開會所得出的決議案。其他任何民族開起會來都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的會便不能搞“分工合作”和“配合工作”(teamwork)。而英語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武器便是“配合工作”。
筆者最近在一本《新英漢詞典》里看到ateamworkgovernment一語被譯成“集體領導的政府”。實際上近百年來最安定的英語民族的政府無一而非“集體領導的政府”，我們東方則適得其反。從這點來看，我們實在不能不接受芮文斯先生的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