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頁
我今日回想我學生時代的活動——那些充滿稚氣的青年歲月——我覺得那裡仍然有許多客觀的教訓，值得我們重新學習。中國為從事毫無意義的內爭，整整地浪費了三分之一個世紀，把足以解決國家問題的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完全忽視了。結果開門揖盜，任日人侵略。縱遲至今日，我國由於安全未得到適當解決所受的創傷，始終未能復原，而這安全問題，正如我四十年前所體驗到的，非通過明智而有效的國際集體安全組織，便不可能有有效的解決。
在我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再念一段在安吉爾氏自傳的“總而言之”第165至166頁上所載有關安氏思想的節要，列入本章，作為記錄B21：
一、一個國家對食糧和生產原料加以政治控制，實無必要，戰爭也未必就能賦予一國[政府]對該項資財的掌握。該項控制只是為適應戰爭的目的，始有此必要。消滅戰爭，這種必要自然隨之消滅。
二、沒有任何戰爭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由於戰爭的結果必然招致經濟危機，發勝利財是不可能的。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8)
三、勝方認為可以在戰後使敗方賠償戰費，這種觀念完全是無稽的幻想。這一觀念之虛幻從現代的經濟制度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銀行業務、信託和貨幣制度都是極易招致毀滅的。[一個戰敗國，經濟體系既然全部崩潰，拿什麼來賠款呢?]
四、戰爭不是命定的、出乎自然的，或是歷史發展中“不可避免”的過程。戰爭不是大自然所製造的，而是人為的，是人類智慧破產的表現。
五、人類智慧本無破產之必要。我們或許不能改變人性，但我們絕對可以改變人類的行為。如果人類連行為也不能改變的話，那我們今天還不是在搞決鬥，在法庭中搞刑求，在[宗教信仰中]燒死異端?
六、不抵抗並非良策。當人類或國家對罪惡的暴力或社會極權的瘋狂無從抵禦時，則彼此便以力相尚，強凌弱，眾暴寡。而當事各方均自稱有以強力自衛之權;同時在其所爭執的事件中，各方亦各自作裁判。但一方如為對方強力所壓制，則爭端便隨力量而解決。欲求理智和公理得以伸展，則無法無天的暴力之下的遭難者，必須由社會來加以保護。所以我們所反對的壞事不是力量，而是力量沒有得到正當的使用——在法律之下的正當使用。我們要武裝法律，而不是武裝訴訟人。
七、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防衛，不只是和平。這個意思就是我們應試行建立那唯一[解決人類爭端的]方法的基礎。根據此基礎我們可以取得和平的防衛，可以用力量來防制侵略和暴力!
八、第一步的努力並不是企望建立一個有奢望的世界憲法，而只是把與這一[保衛世界和平]問題有關的一切事實，公諸世界，使其得到一個更廣闊的公共了解。要把我們的大原則化為政策，我們的第一要務便是把我們和德意志的分歧之點究在何處，攤開來講個明白。事實上直至今日，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和德國的分歧究在何處呢!我們要先從英語國家開始，來舉辦一個核心小組討論;然後再包括法國、俄國和德國來[共同]試探設立一個歐洲協約的組織，不能只堅持那動搖不定的勢力平衡的延續。這一“協約組織”一定要一小部一小部地組織起來，直至那些對今後美好生活有共同信念的各個背後有足夠的武裝，來強制制止那些黷武而自以為是的[國家和人民對外的]侵略行為[然後再試行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用武力防衛和平的具體組織]。
注釋
①筆者這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國內受大中學教育時，震於胡適之、蔣廷黻諸先生的盛名，總以為他們對中西語文的運用都是得心應口、白璧無瑕的。及長親炙教誨，才知道幼年時代的幻覺與真實相去甚遠。我第一次聽到蔣先生在聯合國大會講演，他那一口的寶慶英語，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語的發音遠在蔣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語講演時的中國“腔”(intonation)，也是相當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歲以後才正式運用英語會話的，因而英語也就始終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說起來總歸不像早期留學的“幼童”們，或現在“進美國學校”的孩子們說得那麼自然。
語言這個東西本是人類生活中最難掌握的技巧之一。學習它也有一定的年齡限制。男人家在十五六歲以後才正式開始學，總歸是學不好。我國的文法科留學生中大凡中文有相當造詣的，西文則很少能達其巔峰，反之亦然，這都是因為幼年很難雙語兼修。“四美具，二難並”，使中西語文寫說均佳，真是談何容易。胡適之先生的治學和講學，雖然仍以中文為主，像他那樣能對中英雙語兩得其平的留學生，也真是出類拔萃的了。
②卜郎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胡氏在後來著作中有時亦音譯為“白郎寧”，然在其《留學日記》中則用“卜郎吟”。筆者因本篇所討論的問題多與《留學日記》中所討論的有密切關係，為便於讀者查對，故本篇所用譯名均儘量採用《日記》中的譯名，以免混雜。
卜郎吟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詩人，死後陪葬西敏寺。其詩以樂觀主義見稱於時，其格調甚合乎我們這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胡適之先生的口味。胡氏曾以“騷體”譯其詩，尚稱切貼。不過卜氏卻沒有胡適之先生樂觀得那麼理智。他的純情主義的傾向使他與一位全身癱瘓的女詩人伊莉莎白·巴瑞特(ElizabethBarrett，1806—1861)由熱戀而結婚而情奔，一時傳為佳話。他二人婚後所寫的“商籟體”的情詩，則尤為膾炙人口。
在我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再念一段在安吉爾氏自傳的“總而言之”第165至166頁上所載有關安氏思想的節要，列入本章，作為記錄B21：
一、一個國家對食糧和生產原料加以政治控制，實無必要，戰爭也未必就能賦予一國[政府]對該項資財的掌握。該項控制只是為適應戰爭的目的，始有此必要。消滅戰爭，這種必要自然隨之消滅。
二、沒有任何戰爭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由於戰爭的結果必然招致經濟危機，發勝利財是不可能的。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8)
三、勝方認為可以在戰後使敗方賠償戰費，這種觀念完全是無稽的幻想。這一觀念之虛幻從現代的經濟制度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銀行業務、信託和貨幣制度都是極易招致毀滅的。[一個戰敗國，經濟體系既然全部崩潰，拿什麼來賠款呢?]
四、戰爭不是命定的、出乎自然的，或是歷史發展中“不可避免”的過程。戰爭不是大自然所製造的，而是人為的，是人類智慧破產的表現。
五、人類智慧本無破產之必要。我們或許不能改變人性，但我們絕對可以改變人類的行為。如果人類連行為也不能改變的話，那我們今天還不是在搞決鬥，在法庭中搞刑求，在[宗教信仰中]燒死異端?
六、不抵抗並非良策。當人類或國家對罪惡的暴力或社會極權的瘋狂無從抵禦時，則彼此便以力相尚，強凌弱，眾暴寡。而當事各方均自稱有以強力自衛之權;同時在其所爭執的事件中，各方亦各自作裁判。但一方如為對方強力所壓制，則爭端便隨力量而解決。欲求理智和公理得以伸展，則無法無天的暴力之下的遭難者，必須由社會來加以保護。所以我們所反對的壞事不是力量，而是力量沒有得到正當的使用——在法律之下的正當使用。我們要武裝法律，而不是武裝訴訟人。
七、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防衛，不只是和平。這個意思就是我們應試行建立那唯一[解決人類爭端的]方法的基礎。根據此基礎我們可以取得和平的防衛，可以用力量來防制侵略和暴力!
八、第一步的努力並不是企望建立一個有奢望的世界憲法，而只是把與這一[保衛世界和平]問題有關的一切事實，公諸世界，使其得到一個更廣闊的公共了解。要把我們的大原則化為政策，我們的第一要務便是把我們和德意志的分歧之點究在何處，攤開來講個明白。事實上直至今日，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和德國的分歧究在何處呢!我們要先從英語國家開始，來舉辦一個核心小組討論;然後再包括法國、俄國和德國來[共同]試探設立一個歐洲協約的組織，不能只堅持那動搖不定的勢力平衡的延續。這一“協約組織”一定要一小部一小部地組織起來，直至那些對今後美好生活有共同信念的各個背後有足夠的武裝，來強制制止那些黷武而自以為是的[國家和人民對外的]侵略行為[然後再試行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用武力防衛和平的具體組織]。
注釋
①筆者這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國內受大中學教育時，震於胡適之、蔣廷黻諸先生的盛名，總以為他們對中西語文的運用都是得心應口、白璧無瑕的。及長親炙教誨，才知道幼年時代的幻覺與真實相去甚遠。我第一次聽到蔣先生在聯合國大會講演，他那一口的寶慶英語，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語的發音遠在蔣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語講演時的中國“腔”(intonation)，也是相當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歲以後才正式運用英語會話的，因而英語也就始終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說起來總歸不像早期留學的“幼童”們，或現在“進美國學校”的孩子們說得那麼自然。
語言這個東西本是人類生活中最難掌握的技巧之一。學習它也有一定的年齡限制。男人家在十五六歲以後才正式開始學，總歸是學不好。我國的文法科留學生中大凡中文有相當造詣的，西文則很少能達其巔峰，反之亦然，這都是因為幼年很難雙語兼修。“四美具，二難並”，使中西語文寫說均佳，真是談何容易。胡適之先生的治學和講學，雖然仍以中文為主，像他那樣能對中英雙語兩得其平的留學生，也真是出類拔萃的了。
②卜郎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胡氏在後來著作中有時亦音譯為“白郎寧”，然在其《留學日記》中則用“卜郎吟”。筆者因本篇所討論的問題多與《留學日記》中所討論的有密切關係，為便於讀者查對，故本篇所用譯名均儘量採用《日記》中的譯名，以免混雜。
卜郎吟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詩人，死後陪葬西敏寺。其詩以樂觀主義見稱於時，其格調甚合乎我們這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胡適之先生的口味。胡氏曾以“騷體”譯其詩，尚稱切貼。不過卜氏卻沒有胡適之先生樂觀得那麼理智。他的純情主義的傾向使他與一位全身癱瘓的女詩人伊莉莎白·巴瑞特(ElizabethBarrett，1806—1861)由熱戀而結婚而情奔，一時傳為佳話。他二人婚後所寫的“商籟體”的情詩，則尤為膾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