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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初，我終於有個機會能把我的思想寫了出來。那時美國的“國際睦誼會”(AmericanAssociationforInternationalConciliation)在白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會長主持之下舉辦了一次校際和平論文競賽。該會所頒布的文題之一便是：“在國際關係中，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力量嗎?”我對這一題目大感興趣，因而很用了一番功，作文應徵。數月之後出乎意料的，我居然得了頭獎。那頭獎的百元獎金，對我當時的經濟情況實不無小補。我的論文後來由該會出版並譯成多種歐洲語言;在巴西則被譯成葡萄牙文;在南美其他各國則被譯成西班牙文。這篇論文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曾保留了一份節要。我現在把這節要再敘述一遍，也可以看出我那時對這一新哲學——新和平主義——信仰的程度。
在該文的第一部里我提出三個前提。我試答第一個問題：“在國際關係中，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力量的嗎?”我想當初出題目的人的心目中，一定先有個正面的答案。但是我卻給他一個反面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們認為力量可以用不需要力量的東西來代替的話，則世界上便沒有這種不用力量的代替品。這是我那篇論文的要點之所在。縱使是不抵抗主義，它正如杜威所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消極的抵抗比積極的抵抗更為有效。”[也不是否定力量的存在!]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7)
這樣你可以看出我那時已經不是無條件接受不抵抗主義的一切理論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經體會到，弱水可以穿堅石，倒不是因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勁!這就是杜威和安吉爾對力的觀念。所以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問題，而是如何更經濟有效使用力量的問題。所以問題的重心就是怎樣[覓取用力的新方法]來代替當前浪費和亂用力量的問題。
我論文的是解釋當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的問題不是力量發揮的問題而是力量沒有發揮的問題。目前這個戰爭實是人類有史以來，力量發揮的最大表現。但是其後果卻是個死結，這個死結在1916年的春天實在表現得十分明顯。力量何嘗發揮，因為力量已被浪費了。力量的本身卻被用去製造力量的對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結果是相互抵消，以流於浪費和無結果。由此可見，我那時對安、杜二氏的新觀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我論文的最後一部則說明，如果要力量充分發揮，就應該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加以規律化，而導向一個[有建設性的]共同目標。法治便是組織力量的一個例子。力量既經組織，浪費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賴以保持。所以我的結論便是個具體的建議——把世界各國的力量組織起來，來維護國際公法和世界和平，這便是解決當今世界國際問題的不二法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實在是“捍衛和平大同盟”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後來我也是“國際聯盟”的熱忱贊助人之一。當國聯於巴黎和會宣布成立之時，我也是“國聯中國同志會”(ChineseAssociationfortheLeagueofNations)的發起人之一。《國際聯盟憲章》(TheCovenant)便是我譯成中文的。
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以武力強占我東北，我在我們所辦的《獨立評論》上便寫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國向國聯申訴，支持“李頓調查團”(TheLytonCommission)有關中日糾紛的報告。時歷數月，我都希望國聯來制止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但如眾所知，國聯一開頭就無能為力。由於美國拒絕加盟，國聯已有先天的虛弱;更由於蘇聯加盟太晚，其後又因其侵略芬蘭而被開除盟籍，國聯便更無實力;再因東北事變，日本自動退盟;所以國聯一誕生，事實上便已癱瘓了。
記得1945年我以中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去舊金山參加“聯合國”(TheUnitedNations)成立大會。我忽然接到老友何爾特先生的電話，接著他便到旅館來看我，說他是自備旅費自佛羅里達州冬園市的家中，趕來參加這個盛會。他說：“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後竟然實現了!”我看到這位老人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實現而激動的情況，我也為之感動不已。
這一新的國際組織當然是包括美、蘇等首要強國，可是當蘇聯堅持安全理事會裡的永久會員國可以使用否決權時，何君與我均深感失望。時至今日，我始終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
在結束本題有關我個人信仰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之前，我想略提一下當年同學們對我的溫情，雖然那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我的和平主義。當“二十一條事件”結束之後，整個同學的圈子內大致對我都非常友善。他們選我擔任《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的編輯委員，又選我擔任中國學生會所主辦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的主編。當我從綺色佳轉往紐約時，我碰見了許多老朋友，他們都是在我主張不抵抗以及反對對日作戰之時，強烈反對和批判過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紐約的兩年期間，他們對我都十分友好，有許多到現在還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在公開場合採取堅定的立場，擇善而固執，總是值得的。
第二我還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二十多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導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在日本悠久的歷史中，向無異族統治的先例，戰爭使其初嘗此味。中國所受戰爭的創傷，亦迄未復原。
在該文的第一部里我提出三個前提。我試答第一個問題：“在國際關係中，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力量的嗎?”我想當初出題目的人的心目中，一定先有個正面的答案。但是我卻給他一個反面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們認為力量可以用不需要力量的東西來代替的話，則世界上便沒有這種不用力量的代替品。這是我那篇論文的要點之所在。縱使是不抵抗主義，它正如杜威所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消極的抵抗比積極的抵抗更為有效。”[也不是否定力量的存在!]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7)
這樣你可以看出我那時已經不是無條件接受不抵抗主義的一切理論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經體會到，弱水可以穿堅石，倒不是因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勁!這就是杜威和安吉爾對力的觀念。所以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問題，而是如何更經濟有效使用力量的問題。所以問題的重心就是怎樣[覓取用力的新方法]來代替當前浪費和亂用力量的問題。
我論文的是解釋當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的問題不是力量發揮的問題而是力量沒有發揮的問題。目前這個戰爭實是人類有史以來，力量發揮的最大表現。但是其後果卻是個死結，這個死結在1916年的春天實在表現得十分明顯。力量何嘗發揮，因為力量已被浪費了。力量的本身卻被用去製造力量的對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結果是相互抵消，以流於浪費和無結果。由此可見，我那時對安、杜二氏的新觀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我論文的最後一部則說明，如果要力量充分發揮，就應該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加以規律化，而導向一個[有建設性的]共同目標。法治便是組織力量的一個例子。力量既經組織，浪費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賴以保持。所以我的結論便是個具體的建議——把世界各國的力量組織起來，來維護國際公法和世界和平，這便是解決當今世界國際問題的不二法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實在是“捍衛和平大同盟”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後來我也是“國際聯盟”的熱忱贊助人之一。當國聯於巴黎和會宣布成立之時，我也是“國聯中國同志會”(ChineseAssociationfortheLeagueofNations)的發起人之一。《國際聯盟憲章》(TheCovenant)便是我譯成中文的。
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以武力強占我東北，我在我們所辦的《獨立評論》上便寫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國向國聯申訴，支持“李頓調查團”(TheLytonCommission)有關中日糾紛的報告。時歷數月，我都希望國聯來制止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但如眾所知，國聯一開頭就無能為力。由於美國拒絕加盟，國聯已有先天的虛弱;更由於蘇聯加盟太晚，其後又因其侵略芬蘭而被開除盟籍，國聯便更無實力;再因東北事變，日本自動退盟;所以國聯一誕生，事實上便已癱瘓了。
記得1945年我以中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去舊金山參加“聯合國”(TheUnitedNations)成立大會。我忽然接到老友何爾特先生的電話，接著他便到旅館來看我，說他是自備旅費自佛羅里達州冬園市的家中，趕來參加這個盛會。他說：“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後竟然實現了!”我看到這位老人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實現而激動的情況，我也為之感動不已。
這一新的國際組織當然是包括美、蘇等首要強國，可是當蘇聯堅持安全理事會裡的永久會員國可以使用否決權時，何君與我均深感失望。時至今日，我始終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
在結束本題有關我個人信仰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之前，我想略提一下當年同學們對我的溫情，雖然那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我的和平主義。當“二十一條事件”結束之後，整個同學的圈子內大致對我都非常友善。他們選我擔任《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的編輯委員，又選我擔任中國學生會所主辦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的主編。當我從綺色佳轉往紐約時，我碰見了許多老朋友，他們都是在我主張不抵抗以及反對對日作戰之時，強烈反對和批判過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紐約的兩年期間，他們對我都十分友好，有許多到現在還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在公開場合採取堅定的立場，擇善而固執，總是值得的。
第二我還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二十多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導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在日本悠久的歷史中，向無異族統治的先例，戰爭使其初嘗此味。中國所受戰爭的創傷，亦迄未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