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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期的胡適是被兩位傑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爾和杜威——“洗腦”了，而且洗得相當徹底，洗到他六十多歲，還對這兩位老輩稱頌不置。這也就表示胡適的政治思想，終其生沒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適之先生一生反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可是在這篇自述里，我們不也是看到那個才氣縱橫的青年胡適，一旦碰到安吉爾、杜威二大師，便“盡棄所學而學焉”，讓他兩位“牽著鼻子走”嗎?適之當然不承認他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因為他不自覺自己的鼻子被牽了。這並不表示他老人家沒有被牽。相反的，這正表示牽人鼻子的人本事如何高強罷了。
安吉爾、杜威能在東方碰到個誠實無欺、信仰堅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就不能呢?一個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後，被侵入的新興思想所洗腦——所謂啟蒙期——並賴之而復甦，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腦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這個老大民族就腦脈硬化，沒有進步了。
記得幼年讀《左傳》，讀到一個小故事說：“公嚼帶，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齒。”在胡先生這篇自述里，我們也看到，胡適嚼帶，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齒。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1)
當然在近代中國啟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傳家之中“折其二齒”的，正所在多有，並不只胡老師一人。所以我們要了解胡適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們怎樣能使我們那樣有才學的胡老師，來“俯首甘為孺子牛”!
大凡一個思想家，他思想體系的建立，總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他智慧成長期中的時代環境。這是他的根。其後枝葉茂盛，開花結果，都是從這個根里長出來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樣長法的呢?讓我們先來逐條解剖一下：
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種人。他們的文化傳統白得像一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出發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一樣。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一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政治”的“白面書生”。現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於這一類。
有了這四條框框，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們所討論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質之所在了。
所謂“力”也者，在他們看來，就是英國的“力”碰到了德國的“力”。他們二力相銷，兩敗俱傷，所以勝者也就不能發“勝利財”了。他們就未看到一旦英國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國的“力”碰到中國的“力”，二力不相銷，則勝利者就要發“勝利財”了。他們如果不發勝利財，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談近三百年來的世界問題(包括今日美、蘇爭霸的問題)，如果抹殺“帝國主義”這個基本概念，則一切理論也就不值一駁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談的“和平”罷!
他們的“和平”的定義，事實上是：“全世界在休戰狀態下，維持現狀(statusquo)。”第一次大戰(乃至第二次大戰)前後，想“維持現狀”最力的國家便是“日不沒”的大英帝國。她在“現狀”之下，已日不沒矣;不維持現狀，難道還要征服火星嗎?
那時想打破現狀，使世界大亂，好渾水摸魚的是德、意、日等幾個小強盜。大強盜要維持現狀，保護“既得利益”，小強盜要打破壟斷，向大強盜分贓，才搞起了所謂“世界大戰”，其理甚明。
在這情況之下，安、杜二大師要全世界休兵息戰，維持現狀，這不但小強盜不肯;這現狀對我們這些歷經大小強盜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發生什麼意義呢?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反對“參戰”的理論基礎(我強調的是“理論”二字)，也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安吉爾、杜威這兩位白面書生，書生論政，見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適之先生這樣的從半殖民地出來的黃面書生，在國際政治上也和他們大唱其同調，不是很可笑的事嗎?!
杜威對“法律”所作的那兩條解說，事實上和我國漢朝許慎所說的“觸不直者去之”，同樣沒有太大的反駁價值，因為他忽略了“法律”的從屬性而以偏概全。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2)
“法律”就像一頭獵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數理邏輯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學派上說蓋可歸之於“數理派”(mathematicalmetrical)。他這個調節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組織地更經濟有效地使用這一公式，有個大前提——使用這一公式的人，必須全是“主人”。這樣則一條公路上兩位駕駛員，各自靠右邊開車，各自經濟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於“浪費”。
安吉爾、杜威能在東方碰到個誠實無欺、信仰堅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就不能呢?一個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後，被侵入的新興思想所洗腦——所謂啟蒙期——並賴之而復甦，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腦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這個老大民族就腦脈硬化，沒有進步了。
記得幼年讀《左傳》，讀到一個小故事說：“公嚼帶，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齒。”在胡先生這篇自述里，我們也看到，胡適嚼帶，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齒。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1)
當然在近代中國啟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傳家之中“折其二齒”的，正所在多有，並不只胡老師一人。所以我們要了解胡適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們怎樣能使我們那樣有才學的胡老師，來“俯首甘為孺子牛”!
大凡一個思想家，他思想體系的建立，總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他智慧成長期中的時代環境。這是他的根。其後枝葉茂盛，開花結果，都是從這個根里長出來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樣長法的呢?讓我們先來逐條解剖一下：
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種人。他們的文化傳統白得像一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出發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一樣。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一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政治”的“白面書生”。現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於這一類。
有了這四條框框，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們所討論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質之所在了。
所謂“力”也者，在他們看來，就是英國的“力”碰到了德國的“力”。他們二力相銷，兩敗俱傷，所以勝者也就不能發“勝利財”了。他們就未看到一旦英國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國的“力”碰到中國的“力”，二力不相銷，則勝利者就要發“勝利財”了。他們如果不發勝利財，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談近三百年來的世界問題(包括今日美、蘇爭霸的問題)，如果抹殺“帝國主義”這個基本概念，則一切理論也就不值一駁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談的“和平”罷!
他們的“和平”的定義，事實上是：“全世界在休戰狀態下，維持現狀(statusquo)。”第一次大戰(乃至第二次大戰)前後，想“維持現狀”最力的國家便是“日不沒”的大英帝國。她在“現狀”之下，已日不沒矣;不維持現狀，難道還要征服火星嗎?
那時想打破現狀，使世界大亂，好渾水摸魚的是德、意、日等幾個小強盜。大強盜要維持現狀，保護“既得利益”，小強盜要打破壟斷，向大強盜分贓，才搞起了所謂“世界大戰”，其理甚明。
在這情況之下，安、杜二大師要全世界休兵息戰，維持現狀，這不但小強盜不肯;這現狀對我們這些歷經大小強盜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發生什麼意義呢?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反對“參戰”的理論基礎(我強調的是“理論”二字)，也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安吉爾、杜威這兩位白面書生，書生論政，見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適之先生這樣的從半殖民地出來的黃面書生，在國際政治上也和他們大唱其同調，不是很可笑的事嗎?!
杜威對“法律”所作的那兩條解說，事實上和我國漢朝許慎所說的“觸不直者去之”，同樣沒有太大的反駁價值，因為他忽略了“法律”的從屬性而以偏概全。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2)
“法律”就像一頭獵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數理邏輯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學派上說蓋可歸之於“數理派”(mathematicalmetrical)。他這個調節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組織地更經濟有效地使用這一公式，有個大前提——使用這一公式的人，必須全是“主人”。這樣則一條公路上兩位駕駛員，各自靠右邊開車，各自經濟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於“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