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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這一番發言，通過媒體輾轉傳到台灣後，再度引起震動，許多學人為之搖頭嘆息。此時“妄人”董作賓已死，無力再作評論了，而尚活在人間的李濟為此提出了公開批評，認為郭是個“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沒有自信”，之所以沒有自信，是由於在做學問上缺乏“自約”的精神。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1)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
卻說在台灣的董作賓繼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所長不久，開始主持史語所在南港建造的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事務。一晃幾年過去，面對家中人口眾多，薪水微薄，生活極為艱難的境遇，開始思慮起改變之策。正在這時，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請之意，薪水高於董在台灣幾個機構服務收入的總和。連續的勞累和窮愁，董作賓身體狀況極為虛弱，很希望找個清閒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時日。時南港的工程已經完成並交付使用，董覺得無愧上司與同仁之託，便答應港大之聘，於1955年8月辭去史語所所長職，向台大請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後，由李濟接任所長，屈萬里任所務秘書。
董作賓儘管得到了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閒，但畢竟港島的學術氛圍無法與台灣比擬，且作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為終生職業的學者，離開了由大陸運往台灣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魚兒離開了大海，學術生命受到嚴重製約，內心的孤獨與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賓在香港發表了《甲骨學前途之展望》一文，以憂傷的筆觸寫道：“展望世界，甲骨學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學的沉悶，也就是中國史研究之消極停滯，茫無端緒了……”
1958年，胡適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力邀董作賓返台繼續從事以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賓聽從胡氏的召喚，於1958年秋辭掉港大職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語所的董作賓已無職務可言，亦無組可歸，只好專任台大教授，處境很是尷尬。胡適深感過意不去，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琢磨權衡，終於想出了一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兩全辦法，即在史語所成立一個甲骨學研究室，由董作賓擔當主任主持工作。當時史語所內的考古館已落成，正好讓此研究室進駐並有充足空間來作甲骨文研究。對於這個微妙的方案，據石璋如說：“就編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組'，是因為在組織規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與所平等，小者可附屬於所。不過這時我們也沒有想太多。”甲骨學研究室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於1958年11月鳴鑼開張，其成員有原在李莊時期的屈萬里、張秉權、劉淵臨等，共同協助董作賓工作。
胡適弄出的這個方案，由於內中含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微妙關係，自然引起外界的議論與猜忌。如李敖就曾公開放言：“董作賓丟掉史語所所長以後，無組可歸，於是專門成立了一個'甲骨學研究室'，這是為了脫離李濟的壓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個伏筆--他也預備有朝一日脫組而出，另成立'甲骨學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歿。”董作賓是否作如此想，已無從查證，而不幸於1962年去世卻是實情。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中央研究院”老熟人還有兩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驊，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2)
對於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傷的心情說：“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幾位同仁過世。1月3日晚，王志維電告朱前院長於當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長，對研究院有所貢獻，老同仁對他都有感情，聽說了訊息都非常難過。”時年70歲的朱家驊去世後，於5月15日安葬於陽明山。按石璋如的說法，“由於上山耗時較久，十點鐘始舉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點半即結束，比起胡先生簡單得多”。很顯然，與胡適比起來，朱氏的葬禮“簡單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個上山費力耗時可以解釋的，其背後深層的原因自是複雜。但不論如何推想，這個在民國時期政壇、學界曾呼風喚雨，威震朝野三十餘年的重量級兩棲“大鱷”，就這樣從芸芸眾生的視線中消失了。
朱家驊入葬34天後，即6月18日，史語所研究員董同龢隨之而去。“董同龢先生是我們同輩之中最聰明能幹，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張，連傅先生也說服不了他。在抗戰大後方，他還是副研究員的時候就獲得過楊銓獎學金，可見才氣之高。”這是石璋如的回憶文字，所說獲楊銓獎金之事，發生於抗戰時期在四川的李莊，那時的董同龢可謂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心高氣傲，大有緊隨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氣勢。可惜天妒英才，正當學術事業的盛年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掙脫死神的召喚，讓後人為之扼腕長嘆。
據石璋如回憶：“到11月23日，董作賓先生也過世了，恰逢美國總統甘乃迪(按：甘迺迪)遇刺身亡日，我們說董先生是大人物，能與甘乃迪同日過世。董先生的身體底子並不壞，只是不愛運動，而且董先生既忙著《大陸雜誌》社的事，又擔任所長，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擔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勸他裝假牙，但他忙到沒有空去。牙齒不好就吃不好，連帶消化不好影響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齒的問題，身體就容易養好了。”作為同鄉兼同事，一起共事幾十年的石璋如，可謂對董作賓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間的事往往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董作賓可能意識不到一個牙齒的問題竟能引來這麼多麻煩，且引得死神找上門來，最後把老命丟掉。不過，石氏之說也只是一家之言。據董作賓的兒子、曾給蔣介石當了幾十年御醫的董玉京說，董作賓在此前許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壓”、“心絞痛”、“心肌梗塞症”和有家族性遺傳的“糖尿病”等等，正是這成堆的疾病綜合徵，導致董在不該中風的年紀就已得過一次輕癱，而且一直未能復原，直至去世。
從董玉京編寫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賓從香港返台8個月後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風，不能言語，入台大醫院治療三月而愈，然自後語言即告蹇澀”。其後，董氏的身體每況愈下，直至再度心臟病復發和中風不治。前往醫院探視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無法言語，當時大家醫學知識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後來才曉得是中風(腦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間，女兒常在旁照顧，董先生經常昏迷，神志不清，連拉出屎都渾然不覺，吃得也很少，偶爾才神智清醒，還能說笑，這時症狀應該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較多。特別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過來，交代了一些話，我們都稍微安了些心。沒想到23日董先生就過世了。像他平常是這麼痛快的一個人，身體要是不好，也不能拖這麼長時間，在臥病住院近八個月期間，想必受了不少罪，難受之至。”
1962年，董作賓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賓於台大醫院病逝。舉殯日，即以台大、“中研院”、“教育部”、親朋故舊等組成治喪委員會，其規格與胡適去世時基本相同，治喪主委同為“教育部部長”黃季陸。治喪委員會決定把胡適、董同龢等中研院學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為“南港學人山”。當天公祭時，黃季陸、錢思亮、王世傑、孔德成、李濟等為主祭，蔣介石親自書寫挽額致賜。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莫德惠、葉公超以及“副總統”陳誠等大員參加，學術文化界同人哀悼，執紼者千餘人，有20餘家機構，6輛小車，4輛大車，一路浩浩蕩蕩，從殯儀館送到南港，葬於“學人山”高山之陽，與胡適墓為鄰。一代甲骨學大師就此安息在這裡。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1)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
卻說在台灣的董作賓繼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所長不久，開始主持史語所在南港建造的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事務。一晃幾年過去，面對家中人口眾多，薪水微薄，生活極為艱難的境遇，開始思慮起改變之策。正在這時，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請之意，薪水高於董在台灣幾個機構服務收入的總和。連續的勞累和窮愁，董作賓身體狀況極為虛弱，很希望找個清閒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時日。時南港的工程已經完成並交付使用，董覺得無愧上司與同仁之託，便答應港大之聘，於1955年8月辭去史語所所長職，向台大請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後，由李濟接任所長，屈萬里任所務秘書。
董作賓儘管得到了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閒，但畢竟港島的學術氛圍無法與台灣比擬，且作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為終生職業的學者，離開了由大陸運往台灣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魚兒離開了大海，學術生命受到嚴重製約，內心的孤獨與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賓在香港發表了《甲骨學前途之展望》一文，以憂傷的筆觸寫道：“展望世界，甲骨學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學的沉悶，也就是中國史研究之消極停滯，茫無端緒了……”
1958年，胡適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力邀董作賓返台繼續從事以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賓聽從胡氏的召喚，於1958年秋辭掉港大職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語所的董作賓已無職務可言，亦無組可歸，只好專任台大教授，處境很是尷尬。胡適深感過意不去，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琢磨權衡，終於想出了一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兩全辦法，即在史語所成立一個甲骨學研究室，由董作賓擔當主任主持工作。當時史語所內的考古館已落成，正好讓此研究室進駐並有充足空間來作甲骨文研究。對於這個微妙的方案，據石璋如說：“就編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組'，是因為在組織規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與所平等，小者可附屬於所。不過這時我們也沒有想太多。”甲骨學研究室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於1958年11月鳴鑼開張，其成員有原在李莊時期的屈萬里、張秉權、劉淵臨等，共同協助董作賓工作。
胡適弄出的這個方案，由於內中含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微妙關係，自然引起外界的議論與猜忌。如李敖就曾公開放言：“董作賓丟掉史語所所長以後，無組可歸，於是專門成立了一個'甲骨學研究室'，這是為了脫離李濟的壓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個伏筆--他也預備有朝一日脫組而出，另成立'甲骨學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歿。”董作賓是否作如此想，已無從查證，而不幸於1962年去世卻是實情。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中央研究院”老熟人還有兩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驊，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2)
對於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傷的心情說：“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幾位同仁過世。1月3日晚，王志維電告朱前院長於當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長，對研究院有所貢獻，老同仁對他都有感情，聽說了訊息都非常難過。”時年70歲的朱家驊去世後，於5月15日安葬於陽明山。按石璋如的說法，“由於上山耗時較久，十點鐘始舉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點半即結束，比起胡先生簡單得多”。很顯然，與胡適比起來，朱氏的葬禮“簡單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個上山費力耗時可以解釋的，其背後深層的原因自是複雜。但不論如何推想，這個在民國時期政壇、學界曾呼風喚雨，威震朝野三十餘年的重量級兩棲“大鱷”，就這樣從芸芸眾生的視線中消失了。
朱家驊入葬34天後，即6月18日，史語所研究員董同龢隨之而去。“董同龢先生是我們同輩之中最聰明能幹，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張，連傅先生也說服不了他。在抗戰大後方，他還是副研究員的時候就獲得過楊銓獎學金，可見才氣之高。”這是石璋如的回憶文字，所說獲楊銓獎金之事，發生於抗戰時期在四川的李莊，那時的董同龢可謂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心高氣傲，大有緊隨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氣勢。可惜天妒英才，正當學術事業的盛年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掙脫死神的召喚，讓後人為之扼腕長嘆。
據石璋如回憶：“到11月23日，董作賓先生也過世了，恰逢美國總統甘乃迪(按：甘迺迪)遇刺身亡日，我們說董先生是大人物，能與甘乃迪同日過世。董先生的身體底子並不壞，只是不愛運動，而且董先生既忙著《大陸雜誌》社的事，又擔任所長，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擔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勸他裝假牙，但他忙到沒有空去。牙齒不好就吃不好，連帶消化不好影響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齒的問題，身體就容易養好了。”作為同鄉兼同事，一起共事幾十年的石璋如，可謂對董作賓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間的事往往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董作賓可能意識不到一個牙齒的問題竟能引來這麼多麻煩，且引得死神找上門來，最後把老命丟掉。不過，石氏之說也只是一家之言。據董作賓的兒子、曾給蔣介石當了幾十年御醫的董玉京說，董作賓在此前許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壓”、“心絞痛”、“心肌梗塞症”和有家族性遺傳的“糖尿病”等等，正是這成堆的疾病綜合徵，導致董在不該中風的年紀就已得過一次輕癱，而且一直未能復原，直至去世。
從董玉京編寫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賓從香港返台8個月後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風，不能言語，入台大醫院治療三月而愈，然自後語言即告蹇澀”。其後，董氏的身體每況愈下，直至再度心臟病復發和中風不治。前往醫院探視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無法言語，當時大家醫學知識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後來才曉得是中風(腦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間，女兒常在旁照顧，董先生經常昏迷，神志不清，連拉出屎都渾然不覺，吃得也很少，偶爾才神智清醒，還能說笑，這時症狀應該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較多。特別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過來，交代了一些話，我們都稍微安了些心。沒想到23日董先生就過世了。像他平常是這麼痛快的一個人，身體要是不好，也不能拖這麼長時間，在臥病住院近八個月期間，想必受了不少罪，難受之至。”
1962年，董作賓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賓於台大醫院病逝。舉殯日，即以台大、“中研院”、“教育部”、親朋故舊等組成治喪委員會，其規格與胡適去世時基本相同，治喪主委同為“教育部部長”黃季陸。治喪委員會決定把胡適、董同龢等中研院學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為“南港學人山”。當天公祭時，黃季陸、錢思亮、王世傑、孔德成、李濟等為主祭，蔣介石親自書寫挽額致賜。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莫德惠、葉公超以及“副總統”陳誠等大員參加，學術文化界同人哀悼，執紼者千餘人，有20餘家機構，6輛小車，4輛大車，一路浩浩蕩蕩，從殯儀館送到南港，葬於“學人山”高山之陽，與胡適墓為鄰。一代甲骨學大師就此安息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