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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倔老頭，當年“創造社”翻譯法德詩歌散文時的才華，已經蕩然無存了，只剩下當年罵“文學研究會”、罵茅盾為“群鬼”的那股橫勁了。在正定華北大學有一天，討論到進北平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時，讓教師都要到文管會報到，有人提議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成仿吾副校長用宏亮的湖南話發話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由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這高亢的湖南話，聽起來特別刺耳，會場上鴉雀無聲。我當時內心活動很多，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在文管會門口辦一個受降儀式吧?於是，我發言了。我說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凶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麼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麵包和黑魚子醬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我說，“這一切，值得我們大家學習”，接著又提高嗓音說：“特別是值得成校長學習!”這一句話，可把馬蜂窩給戳下了，會場上依舊是鴉雀無聲。三天後，我接到了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
趙儷生與“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兒，是在進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後，趙氏舊習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與當朝一品大員叫板兒滋事，其結果像他的家鄉大多數綠林英雄一樣，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捲起鋪蓋灰頭土臉地走人。這次事件在趙的內心深處，頗有些悲劇英雄的味道，因而幾十年後回憶起來，總有那麼一點點雖敗猶榮的自豪感。而當年郭沫若的討伐檄文通過日本輾轉傳到台灣後，董作賓、李濟等人聞知，在震驚之餘自是嗤之以鼻。對此，石璋如在其回憶錄中說：“他(郭沫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斷殷代是奴隸社會，也就認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隸。可是後來田野考古的資料多了，此說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過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區的墓葬群，那裡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隸，而是軍隊，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為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曾說遷到台灣的史語所研究人員是'拿著金飯碗討飯吃'等等。”石璋如顯然對郭氏的理論表示不滿，但他是個一輩子老實巴交的人，不便對此事說得過深過重，而其他人的評價就沒有這般客氣了。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戰鬥檄文發表為標誌，董作賓與郭沫若之間的交往與友誼徹底斷絕，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聯繫。1953年，董作賓編著的《殷墟文字乙編》下輯在台灣出版，該書著錄甲骨文2833片，並收錄了殷墟第十三次發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學術價值極其重要。該著傳到大陸後，郭沫若如獲至寶，立即指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並親自為之撰寫了後記，但對編著者董作賓避而不談。偶爾談到董作賓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會科學組院士、時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長、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氣與幾年前已有了巨大變化。1953年9月23日，楊樹達在日記中寫道：
郭沫若來書……雲董某妄人，其說未可盡信。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氏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29年，李濟(左)和董作賓(右)在安陽壓道車上楊樹達的記述有個不太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公開向蔣開罵而遭國民政府通緝，亡命日本。在日本蝸居的小黑屋裡，郭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並讀到董氏對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貞某事”的釋解，神情大振，當即驚嘆曰：“近時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等等。未幾，郭寫信向史語所的李濟和董作賓索要資料。儘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當朝通緝的“欽犯”，考慮到此人在如此環境中還在堅持搞學術研究，實屬不易，於是動了惻隱之心，決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後，李、董二人把尚未發表的著名的大龜四版資料借給郭氏參考。董作賓還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一併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不能對外發表的叮囑於不顧，立即將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並於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在文章的後記中以彌補的意味吹捧道：“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殷墟發掘之新紀元。”接下來繼續鼓吹道：“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覆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如此快事，幾令人直欲拍案叫絕……”
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新獲卜辭”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他憑什麼?”並要訴諸法律云云。後因李濟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認為這是他們沒齒難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泄”。這便是當年郭董交往的緣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幾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當楊樹達接看郭沫若信時，這位與毛澤東私誼甚篤且不斷書信往來的楊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識到，既然董作賓已流亡台海孤島“殉葬”，“大龜四版”已用之完畢，“鴻蒙”已被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絕”的時代已成過去，歷史的進程自然要換作“拍案叫罵”的時代了。深受辯證唯物論精神啟蒙，並“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天降大任於斯人、捨我其誰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為“妙人”哉?
國共兩黨分別控制台灣與大陸之後，台灣的知識分子在漸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開始寫一些回憶與總結性文章，而大陸知識界在連綿的政治風暴中，也在鴻篇巨製地書寫思想匯報與政治檢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華人史家唐德剛所言：“台灣學者是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陸學界則是對著鏡子喊王八--自罵自。”1966年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在京舉行，時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後，曾痛心疾首地檢討並宣布說，“幾十年來，(我)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時候很模糊”，應該全部燒掉。最後，郭氏“很慚愧”地說：“事實上很多農民學毛主席著作比我們任何人學得都好，比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學得好得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誇誇其談的什麼哲學家、史學家、什麼家，簡直不成家。”
趙儷生與“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兒，是在進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後，趙氏舊習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與當朝一品大員叫板兒滋事，其結果像他的家鄉大多數綠林英雄一樣，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捲起鋪蓋灰頭土臉地走人。這次事件在趙的內心深處，頗有些悲劇英雄的味道，因而幾十年後回憶起來，總有那麼一點點雖敗猶榮的自豪感。而當年郭沫若的討伐檄文通過日本輾轉傳到台灣後，董作賓、李濟等人聞知，在震驚之餘自是嗤之以鼻。對此，石璋如在其回憶錄中說：“他(郭沫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斷殷代是奴隸社會，也就認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隸。可是後來田野考古的資料多了，此說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過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區的墓葬群，那裡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隸，而是軍隊，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為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曾說遷到台灣的史語所研究人員是'拿著金飯碗討飯吃'等等。”石璋如顯然對郭氏的理論表示不滿，但他是個一輩子老實巴交的人，不便對此事說得過深過重，而其他人的評價就沒有這般客氣了。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戰鬥檄文發表為標誌，董作賓與郭沫若之間的交往與友誼徹底斷絕，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聯繫。1953年，董作賓編著的《殷墟文字乙編》下輯在台灣出版，該書著錄甲骨文2833片，並收錄了殷墟第十三次發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學術價值極其重要。該著傳到大陸後，郭沫若如獲至寶，立即指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並親自為之撰寫了後記，但對編著者董作賓避而不談。偶爾談到董作賓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會科學組院士、時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長、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氣與幾年前已有了巨大變化。1953年9月23日，楊樹達在日記中寫道：
郭沫若來書……雲董某妄人，其說未可盡信。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氏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29年，李濟(左)和董作賓(右)在安陽壓道車上楊樹達的記述有個不太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公開向蔣開罵而遭國民政府通緝，亡命日本。在日本蝸居的小黑屋裡，郭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並讀到董氏對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貞某事”的釋解，神情大振，當即驚嘆曰：“近時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等等。未幾，郭寫信向史語所的李濟和董作賓索要資料。儘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當朝通緝的“欽犯”，考慮到此人在如此環境中還在堅持搞學術研究，實屬不易，於是動了惻隱之心，決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後，李、董二人把尚未發表的著名的大龜四版資料借給郭氏參考。董作賓還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一併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不能對外發表的叮囑於不顧，立即將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並於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在文章的後記中以彌補的意味吹捧道：“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殷墟發掘之新紀元。”接下來繼續鼓吹道：“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覆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如此快事，幾令人直欲拍案叫絕……”
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新獲卜辭”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他憑什麼?”並要訴諸法律云云。後因李濟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認為這是他們沒齒難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泄”。這便是當年郭董交往的緣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幾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當楊樹達接看郭沫若信時，這位與毛澤東私誼甚篤且不斷書信往來的楊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識到，既然董作賓已流亡台海孤島“殉葬”，“大龜四版”已用之完畢，“鴻蒙”已被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絕”的時代已成過去，歷史的進程自然要換作“拍案叫罵”的時代了。深受辯證唯物論精神啟蒙，並“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天降大任於斯人、捨我其誰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為“妙人”哉?
國共兩黨分別控制台灣與大陸之後，台灣的知識分子在漸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開始寫一些回憶與總結性文章，而大陸知識界在連綿的政治風暴中，也在鴻篇巨製地書寫思想匯報與政治檢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華人史家唐德剛所言：“台灣學者是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陸學界則是對著鏡子喊王八--自罵自。”1966年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在京舉行，時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後，曾痛心疾首地檢討並宣布說，“幾十年來，(我)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時候很模糊”，應該全部燒掉。最後，郭氏“很慚愧”地說：“事實上很多農民學毛主席著作比我們任何人學得都好，比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學得好得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誇誇其談的什麼哲學家、史學家、什麼家，簡直不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