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頁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書》改版後記中，於這年的2月17日，專門寫了一篇《蜥蜴的殘夢》，公開向董作賓等人發難：“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於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來已大有遜色。二十多年前在中東所發掘的古代巴比倫的烏爾王墓，僅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動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蹟，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這些資料都不曾發表，遺物已全部搬往台灣，一時無由考見……應該感謝郭寶鈞先生，他所提供的這項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殷代的社會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現在都還採取著很慎重的態度，不敢斷定為奴隸社會。有了這項資料，我認為是毫無可懷疑的餘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會發展史的階級劃分，故他們對於這些史料不加重視，或則兢兢於古器物尺度輕重的校量，或則根據後來的曆法推譜所謂'殷歷'，真可以說是捧著金飯碗討飯了。”
郭沫若文中所說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濟和他的弟子吳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為這一派考古學家對出土陶器曾做過浸水、脫水等多種方法的測量與試驗;所謂殷歷的推譜自然是指董作賓。董在李莊時，根據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經過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歷譜》已廣為學界所知並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陳寅恪曾高度評價道：“抗戰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其他學者如傅斯年、李濟等皆大為稱讚，傅斯年說道：“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門德勒也夫之始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繼《殷歷譜》在李莊石印出版，董作賓與史語所研究人員屈萬里又編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賓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期間寫就一篇《自序》，內中曾針對郭氏於抗戰勝利前後的歷史觀點提出了不同見解，明確反對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其中一段說道：“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我們就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景。……我們不能據字形說'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民與臣是奴隸，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隸，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隸社會”云云。
董的觀點有無道理，此前的三年間，郭沫若一直沒有做過回應。到了董作賓流亡台灣，郭氏本人以新中國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時，猛地舊事重提，毫不客氣地對董作賓開起火來：“雖然承蒙董先生沒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這指責的是我，那倒毫無問題。但可惜董先生的關門主義關到了家。他雖然也在參加殷墟的發掘，而且在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而他卻找不出'奴隸的痕跡'，實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說：“董作賓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隸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就是這種非學者的態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灣去準備殉葬，這一層，我倒是能夠充分理解的。”
接下來，郭沫若以爺爺教訓孫子的口吻斥責道：“誰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隸的痕跡'?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面來了解別人，然後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只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只要虛心地多讀書，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是的，那才是'很有問題'的!在今天看來，殷、周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就我所已曾接觸過的資料看來，的確是鐵案難移。”
最後，郭沫若以恐龍與蜥蜴作比喻，謂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以李濟、董作賓為代表的舊的、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時代老早就過去了，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復返一樣”。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3)
郭氏的戰鬥檄文雖沒有毛澤東後來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語)威力巨大，但同樣在社會特別是學術界引起了強烈震動。天下士林聞風而動，藉機賦詩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紛至沓來。其聲之遠播，其勢之喧騰，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學界文人中鮮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滌非輩，將郭、董二氏相提並論，說道：“郭沫若院長的論述之所以正確，就因為郭院長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是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進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賓與此完全相反，他只是'準備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謬的。”緊接著，“殷的殉葬者是奴隸，商、周是奴隸社會”這一“鐵案”，在大中小學生教科書中連篇累牘地大規模出現，郭沫若之說遂成為牢不可破的鐵板一塊，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鐵案”難的威勢。
就在學術界為郭氏理論歡呼雀躍之時，也有幾個不識時務的硬骨頭，或稱長著花崗岩腦袋者，如同被壓在五行山下的孫悟空，總是縮在山下伸頭露頭，於掙扎抗爭中發出幾句異聲。與吳金鼎同時出生於山東安丘縣景芝鎮，且兩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戰前就讀於清華外語系，時為中科院編譯局編譯員的趙儷生，受家鄉綠林豪傑行俠仗義等英雄業績薰陶和影響，以“憤青”的姿態動起了肝火。趙儷生晚年出版的回憶錄《籬槿堂自敘》，曾提到與郭沫若交往的一段歷史，為陶孟和與吳有訓打抱不平，前文已經述及。
趙儷生文章又說：
另一場衝突是為了我請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蜥蜴的殘夢》，文中不點名地罵了董作賓和郭寶鈞，說這樣的人只好到台灣去“殉葬”。這一下，我們犯難了，董是去了台灣，罵他“殉葬”關係不大，可郭還在考古所任研究員，這樣罵合適嗎?我就問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氣地說，“你們嫌不好，給我拿回來，別的報刊會要的!”沒有別的辦法，“原樣照登”就是了。我的氣越憋越厲害，當時才三十二三歲，火氣盛，就接連寫了三封信：辭職!當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給我一張便條：“編譯局編譯趙儷生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准。郭沫若”。這樣，我這一輩子跟“創造社”的兩員主將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敗而告終。我失敗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趙文所說的吳有訓原是清華理學院院長，繼陶孟和之後出任中科院副院長。於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後一位夫人。創造社兩員主將，指的是郭沫若與成仿吾。趙在《籬槿堂自敘》中，還有過一段對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較短，不妨轉錄大意如下：
到了1950年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書》改版後記中，於這年的2月17日，專門寫了一篇《蜥蜴的殘夢》，公開向董作賓等人發難：“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於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來已大有遜色。二十多年前在中東所發掘的古代巴比倫的烏爾王墓，僅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動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蹟，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這些資料都不曾發表，遺物已全部搬往台灣，一時無由考見……應該感謝郭寶鈞先生，他所提供的這項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殷代的社會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現在都還採取著很慎重的態度，不敢斷定為奴隸社會。有了這項資料，我認為是毫無可懷疑的餘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會發展史的階級劃分，故他們對於這些史料不加重視，或則兢兢於古器物尺度輕重的校量，或則根據後來的曆法推譜所謂'殷歷'，真可以說是捧著金飯碗討飯了。”
郭沫若文中所說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濟和他的弟子吳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為這一派考古學家對出土陶器曾做過浸水、脫水等多種方法的測量與試驗;所謂殷歷的推譜自然是指董作賓。董在李莊時，根據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經過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歷譜》已廣為學界所知並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陳寅恪曾高度評價道：“抗戰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其他學者如傅斯年、李濟等皆大為稱讚，傅斯年說道：“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門德勒也夫之始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繼《殷歷譜》在李莊石印出版，董作賓與史語所研究人員屈萬里又編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賓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期間寫就一篇《自序》，內中曾針對郭氏於抗戰勝利前後的歷史觀點提出了不同見解，明確反對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其中一段說道：“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我們就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景。……我們不能據字形說'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民與臣是奴隸，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隸，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隸社會”云云。
董的觀點有無道理，此前的三年間，郭沫若一直沒有做過回應。到了董作賓流亡台灣，郭氏本人以新中國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時，猛地舊事重提，毫不客氣地對董作賓開起火來：“雖然承蒙董先生沒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這指責的是我，那倒毫無問題。但可惜董先生的關門主義關到了家。他雖然也在參加殷墟的發掘，而且在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而他卻找不出'奴隸的痕跡'，實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說：“董作賓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隸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就是這種非學者的態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灣去準備殉葬，這一層，我倒是能夠充分理解的。”
接下來，郭沫若以爺爺教訓孫子的口吻斥責道：“誰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隸的痕跡'?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面來了解別人，然後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只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只要虛心地多讀書，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是的，那才是'很有問題'的!在今天看來，殷、周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就我所已曾接觸過的資料看來，的確是鐵案難移。”
最後，郭沫若以恐龍與蜥蜴作比喻，謂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以李濟、董作賓為代表的舊的、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時代老早就過去了，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復返一樣”。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3)
郭氏的戰鬥檄文雖沒有毛澤東後來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語)威力巨大，但同樣在社會特別是學術界引起了強烈震動。天下士林聞風而動，藉機賦詩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紛至沓來。其聲之遠播，其勢之喧騰，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學界文人中鮮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滌非輩，將郭、董二氏相提並論，說道：“郭沫若院長的論述之所以正確，就因為郭院長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是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進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賓與此完全相反，他只是'準備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謬的。”緊接著，“殷的殉葬者是奴隸，商、周是奴隸社會”這一“鐵案”，在大中小學生教科書中連篇累牘地大規模出現，郭沫若之說遂成為牢不可破的鐵板一塊，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鐵案”難的威勢。
就在學術界為郭氏理論歡呼雀躍之時，也有幾個不識時務的硬骨頭，或稱長著花崗岩腦袋者，如同被壓在五行山下的孫悟空，總是縮在山下伸頭露頭，於掙扎抗爭中發出幾句異聲。與吳金鼎同時出生於山東安丘縣景芝鎮，且兩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戰前就讀於清華外語系，時為中科院編譯局編譯員的趙儷生，受家鄉綠林豪傑行俠仗義等英雄業績薰陶和影響，以“憤青”的姿態動起了肝火。趙儷生晚年出版的回憶錄《籬槿堂自敘》，曾提到與郭沫若交往的一段歷史，為陶孟和與吳有訓打抱不平，前文已經述及。
趙儷生文章又說：
另一場衝突是為了我請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蜥蜴的殘夢》，文中不點名地罵了董作賓和郭寶鈞，說這樣的人只好到台灣去“殉葬”。這一下，我們犯難了，董是去了台灣，罵他“殉葬”關係不大，可郭還在考古所任研究員，這樣罵合適嗎?我就問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氣地說，“你們嫌不好，給我拿回來，別的報刊會要的!”沒有別的辦法，“原樣照登”就是了。我的氣越憋越厲害，當時才三十二三歲，火氣盛，就接連寫了三封信：辭職!當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給我一張便條：“編譯局編譯趙儷生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准。郭沫若”。這樣，我這一輩子跟“創造社”的兩員主將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敗而告終。我失敗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趙文所說的吳有訓原是清華理學院院長，繼陶孟和之後出任中科院副院長。於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後一位夫人。創造社兩員主將，指的是郭沫若與成仿吾。趙在《籬槿堂自敘》中，還有過一段對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較短，不妨轉錄大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