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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的舊夢新愁(1)
李濟的舊夢新愁
胡適遽歸道山不久，國民黨當局再度任命李濟為“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李推辭不過，只好從命。
李氏自1948年底拒絕了他的學生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勸阻，毅然決然地押著他視若生命的國之重寶毫髮未損地渡過波浪滔天的台灣海峽，在基隆安全登陸後，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機分子、散兵游勇等等，像蝗蟲一樣蜂擁而至這座孤懸於汪洋大海中的島嶼謀求新的生活。
因地小人多，時局混亂，赴台人員大多無處安身。李濟率領押船的部分史語所人員，勉強在台大醫學院的教室中搭個簡單的床鋪暫住下來。據石璋如回憶：史語所人員來台後，因沒其他地方可住，暫時被安置到台大教室。“人多的可以住一間教室，人少的就兩家住一間教室，我就跟蕭綸徽家共住一間教室。教室有前後二門，蕭走前門，我走後門，兩家中間用帳子拉起來隔開。公家只給一家做了一張方形大床，上頭可以擱兩張榻榻米，全家人就擠在一起，睡在上頭。這就是我們的住。”又說：“李濟先生比我們早來一段時間，家眷多，也住在台大醫學院。雖然我們到這裡很苦，可是我們從基隆下船一早來到台大安頓行囊之後，休息到第二天，史語所三組的同仁就在李濟先生的帶領下，步行到圓山作遺址調查去了。”
在遷台的最初幾年，儘管孤懸一島，前程堪憂，曾有過“心情迷亂，考古興趣傷失殆盡”的情緒，但李濟以一個國際級學者的風範和文化傳承者的良知，很快振作起來，重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這一時期，李濟除領導並參加了著名的圓山貝冢發掘，還參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體質人類學調查，組織對桃園尖山遺址發掘、環島考古調查，整理安陽殷墟出土陶器、青銅器等等事宜。此時的李濟以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類學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個狹隘的考古專家的身份，再度展現了學術上的磅礴大氣與深刻洞見。他在台灣大學為其重刊的文章後記中說道：“治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同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學者一樣，大概都已感覺到，中國人應該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結果是現在的災難。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並在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築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因此，現代人讀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類的古史，反覺得新鮮，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濟所說“現在的災難”，當是指晚清以後的軍閥及蔣介石集團沒有注重中國北部的經營，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蘇俄的扶持下獨立，國民黨受共產黨軍隊的重擊而敗退台灣的事實。對此，他告訴他的同行們，越是在這樣的境況中，作為學術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長遠與開闊，不要拘泥於一個小小的台灣島或中國大陸。“我們以研究中國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如此學術見地、歷史境界與文化史觀，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很少有人與之相匹，誠如李濟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考古人類學家的張光直所說：“除了個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種實事求是的基本態度。”
1953年秋，李濟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上所作專題報告《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因而這片土地上無論發生什麼變化都是大陸規模的。中國的文化和種族史的宏大堪與整個歐洲的文化和種族史相比擬。只有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並以此為依據來研究，才能在中國古代史及其考古遺存的闡釋上取得真正的進展。”對於李濟思想的光芒和學術上的造詣，多年後，台大畢業生李敖曾作了這樣的評價：“在中國考古家由早到黑髮掘古物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這種'無聊的'烏龜殼研究會有什麼用，但是這三四十年來的古史研究，竟使我們發現我們民族的臍帶究竟在什麼地方，使我們民族的心胸遙遠的跑到長城以北、玉門關以外，這對民族自信心的鼓舞，總比空頭口號家的'大哉中華'來得實際有效吧?”而“這種想像--一個以國家為基點的學術研究的想像，在中國學人中是鳳毛麟角的，因為這需要一種博大的透視力、遠景的描繪、計劃的構想和對純學術以外的熱情。在這些條件上，李濟是現存老一輩學人中比較接近的一個”。對此，李敖舉例說：“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國民族的移動問題;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國苦力的勞動量問題;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發掘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的問題;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問題……這些觀點和構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學者教授們的'管'見的。這些博大的觀點，自然使具有它們的人，逐漸能從本行的專業，發衍為'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再從而在中國全面的有組織的推進科學思想，以使中國真正達成現代化。”在謬論充斥的李敖言論中，這些評論算是少有的實在話。
李濟的舊夢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濟在發表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未來》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現了這一思想脈絡和文化精髓。縱觀李濟的一生，作為一個學術大師之“大”的體現，除了他對考古材料縝密的考證，主要還是體現在他的胸襟、學術眼光與對整個人類文明過去與未來的清醒認識上，他極富創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國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設立國家博物院，獎勵科學發掘，並有系統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設立考古學系，訓練考古人才。為實踐這三項主張，李濟早在西陰村發掘時就做出了“古物國有”的示範性表率。從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據他的同事、親友及弟子們說，家中沒有一件古物，晚年書房裡只有五隻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萬冊圖書無一善本，死後分別捐贈給北京和台灣兩岸的科學、教育機構。③有人認為李濟正是為了實踐他的第二個主張，在史語所創辦的早期，才積極協助傅斯年籌辦中央博物院，並一度出任籌備處主任。只是其間遭逢八年抗戰和顛沛流離之命運，使這一理想未能充分實現。所幸的是，來到台灣後，他的第三個主張和理想得以順利實施--這就是創辦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在朱家驊、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濟於1949年創辦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並於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繼續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之職，還兼任該系系主任，並聘請史語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賓、石璋如、凌純聲、高去尋等到該系任教。--這一創舉，是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把訓練職業考古學家列入大學計劃之內，從而開創了大學教育體系設立考古專業的先河。儘管這一學科創辦之初，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大眾對這一“烏龜殼研究會”的陌生與偏見，招生很少，但卻為考古學的未來播下了種子。當時除一個叫喬健的學生自動轉系來到考古人類學系外，首屆畢業生僅有李亦園、唐美君二人。第二屆學生共招收三人，分別是張光直、林明漢、任先民。以後學生漸多，有許倬雲、宋文熏、尹建中、連照美等等。這些學生走出台大後，隨著歲月的淘洗磨練，大多數都成為蜚聲中外的著名學者，其中張光直、李亦園、許倬雲等，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尤其是作為後起之秀的張光直，在專業上的成就以及在國際考古學界的聲譽，甚至超過了他1953年前後，李濟與張光直合影的業師、號稱“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面對如此光芒四射的成就，李濟生前曾不止一次頗為自豪地對他的好友費慰梅等人說：“我平生認為有兩個在考古學方面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後來李濟的這兩位得意門生，一位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一位出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台灣中研院副院長，都為中國和世界考古人類學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開創性貢獻。
李濟的舊夢新愁
胡適遽歸道山不久，國民黨當局再度任命李濟為“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李推辭不過，只好從命。
李氏自1948年底拒絕了他的學生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勸阻，毅然決然地押著他視若生命的國之重寶毫髮未損地渡過波浪滔天的台灣海峽，在基隆安全登陸後，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機分子、散兵游勇等等，像蝗蟲一樣蜂擁而至這座孤懸於汪洋大海中的島嶼謀求新的生活。
因地小人多，時局混亂，赴台人員大多無處安身。李濟率領押船的部分史語所人員，勉強在台大醫學院的教室中搭個簡單的床鋪暫住下來。據石璋如回憶：史語所人員來台後，因沒其他地方可住，暫時被安置到台大教室。“人多的可以住一間教室，人少的就兩家住一間教室，我就跟蕭綸徽家共住一間教室。教室有前後二門，蕭走前門，我走後門，兩家中間用帳子拉起來隔開。公家只給一家做了一張方形大床，上頭可以擱兩張榻榻米，全家人就擠在一起，睡在上頭。這就是我們的住。”又說：“李濟先生比我們早來一段時間，家眷多，也住在台大醫學院。雖然我們到這裡很苦，可是我們從基隆下船一早來到台大安頓行囊之後，休息到第二天，史語所三組的同仁就在李濟先生的帶領下，步行到圓山作遺址調查去了。”
在遷台的最初幾年，儘管孤懸一島，前程堪憂，曾有過“心情迷亂，考古興趣傷失殆盡”的情緒，但李濟以一個國際級學者的風範和文化傳承者的良知，很快振作起來，重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這一時期，李濟除領導並參加了著名的圓山貝冢發掘，還參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體質人類學調查，組織對桃園尖山遺址發掘、環島考古調查，整理安陽殷墟出土陶器、青銅器等等事宜。此時的李濟以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類學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個狹隘的考古專家的身份，再度展現了學術上的磅礴大氣與深刻洞見。他在台灣大學為其重刊的文章後記中說道：“治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同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學者一樣，大概都已感覺到，中國人應該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結果是現在的災難。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並在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築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因此，現代人讀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類的古史，反覺得新鮮，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濟所說“現在的災難”，當是指晚清以後的軍閥及蔣介石集團沒有注重中國北部的經營，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蘇俄的扶持下獨立，國民黨受共產黨軍隊的重擊而敗退台灣的事實。對此，他告訴他的同行們，越是在這樣的境況中，作為學術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長遠與開闊，不要拘泥於一個小小的台灣島或中國大陸。“我們以研究中國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如此學術見地、歷史境界與文化史觀，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很少有人與之相匹，誠如李濟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考古人類學家的張光直所說：“除了個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種實事求是的基本態度。”
1953年秋，李濟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上所作專題報告《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因而這片土地上無論發生什麼變化都是大陸規模的。中國的文化和種族史的宏大堪與整個歐洲的文化和種族史相比擬。只有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並以此為依據來研究，才能在中國古代史及其考古遺存的闡釋上取得真正的進展。”對於李濟思想的光芒和學術上的造詣，多年後，台大畢業生李敖曾作了這樣的評價：“在中國考古家由早到黑髮掘古物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這種'無聊的'烏龜殼研究會有什麼用，但是這三四十年來的古史研究，竟使我們發現我們民族的臍帶究竟在什麼地方，使我們民族的心胸遙遠的跑到長城以北、玉門關以外，這對民族自信心的鼓舞，總比空頭口號家的'大哉中華'來得實際有效吧?”而“這種想像--一個以國家為基點的學術研究的想像，在中國學人中是鳳毛麟角的，因為這需要一種博大的透視力、遠景的描繪、計劃的構想和對純學術以外的熱情。在這些條件上，李濟是現存老一輩學人中比較接近的一個”。對此，李敖舉例說：“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國民族的移動問題;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國苦力的勞動量問題;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發掘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的問題;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問題……這些觀點和構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學者教授們的'管'見的。這些博大的觀點，自然使具有它們的人，逐漸能從本行的專業，發衍為'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再從而在中國全面的有組織的推進科學思想，以使中國真正達成現代化。”在謬論充斥的李敖言論中，這些評論算是少有的實在話。
李濟的舊夢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濟在發表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未來》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現了這一思想脈絡和文化精髓。縱觀李濟的一生，作為一個學術大師之“大”的體現，除了他對考古材料縝密的考證，主要還是體現在他的胸襟、學術眼光與對整個人類文明過去與未來的清醒認識上，他極富創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國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設立國家博物院，獎勵科學發掘，並有系統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設立考古學系，訓練考古人才。為實踐這三項主張，李濟早在西陰村發掘時就做出了“古物國有”的示範性表率。從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據他的同事、親友及弟子們說，家中沒有一件古物，晚年書房裡只有五隻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萬冊圖書無一善本，死後分別捐贈給北京和台灣兩岸的科學、教育機構。③有人認為李濟正是為了實踐他的第二個主張，在史語所創辦的早期，才積極協助傅斯年籌辦中央博物院，並一度出任籌備處主任。只是其間遭逢八年抗戰和顛沛流離之命運，使這一理想未能充分實現。所幸的是，來到台灣後，他的第三個主張和理想得以順利實施--這就是創辦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在朱家驊、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濟於1949年創辦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並於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繼續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之職，還兼任該系系主任，並聘請史語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賓、石璋如、凌純聲、高去尋等到該系任教。--這一創舉，是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把訓練職業考古學家列入大學計劃之內，從而開創了大學教育體系設立考古專業的先河。儘管這一學科創辦之初，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大眾對這一“烏龜殼研究會”的陌生與偏見，招生很少，但卻為考古學的未來播下了種子。當時除一個叫喬健的學生自動轉系來到考古人類學系外，首屆畢業生僅有李亦園、唐美君二人。第二屆學生共招收三人，分別是張光直、林明漢、任先民。以後學生漸多，有許倬雲、宋文熏、尹建中、連照美等等。這些學生走出台大後，隨著歲月的淘洗磨練，大多數都成為蜚聲中外的著名學者，其中張光直、李亦園、許倬雲等，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尤其是作為後起之秀的張光直，在專業上的成就以及在國際考古學界的聲譽，甚至超過了他1953年前後，李濟與張光直合影的業師、號稱“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面對如此光芒四射的成就，李濟生前曾不止一次頗為自豪地對他的好友費慰梅等人說：“我平生認為有兩個在考古學方面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後來李濟的這兩位得意門生，一位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一位出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台灣中研院副院長，都為中國和世界考古人類學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開創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