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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３〕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系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干」。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穫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４〕，卻在《文壇進行曲》里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谷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闆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伏於老闆，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復見於近日矣。〔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５〕，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麼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６〕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７〕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裡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稜角，摸著正面，卻要把它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復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里，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８〕（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離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麼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闊老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游。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９〕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群流氓，幾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種消息——自由的風月頑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只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復」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氣之不鍾於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１０〕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復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只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Ｑ」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麼那個色慾狂的「迷羊」——郁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為郁達夫雖則是個色慾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老夫子是同志，成為「烏鴉」「阿Ｑ」的夥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闆，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復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谷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觸了這個大霉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３〕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系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干」。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穫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４〕，卻在《文壇進行曲》里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谷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闆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伏於老闆，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復見於近日矣。〔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５〕，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麼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６〕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７〕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裡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稜角，摸著正面，卻要把它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復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里，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８〕（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離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麼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闊老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游。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９〕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群流氓，幾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種消息——自由的風月頑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只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復」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氣之不鍾於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１０〕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復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只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Ｑ」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麼那個色慾狂的「迷羊」——郁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為郁達夫雖則是個色慾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老夫子是同志，成為「烏鴉」「阿Ｑ」的夥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闆，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復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谷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觸了這個大霉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