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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鬥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鬥爭，於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紅蘿蔔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１１〕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準備反攻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里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懷琛〔１２〕雖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麼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１３〕（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與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折而藏之，以為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麼座談不座談呢？
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
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GG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於被強姦，遙領盛情，志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機關雜誌《文藝座談》〔１４〕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於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為我而作的——內山書店小坐記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著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懷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髮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聽了並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裡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麼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麼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麼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並且廓大到「左聯」〔１５〕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為的是令人不疑為出於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與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誌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黨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黨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願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種偵探機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新皖〕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種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衊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據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人的嘴裡聽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字——談「文人無行」谷春帆雖說自己也忝列於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於「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幾分同意，而對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為「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種種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衊，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勝舉。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覥然以「天才」與「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餘，還沾沾自喜的種種怪象，也是「無丑不備有惡皆臻」，對著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並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觸並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與「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與「色情狂的急色兒」，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蠍，他可以借崔萬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GG），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於小報，指他的朋友為×××，並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聽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並不是沒有讀書的機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種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種陰毒機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為事，日以造謠中傷為事，這，一方面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並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一副滿懷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寧，簡直想要置你於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後，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種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著，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污與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於這班醜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逐於文壇以外，應當在污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
於是禍水就又引到《自由談》上去，在次日的《時事新報》〔１６〕上，便看見一則啟事，是方寸大字的標名——張資平啟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造謠偽造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皆為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意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為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對於《自由談》編輯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也登出相對的啟事來——
黎烈文啟事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紅蘿蔔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１１〕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準備反攻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里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懷琛〔１２〕雖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麼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１３〕（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與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折而藏之，以為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麼座談不座談呢？
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
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GG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於被強姦，遙領盛情，志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機關雜誌《文藝座談》〔１４〕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於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為我而作的——內山書店小坐記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著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懷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髮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聽了並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裡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麼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麼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麼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並且廓大到「左聯」〔１５〕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為的是令人不疑為出於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與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誌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黨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黨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願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種偵探機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新皖〕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種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衊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據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人的嘴裡聽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字——談「文人無行」谷春帆雖說自己也忝列於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於「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幾分同意，而對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為「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種種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衊，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勝舉。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覥然以「天才」與「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餘，還沾沾自喜的種種怪象，也是「無丑不備有惡皆臻」，對著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並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觸並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與「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與「色情狂的急色兒」，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蠍，他可以借崔萬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GG），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於小報，指他的朋友為×××，並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聽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並不是沒有讀書的機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種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種陰毒機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為事，日以造謠中傷為事，這，一方面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並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一副滿懷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寧，簡直想要置你於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後，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種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著，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污與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於這班醜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逐於文壇以外，應當在污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
於是禍水就又引到《自由談》上去，在次日的《時事新報》〔１６〕上，便看見一則啟事，是方寸大字的標名——張資平啟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造謠偽造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皆為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意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為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對於《自由談》編輯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也登出相對的啟事來——
黎烈文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