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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從這一方面看過去是抵抗，從那一面看過來其實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實業家，銀行家，一面自稱「小貧〔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貨銷路復旺，一面對人說是「國貨年」〔１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兩面光滑的。
呵，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捐班指不經科舉考試，而用錢財換得官職或做官的資格。
清代曾明定價格，實行直接用銀錢捐官的制度。
〔３〕重新扮過一次指一九三三年春蔣介石提出「制定憲法糙案」和「召開國民大會」。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曾開過一次「國民會議」，公布過所謂「訓政時期約法」，所以這裡說「重新扮過一次」。
〔４〕糙案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黨政府憲法糙案起糙委員會擬定的關於「國民大會組織」的糙案。其中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選舉代表權，年滿三十歲經考試及格者，有被選舉代表權。」
〔５〕憲政國家孫中山在所著《建國大綱》中，劃分「建國」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主張到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成立民選政府。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曾長期利用「軍政」、「訓政」的說法，作為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自由的藉口；一九三三年，他們聲稱要「結束訓政」、準備實施憲政，但實際上只是企圖用以掩飾和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６〕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裡說的上海，指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許由「高等華人」組織的「納稅華人會」選舉華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華人委員六人參加租界的行政機關工部局。「納稅華人會」章程規定有下列資格的可為會員並有選舉權：一、所執產業地價在五百兩（按指銀兩）以上者；二、每年納房捐或地捐十兩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規定出租房產的房捐，由租用者負擔）。有下列資格並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選為「納稅華人會」代表大會代表及被推選為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華人委員：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兩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說的「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納稅華人會」市民組舉行第十二屆選舉時，按上述條件統計的會員數，其中有選舉權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選舉權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制度規定，舉人經會試考中後又經殿試考中的，分為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８〕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戰事後，蔣介石、汪精衛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為飾詞，掩蓋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勾結、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衛在徐州演講中談中日外交問題時，便說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並解釋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並行。」〔９〕「小貧」這個詞見於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一書中《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孫中山的意思在於說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著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斥和打擊，因而難以發展；但後來中國一些資本家曾利用這句話來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別。
〔１０〕「國貨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為「國貨年」，並於該年元旦舉行遊行大會，進行宣傳。
〔１１〕「君子之中庸」二句，語出《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里已經說過了。到這裡，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菸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復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jian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jian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姦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jian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jian，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慾jian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裡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干叔jian侄女
女自稱被jian過十餘次男指系遊玩並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准「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嘆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麼「員外」什麼「警犬」〔１〕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裡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裡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２〕。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只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歷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復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裡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歷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闆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闆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闆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呵，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捐班指不經科舉考試，而用錢財換得官職或做官的資格。
清代曾明定價格，實行直接用銀錢捐官的制度。
〔３〕重新扮過一次指一九三三年春蔣介石提出「制定憲法糙案」和「召開國民大會」。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曾開過一次「國民會議」，公布過所謂「訓政時期約法」，所以這裡說「重新扮過一次」。
〔４〕糙案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黨政府憲法糙案起糙委員會擬定的關於「國民大會組織」的糙案。其中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選舉代表權，年滿三十歲經考試及格者，有被選舉代表權。」
〔５〕憲政國家孫中山在所著《建國大綱》中，劃分「建國」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主張到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成立民選政府。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曾長期利用「軍政」、「訓政」的說法，作為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自由的藉口；一九三三年，他們聲稱要「結束訓政」、準備實施憲政，但實際上只是企圖用以掩飾和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６〕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裡說的上海，指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許由「高等華人」組織的「納稅華人會」選舉華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華人委員六人參加租界的行政機關工部局。「納稅華人會」章程規定有下列資格的可為會員並有選舉權：一、所執產業地價在五百兩（按指銀兩）以上者；二、每年納房捐或地捐十兩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規定出租房產的房捐，由租用者負擔）。有下列資格並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選為「納稅華人會」代表大會代表及被推選為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華人委員：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兩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說的「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納稅華人會」市民組舉行第十二屆選舉時，按上述條件統計的會員數，其中有選舉權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選舉權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制度規定，舉人經會試考中後又經殿試考中的，分為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８〕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戰事後，蔣介石、汪精衛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為飾詞，掩蓋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勾結、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衛在徐州演講中談中日外交問題時，便說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並解釋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並行。」〔９〕「小貧」這個詞見於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一書中《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孫中山的意思在於說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著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斥和打擊，因而難以發展；但後來中國一些資本家曾利用這句話來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別。
〔１０〕「國貨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為「國貨年」，並於該年元旦舉行遊行大會，進行宣傳。
〔１１〕「君子之中庸」二句，語出《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里已經說過了。到這裡，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菸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復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jian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jian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姦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jian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jian，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慾jian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裡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干叔jian侄女
女自稱被jian過十餘次男指系遊玩並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准「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嘆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麼「員外」什麼「警犬」〔１〕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裡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裡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２〕。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只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歷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復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裡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歷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闆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闆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闆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