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3頁
在艱難、緊張的辦學同時,唐君毅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的機會.他曾多次參加各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此後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東西哲學家會議",並受聘在夏威夷大學專講"新儒學"數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韓漢城高麗大學舉行的"亞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明代思想國際學術會議";1969年,被聘為東西哲學家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協助籌辦並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東西哲學家會議";1970年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義大利舉辦的"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議"等等.所有這些東奔西走,勞攘奔波,皆源於其心中蘊藏的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以及亟欲將之傳播於世界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
唐君毅儘管處境艱迫,卻能外抗塵俗,專志宏道、育人,內而奮發勵學,筆耕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脈,沿"返本開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繼續發揚光大.他認為,先前諸師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東美、錢穆、牟宗三等人對中國文化問題的論著皆大有助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民族精神的自覺.但遺憾的是,幾乎都沒有或甚少從分析中國哲學的智慧入手來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鑑於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從中西文化思想比較的角度入手,力求以清晰、明了的哲學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藝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須以直覺了悟之內在意蘊一一加以疏解,以凸顯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彰揚中國文化之獨特精神,並闡述中國文化精神對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他基於"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這樣一種信念,力圖從觀念上疏導、融解近百年來中國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並圍繞著他極為著重的為學為人之中心信念:"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而展開了人生理想、人格範型與人文精神之廣泛討論.
1957年,他應美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考察,其間與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學重要人物張君勱多次晤談,都覺得歐美學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觀點多有偏狹與不當之處.遂擬聯名發表一文化宣言以對治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種種偏見.大意既定,即由張君勱致函當時在台灣的牟宗三、徐復觀二位先生,徵得同意,並先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給其他人過目.徐復觀在後來談到《宣言》的形成過程時說:"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給張、牟兩先生,他們兩人並沒有表示其他意見就簽署了.寄給我時,我作了兩點修正:(1)關於政治方面,我認為要將中國文化精神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導出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唐先生講得不夠,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2)由於唐先生宗教意識很濃厚,所以在《宣言》
中也就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宗教意義.我則認為中國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從春秋時代起就逐漸從宗教中脫出,在人的生命中實現,不必回頭走.便把唐先生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後寄還給唐先生.唐先生接納了我的第一項意見,第二項則未接受."(《徐復觀傳記資料》〈一〉).
經過反覆磋商,達成基本共識後,遂於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評論》和台灣的《再生》雜誌上同時發表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唐君毅四人聯合署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題為《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此《宣言》被港台學術界稱為"研究當代新儒家性格及其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獻."
《宣言》洋洋灑灑四萬餘言,非常廣泛地論及了中國文化的注釋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義及未來發展途徑等多方面的問題.《宣言》首先強調了中國文化問題自有其世界意義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來西方學人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古埃及、古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館文明而用考證古董、解剖死屍的心態和方法對待它.《宣言》
飽含感情地指出:研究中國文化,首先必須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必須對歷史文化傳統懷著"同情"與"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運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見《宣言》第三節).其次,《宣言》
還著力強調了中國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蘊,認為它體現了倫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精神的和諧統一.再次,《宣言》亦承認中國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但這種吸收絕不是外在的強行添加,而必須建立在中國文化理想本身之發展方向的基礎上.
《宣言》的發表,既體現了唐君毅等人對中國文化的基本主張和共同立場,同時也標誌著他們由是成為了國際哲學家公認的新儒者,60年代以後,港台新儒學得以較大發展,並且影響日增,今天仍有方興未艾之勢,這與《宣言》的發表即唐、牟諸君的積極倡導不無關係.
1958年,唐君毅又出版了《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共上下兩卷.他明確指出,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為中西文化理想的融通建立一理論基礎,提出一套文化哲學體系,說明人類一切文化活動都屬於一種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為其分殊之表現.為此,他一方面試圖通過推擴所謂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涵義,以說明人文世界之成立;另一方面又力求統攝人文世界於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主宰之下,從而達到道德自我、精神自我與各種文化活動之融會貫通.唐君毅稱他的這種努力乃是"為中西文化理想之會通,建立一理論基礎,而為未來之中西文化精神之實際的融合,作一鋪路之工作."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此書又名《科學、民主建國與道德、宗教》.是繼《人文精神之重建》而作.後者重在泛論人類人文精神之重建,說明一般社會性及世界性之文化理想.而前者則著力於中國人文精神今後之發展,內容緊扣中國之建國問題而言,他從中西方人文精神之發展歷程及科學、民主與中國文化之內在關係等方面,論證了西方的科學精神與中國的人文精神的衝突是完全可以化解而終將歸於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