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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五短身材，但多年軍旅生涯，使其起坐立行，頗有“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的軍人氣概。“由於他好武，所以無論是站著或是坐著，總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發上和人談話的時候，也直著腰。當然，靠著沙發背坐著的時候是有的，但也是直著腰在靠著，從來沒有看到他斜歪在那裡的時候。他在坐下的時候，總是由鼻子發出‘嗯’的一聲，一邊用手摸著鬍子，然後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後，總是兩腿叉開，兩隻手經常放在膝蓋上。由於他的腿比較短，所以在坐的時候，總是兩腿垂直，仿佛‘蹲襠騎馬’的姿勢，從來沒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時候105。”
其接人待物，面容莊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於色;“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願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門者如過江之鯽106。”袁視人雙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記憶力奇好，“某人一為所見，某事一為所聞，類能終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見時，一談及所在省區人物或政事，袁諳熟之程度，往往過於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憚之107。”據說閻錫山曾蒙袁世凱召見過兩次，但卻說不清楚袁的長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緊張，俯首聽訓，始終未敢直視袁的面孔。
袁的飲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時起床，6時半吃早餐，總是一大碗雞絲湯麵;7時下樓辦公會客，11時半吃午飯，飯菜花樣經久不變，最愛吃的是清蒸鴨子。午飯後，上樓午睡1小時，下午2時至5時，繼續辦公會客，然後攜家人在中南海各處散步，晚7時晚餐，9時歸寢，十分有規律。飲食起居如此，其裝束、嗜好、習慣也是一成不變。前清時，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後，必換短裝制服;“制服的樣式都是短立領，四個暗兜”，夏天為黑羽紗制服，戴巴拿馬草帽;冬天為黑呢制服，戴黑絨平頂的貂皮帽。其居處裝有熱水浴盆、抽水馬桶等西洋衛生設施，但他幾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時都是讓姨太太為其擦身，而大便則只用讓人定製的木馬桶。袁平時不喝酒，只在年節全家聚餐期間略喝些紹興酒，除雪茄菸外，水、旱、香菸一概不動，對抽大煙尤其深惡痛絕。
西苑總統府內有中、西醫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篤信中醫，從不請西醫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員看病。西藥，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蘇打片，卻愛吃參茸一類的補藥，“常常一把一把地將人參、鹿茸(片)放在嘴裡嚼著吃108。”袁氏起病的經過，據他女兒說，是在1916年的元宵節，在闔家吃團圓飯時，幾個小姨太太為了“妃”、“嬪”的名分與他當面爭講起來，當時護國戰爭已經爆發，袁心情鬱悶，面對著呶呶不休的姨太太們，他“把筷子一撂，長嘆一口氣，說：‘你們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就走回辦公室去了109。”這是預感還是讖言?總之，“從這以後，他就吃不下東西去，覺得食量漸減，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懨懨成病110。”
袁世凱的病，並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勢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情志不舒，肝氣鬱結，而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局面使他窮於應付，自然不利於他的病體，加上在治療上他又固執己見，延誤了時機，以至於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結石，最初的症狀是小便困難。這個時候，如果住院導尿或開刀，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但他一向堅信中醫，從不肯找西醫來診視。到了最後的幾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漸漸地在全身蔓延開來，那時侯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時刻，但他的神智始終清醒如常。家裡的人看到他的病況嚴重，中醫已經束手無策，但又不相信西醫。這時候，大哥(即袁克定)堅決主張改請西醫。他人別無良策，就商經我父親的同意，由大哥親自去請法國醫生貝希葉來府診治。貝希葉大夫說，這個病需要住院動手術取出結石，但我父親不肯到醫院裡去。於是就決定先行導尿，以解除當前的痛苦。在導尿的時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都是留在我父親屋裡的。我們看到，貝希葉大夫在我父親後脊樑扎了一針，接著便用了五個玻璃火罐在後腰部位往外導尿，但導出來的並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夾雜著血的尿)。當時在場的人都很驚慌，可是我父親並沒有看到導出來的究竟是些什麼。他呻吟了一聲，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黃昏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情是夠危險的了，卻又認為或者還不至於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來，把大總統印交付給徐世昌，並且和他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從此以後，我父親才漸漸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舊曆五月初六日(陽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時，就死去了，終年五十八歲。112
從袁氏上述為人行事的方式來看，他身上確實帶有很深的舊時代、舊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這樣一個人在坐上總統的高位之後，生出當皇帝的念頭，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當上終身總統，成了實際上的皇帝之後，袁氏不致力於內政外交，把國家的政治經濟導入正軌，穩固國基，反而忙於不急之務，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時候，急於稱帝，原因何在?本來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將來去做，如梁啓超、馮國璋所說，那時國家由弱轉強，袁氏威信大增，“天與人歸”，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凱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他為什麼放著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沒有把握甚至風險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凱在晚年，不僅是一個思想偏於保守的人，也是一個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專門到項城老家袁家祖墳察看過輿地風水，風水師看過後，認為第七座墳塋地勢上佳，主出皇帝，而這正是其本生母劉氏的墳塋。當然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熱心分子與風水師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戲。
我父親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風水之說。有人給我父親批過八字，說他的命“貴不可言”。還聽得說，我們項城老家的墳地，一邊是龍，一邊是鳳。龍鳳相配，主我家應該出一代帝王。這些說法，無疑地會使我父親的思想受到影響。他之所以“洪憲稱帝”，未始不是想藉此來“應天承運”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釋袁何以行險僥倖，筆者贊同唐德剛先生的看法，最終的病根還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這種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敗和死亡。袁世凱晚年最常念叨的話就是：我家幾代人沒有長壽的，我年近五旬，沒有幾年活頭了，當皇帝對我沒有什麼意義，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這當作袁世凱的欺人之談而加以忽略，殊不知這恰恰是索解其行為的鑰匙呢。
袁氏家族自從以科舉發跡之後，其出名的男性長輩確實都是短壽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進士)只活了五十七歲;甲三的長子袁保恆(1826—1878，袁家第二代進士、翰林)死時年僅五十二歲;次子袁保齡(1841—1889，舉人)命更短，死時年僅四十八歲。袁世凱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時年僅五十一歲，而其嗣父袁保慶(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歲。這種普遍的短壽現象，後來成為袁世凱心理上的一種宿命，尤其年過五十之後，他更是覺得進入了臨界期，恐懼成為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他那麼急著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稱帝當作“厭勝”的辦法，以渡過這一劫，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就他晚年不斷向人念叨袁家沒有長壽的男人，以及不計利害地匆匆稱帝的方式來看，唐德剛先生對袁為何急於稱帝的推測應該是最為合理的解釋：
其接人待物，面容莊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於色;“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願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門者如過江之鯽106。”袁視人雙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記憶力奇好，“某人一為所見，某事一為所聞，類能終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見時，一談及所在省區人物或政事，袁諳熟之程度，往往過於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憚之107。”據說閻錫山曾蒙袁世凱召見過兩次，但卻說不清楚袁的長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緊張，俯首聽訓，始終未敢直視袁的面孔。
袁的飲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時起床，6時半吃早餐，總是一大碗雞絲湯麵;7時下樓辦公會客，11時半吃午飯，飯菜花樣經久不變，最愛吃的是清蒸鴨子。午飯後，上樓午睡1小時，下午2時至5時，繼續辦公會客，然後攜家人在中南海各處散步，晚7時晚餐，9時歸寢，十分有規律。飲食起居如此，其裝束、嗜好、習慣也是一成不變。前清時，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後，必換短裝制服;“制服的樣式都是短立領，四個暗兜”，夏天為黑羽紗制服，戴巴拿馬草帽;冬天為黑呢制服，戴黑絨平頂的貂皮帽。其居處裝有熱水浴盆、抽水馬桶等西洋衛生設施，但他幾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時都是讓姨太太為其擦身，而大便則只用讓人定製的木馬桶。袁平時不喝酒，只在年節全家聚餐期間略喝些紹興酒，除雪茄菸外，水、旱、香菸一概不動，對抽大煙尤其深惡痛絕。
西苑總統府內有中、西醫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篤信中醫，從不請西醫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員看病。西藥，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蘇打片，卻愛吃參茸一類的補藥，“常常一把一把地將人參、鹿茸(片)放在嘴裡嚼著吃108。”袁氏起病的經過，據他女兒說，是在1916年的元宵節，在闔家吃團圓飯時，幾個小姨太太為了“妃”、“嬪”的名分與他當面爭講起來，當時護國戰爭已經爆發，袁心情鬱悶，面對著呶呶不休的姨太太們，他“把筷子一撂，長嘆一口氣，說：‘你們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就走回辦公室去了109。”這是預感還是讖言?總之，“從這以後，他就吃不下東西去，覺得食量漸減，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懨懨成病110。”
袁世凱的病，並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勢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情志不舒，肝氣鬱結，而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局面使他窮於應付，自然不利於他的病體，加上在治療上他又固執己見，延誤了時機，以至於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結石，最初的症狀是小便困難。這個時候，如果住院導尿或開刀，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但他一向堅信中醫，從不肯找西醫來診視。到了最後的幾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漸漸地在全身蔓延開來，那時侯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時刻，但他的神智始終清醒如常。家裡的人看到他的病況嚴重，中醫已經束手無策，但又不相信西醫。這時候，大哥(即袁克定)堅決主張改請西醫。他人別無良策，就商經我父親的同意，由大哥親自去請法國醫生貝希葉來府診治。貝希葉大夫說，這個病需要住院動手術取出結石，但我父親不肯到醫院裡去。於是就決定先行導尿，以解除當前的痛苦。在導尿的時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都是留在我父親屋裡的。我們看到，貝希葉大夫在我父親後脊樑扎了一針，接著便用了五個玻璃火罐在後腰部位往外導尿，但導出來的並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夾雜著血的尿)。當時在場的人都很驚慌，可是我父親並沒有看到導出來的究竟是些什麼。他呻吟了一聲，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黃昏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情是夠危險的了，卻又認為或者還不至於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來，把大總統印交付給徐世昌，並且和他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從此以後，我父親才漸漸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舊曆五月初六日(陽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時，就死去了，終年五十八歲。112
從袁氏上述為人行事的方式來看，他身上確實帶有很深的舊時代、舊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這樣一個人在坐上總統的高位之後，生出當皇帝的念頭，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當上終身總統，成了實際上的皇帝之後，袁氏不致力於內政外交，把國家的政治經濟導入正軌，穩固國基，反而忙於不急之務，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時候，急於稱帝，原因何在?本來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將來去做，如梁啓超、馮國璋所說，那時國家由弱轉強，袁氏威信大增，“天與人歸”，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凱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他為什麼放著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沒有把握甚至風險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凱在晚年，不僅是一個思想偏於保守的人，也是一個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專門到項城老家袁家祖墳察看過輿地風水，風水師看過後，認為第七座墳塋地勢上佳，主出皇帝，而這正是其本生母劉氏的墳塋。當然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熱心分子與風水師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戲。
我父親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風水之說。有人給我父親批過八字，說他的命“貴不可言”。還聽得說，我們項城老家的墳地，一邊是龍，一邊是鳳。龍鳳相配，主我家應該出一代帝王。這些說法，無疑地會使我父親的思想受到影響。他之所以“洪憲稱帝”，未始不是想藉此來“應天承運”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釋袁何以行險僥倖，筆者贊同唐德剛先生的看法，最終的病根還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這種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敗和死亡。袁世凱晚年最常念叨的話就是：我家幾代人沒有長壽的，我年近五旬，沒有幾年活頭了，當皇帝對我沒有什麼意義，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這當作袁世凱的欺人之談而加以忽略，殊不知這恰恰是索解其行為的鑰匙呢。
袁氏家族自從以科舉發跡之後，其出名的男性長輩確實都是短壽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進士)只活了五十七歲;甲三的長子袁保恆(1826—1878，袁家第二代進士、翰林)死時年僅五十二歲;次子袁保齡(1841—1889，舉人)命更短，死時年僅四十八歲。袁世凱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時年僅五十一歲，而其嗣父袁保慶(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歲。這種普遍的短壽現象，後來成為袁世凱心理上的一種宿命，尤其年過五十之後，他更是覺得進入了臨界期，恐懼成為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他那麼急著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稱帝當作“厭勝”的辦法，以渡過這一劫，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就他晚年不斷向人念叨袁家沒有長壽的男人，以及不計利害地匆匆稱帝的方式來看，唐德剛先生對袁為何急於稱帝的推測應該是最為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