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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月輪轉，三十個寒暑過後，這突然成了特大問題。1966年8月4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為呼應徹底整垮劉少奇，下令在已很龐大複雜的“彭羅陸楊”專案組中，悄悄塞進與劉少奇密切相關的“1936年”專案或簡稱“三六”專案。
這時，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黨為人民壯烈捐軀，或在建國前後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戰爭的生死關頭，沒能經受住新的嚴峻考驗而叛變，被自己人處決。“文革”時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另有十三人為省政協副主席或司局級幹部，其他人為一般職務。
對所有倖存的這些同志，康生、陳伯達、江青、關鋒、成本禹、謝富治等人到處煽動學校的紅衛兵予以揪斗迫害。 他們對那些不明歷史真相的年輕人煽動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康生在軍委擴大會上說：“北京這六十幾個人，只是劉少奇的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接著康生又到安子文擔任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去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的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
在這個殺氣騰騰的過程中，儘管周恩來多次出面勸阻，給有關方面打電話、發電報，說明這個問題由中央負責，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給正在廣州養病的薄一波發電報，叫他“千萬不要回北京”;但是由於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動，各地紛紛成立了“抓叛徒戰鬥隊”，把過去所有被敵人逮捕過但已作過正確結論的同志的舊案統統翻了出來，甚至無中生有，製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錯案。
l96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文件。隨之，過去在南京、蘇州、濟南、太原、新疆等地國民黨或侵華日寇監獄中囚禁過的老同志，以及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幹部，幾乎全都被羅織罪名、栽贓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團”;株連所及，冤獄遍布全國。
此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肯定為“叛徒集團”。不但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殘酷迫害，他們的家屬、子女、親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連審查與迫害的成千上萬。
鄧小平說：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
中央專案組的人大發雷霆：
“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們的頭上來啦，這還了得?”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小平同志說：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於“四人幫”搗亂作梗，這個問題不但沒能得到解決，而且中央專案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組織部還再次派人對這些同志進行威脅，強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監護”的老同志離開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劉瀾濤也去了安慶;與“三六”專案毫無關連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陝西。他們也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陽，並派來了河南省公安局的三個人要押著去。薄一波堅決不從，並再三抗議，才被勉強留在北京。
專案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講這個問題(指1936年出獄經過)，一定要避開‘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你不講，對你有利;講了就對黨不刮，對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們的意見辦，將來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時可以從寬考慮。”
對薄一波的這類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對劉瀾濤等人，專案組的人也是這樣說：
“不要寫36年履行手續出獄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這一歷史事實抹掉，重寫”
粉碎了“四人幫” ，尤其在l977年7月黨的“十一大”恢復了鄧小平的原有領導職務之後，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再次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
l977年11月11日，當年曾向獄中黨支部轉達過黨中央指示的當事人孔樣禎，此刻也再次向黨中央寫信說：“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癒。幸由葉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我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了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戚戚。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鑑早殞;而親自經歷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來這件事情的經過呢?”孔祥禎在信中還特別強調：“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時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孔祥禎在信中還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黨中央如何批准、柯慶施如何布置給李葆華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過他兩次給獄中黨支部傳達黨中央指示，以及後來薄一波等人出獄的經過，等等，都作了詳細的令人信服的說明。
但是，中央專案組和郭玉峰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頑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離開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樣堅決不去。正在這無法調和的相持中。胡耀邦到了中央組織部。他覺得，必須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頭上的這口大黑鍋。對此。中央專案組的某些人卻大為震怒。大發脾氣：“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極，都翻到我們的頭上來啦，這還了得?”
胡耀邦看了鄧小平和汪東興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申訴信，決定了徹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恰巧，這時與“六十一”密切相關的一封申訴信，經過鄧小平、汪東興的批示轉到了中央組織部。
申訴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遺孀。
王其梅當年離開敵人監獄才二十二歲。
“九·一八”事變他十七歲，在北平讀大學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擔任支部書記;1933年1月加人共青團，同年7月轉為共產黨員。黨組織派他去從事兵運工作，他就毅然離開大學，去國民黨軍隊當伙夫、車夫、勤務兵、馬弁，積極發展軍人黨員。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他擔任北平學聯交際股長，奔走吶喊於街頭巷尾，不久被叛徒出賣而被敵人逮捕人獄。1936年秋天出獄後，他奉黨的派遣，去開闢豫東根據地，建立黨的地下組織和發展抗日武裝，歷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特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歷任特委書記、地區黨政軍委書記、地委書記、旅政委、軍分區政委和司令員、師政委、軍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十八軍副政委兼進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進人拉薩，隨之被調回昌都兼任十八軍後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區分工委書記，指揮部從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和西藏軍區副政委。
這時，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黨為人民壯烈捐軀，或在建國前後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戰爭的生死關頭，沒能經受住新的嚴峻考驗而叛變，被自己人處決。“文革”時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另有十三人為省政協副主席或司局級幹部，其他人為一般職務。
對所有倖存的這些同志，康生、陳伯達、江青、關鋒、成本禹、謝富治等人到處煽動學校的紅衛兵予以揪斗迫害。 他們對那些不明歷史真相的年輕人煽動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康生在軍委擴大會上說：“北京這六十幾個人，只是劉少奇的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接著康生又到安子文擔任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去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的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
在這個殺氣騰騰的過程中，儘管周恩來多次出面勸阻，給有關方面打電話、發電報，說明這個問題由中央負責，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給正在廣州養病的薄一波發電報，叫他“千萬不要回北京”;但是由於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動，各地紛紛成立了“抓叛徒戰鬥隊”，把過去所有被敵人逮捕過但已作過正確結論的同志的舊案統統翻了出來，甚至無中生有，製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錯案。
l96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文件。隨之，過去在南京、蘇州、濟南、太原、新疆等地國民黨或侵華日寇監獄中囚禁過的老同志，以及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幹部，幾乎全都被羅織罪名、栽贓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團”;株連所及，冤獄遍布全國。
此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肯定為“叛徒集團”。不但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殘酷迫害，他們的家屬、子女、親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連審查與迫害的成千上萬。
鄧小平說：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
中央專案組的人大發雷霆：
“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們的頭上來啦，這還了得?”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小平同志說：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於“四人幫”搗亂作梗，這個問題不但沒能得到解決，而且中央專案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組織部還再次派人對這些同志進行威脅，強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監護”的老同志離開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劉瀾濤也去了安慶;與“三六”專案毫無關連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陝西。他們也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陽，並派來了河南省公安局的三個人要押著去。薄一波堅決不從，並再三抗議，才被勉強留在北京。
專案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講這個問題(指1936年出獄經過)，一定要避開‘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你不講，對你有利;講了就對黨不刮，對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們的意見辦，將來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時可以從寬考慮。”
對薄一波的這類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對劉瀾濤等人，專案組的人也是這樣說：
“不要寫36年履行手續出獄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這一歷史事實抹掉，重寫”
粉碎了“四人幫” ，尤其在l977年7月黨的“十一大”恢復了鄧小平的原有領導職務之後，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再次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
l977年11月11日，當年曾向獄中黨支部轉達過黨中央指示的當事人孔樣禎，此刻也再次向黨中央寫信說：“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癒。幸由葉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我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了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戚戚。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鑑早殞;而親自經歷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來這件事情的經過呢?”孔祥禎在信中還特別強調：“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時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孔祥禎在信中還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黨中央如何批准、柯慶施如何布置給李葆華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過他兩次給獄中黨支部傳達黨中央指示，以及後來薄一波等人出獄的經過，等等，都作了詳細的令人信服的說明。
但是，中央專案組和郭玉峰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頑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離開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樣堅決不去。正在這無法調和的相持中。胡耀邦到了中央組織部。他覺得，必須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頭上的這口大黑鍋。對此。中央專案組的某些人卻大為震怒。大發脾氣：“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極，都翻到我們的頭上來啦，這還了得?”
胡耀邦看了鄧小平和汪東興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申訴信，決定了徹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恰巧，這時與“六十一”密切相關的一封申訴信，經過鄧小平、汪東興的批示轉到了中央組織部。
申訴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遺孀。
王其梅當年離開敵人監獄才二十二歲。
“九·一八”事變他十七歲，在北平讀大學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擔任支部書記;1933年1月加人共青團，同年7月轉為共產黨員。黨組織派他去從事兵運工作，他就毅然離開大學，去國民黨軍隊當伙夫、車夫、勤務兵、馬弁，積極發展軍人黨員。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他擔任北平學聯交際股長，奔走吶喊於街頭巷尾，不久被叛徒出賣而被敵人逮捕人獄。1936年秋天出獄後，他奉黨的派遣，去開闢豫東根據地，建立黨的地下組織和發展抗日武裝，歷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特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歷任特委書記、地區黨政軍委書記、地委書記、旅政委、軍分區政委和司令員、師政委、軍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十八軍副政委兼進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進人拉薩，隨之被調回昌都兼任十八軍後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區分工委書記，指揮部從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和西藏軍區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