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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造船務屬中央政府的工部都水司，在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各衛都設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廠，其中規模最大的為南京的龍江船廠和直隸的清江船廠，也是鄭和下西洋大型遠洋船的主要製造地。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造海船數達二千多艘，僅永樂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性能最為優良的是“福船”，《明史·兵志》這樣形容它：“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上張，其屋高聳，設樓三重於上……其桅二道。”明朝出使的“封舟”亦為福船，規模可觀，做工精良。其中如陳侃督造的五桅封舟，大桅長七丈，粗六丈;徐葆光監造的封舟，舵葉高兩丈五，寬七尺九寸。正是在這巨大的造船能力的支持下，才出現了九桅十二帆、“最大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的鄭和寶船。此外，船隊中還包括相當規模的“馬船”、“糧船”、“座船”、“戰船”、“水船”等。
鄭和船隊先進的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據鄭一鈞介紹，鄭和船隊的天文航海術與漢代以來單純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對星象的占驗發展為一整套“過洋牽星”的航海術。鄭和船隊在過洋牽星時，常南北或東西兩星同時並用，互相核對。最常用的是通過觀測北辰星的海平高度，來確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對船位。《鄭和航海圖》中所注的過洋牽星數據及所附的“過洋牽星圖”，即反映了鄭和航海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從而為後世留下了我國最早、最具體、最完備的關於牽星術的記載。鄭和船隊在航海實踐中還形成了一整套有獨創性的地文航海技術。一旦陰雲蔽天或海霧迷漫時，舟師看不見日月星辰，為了使船舶在行駛中不致迷航，就必須依靠地文航海技術。羅盤的應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範圍，發展為主要用於測定針路，依靠羅盤指向確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線，並選擇確定最佳的航線。鄭和船隊還把航海天文學與導航儀器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確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們，一直到十五世紀末還是靠觀察南半球可見的南極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簡單儀器來定航行方位的。
鄭和每次出使，人數不盡相同，但都不少於兩萬人。整個船隊人員的組成、編制相當完善、嚴密。船隊除使節及其隨行人員外，還擁有各種航海技術人員、軍事保衛人員及其他雜務人員，配備十分齊全。據專家研究，有負責航海的水手，如舵工、班碇手;有觀測天象、預報氣象的陰陽生、陰陽官;有負責修理的工匠;有負責保衛的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勇士、力士、軍力、余丁等各色將士;有負責財貿的戶部郎中、買辦、書算手;有負責外交禮儀、進行貿易、聯絡翻譯的通事等。為了在長時間的遠洋航行中，保障全體人員的健康，船隊還配有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平均每一百五十人就有一名醫務人員。這種完備的醫療保健措施，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是沒有先例的。
鄭和寶船復原圖
兩萬七千餘人的船隊如何補給呢?明初時人們已經學會醃製肉類和蔬菜，明代人還將水果曝曬或以蜜、糖漬，或用火焙製成果脯。因此攜帶上船的食物，除了鹽、醬、茶、酒及飲用水之外，應當還包括不易變質的米麥等穀物、豆類，以及加工處理過的果菜、肉類、水產以及醋、蜜、糖等調料。按照14世紀上半葉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的遊記中的描寫，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隻常在木盆中栽種蔬菜、生薑，提供日常食用。據說鄭和航海時，每條船上都貯存著黃豆和綠豆，讓官兵發豆芽做菜，有了新鮮蔬菜，避免了壞血病的發生，而西方的航海家則是在發現檸檬的作用後，才擺脫了壞血病的困擾。船隊沿海岸線航行，除了庫存食物，還可以捕釣海魚養在船艙中。因此鄭和船隊也完全有可能在船上種菜養魚，以供船員食用。
有了這些先進的技術和充分的物質保障，才締造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奇蹟。
但在表面的氣派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陰影。
規模龐大的船隊確實壯觀，但支持這項航海事業的成本極高。不僅是造船的成本，還有船上人員不計其數的生活費用，都讓這偉大的遠洋航行存在著經濟的隱患。況且，鄭和船隊所到之處與當地人進行交易，獲利極其有限，加上豐厚的賞賜，耗費巨大。鄭和每次下西洋，朝廷都要備大量的齎賜品，這些物品多為陶器、緞匹、紗絹、絲棉、鐵貨等民生日用之類。而船隊帶回的卻大多是香料珍寶之類供皇宮與上流社會玩好的奢侈品，與國計民生無關。“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樟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帶蓋執壺美，皆充舶而歸”。“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時人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籌備遠航已成為當時一大苛政，官軍匠戶紛紛畏避逃亡。據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鄭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間，南京地區的手工業匠戶銳減四分之三以上。
鄭和船隊先進的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據鄭一鈞介紹，鄭和船隊的天文航海術與漢代以來單純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對星象的占驗發展為一整套“過洋牽星”的航海術。鄭和船隊在過洋牽星時，常南北或東西兩星同時並用，互相核對。最常用的是通過觀測北辰星的海平高度，來確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對船位。《鄭和航海圖》中所注的過洋牽星數據及所附的“過洋牽星圖”，即反映了鄭和航海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從而為後世留下了我國最早、最具體、最完備的關於牽星術的記載。鄭和船隊在航海實踐中還形成了一整套有獨創性的地文航海技術。一旦陰雲蔽天或海霧迷漫時，舟師看不見日月星辰，為了使船舶在行駛中不致迷航，就必須依靠地文航海技術。羅盤的應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範圍，發展為主要用於測定針路，依靠羅盤指向確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線，並選擇確定最佳的航線。鄭和船隊還把航海天文學與導航儀器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確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們，一直到十五世紀末還是靠觀察南半球可見的南極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簡單儀器來定航行方位的。
鄭和每次出使，人數不盡相同，但都不少於兩萬人。整個船隊人員的組成、編制相當完善、嚴密。船隊除使節及其隨行人員外，還擁有各種航海技術人員、軍事保衛人員及其他雜務人員，配備十分齊全。據專家研究，有負責航海的水手，如舵工、班碇手;有觀測天象、預報氣象的陰陽生、陰陽官;有負責修理的工匠;有負責保衛的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勇士、力士、軍力、余丁等各色將士;有負責財貿的戶部郎中、買辦、書算手;有負責外交禮儀、進行貿易、聯絡翻譯的通事等。為了在長時間的遠洋航行中，保障全體人員的健康，船隊還配有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平均每一百五十人就有一名醫務人員。這種完備的醫療保健措施，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是沒有先例的。
鄭和寶船復原圖
兩萬七千餘人的船隊如何補給呢?明初時人們已經學會醃製肉類和蔬菜，明代人還將水果曝曬或以蜜、糖漬，或用火焙製成果脯。因此攜帶上船的食物，除了鹽、醬、茶、酒及飲用水之外，應當還包括不易變質的米麥等穀物、豆類，以及加工處理過的果菜、肉類、水產以及醋、蜜、糖等調料。按照14世紀上半葉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的遊記中的描寫，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隻常在木盆中栽種蔬菜、生薑，提供日常食用。據說鄭和航海時，每條船上都貯存著黃豆和綠豆，讓官兵發豆芽做菜，有了新鮮蔬菜，避免了壞血病的發生，而西方的航海家則是在發現檸檬的作用後，才擺脫了壞血病的困擾。船隊沿海岸線航行，除了庫存食物，還可以捕釣海魚養在船艙中。因此鄭和船隊也完全有可能在船上種菜養魚，以供船員食用。
有了這些先進的技術和充分的物質保障，才締造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奇蹟。
但在表面的氣派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陰影。
規模龐大的船隊確實壯觀，但支持這項航海事業的成本極高。不僅是造船的成本，還有船上人員不計其數的生活費用，都讓這偉大的遠洋航行存在著經濟的隱患。況且，鄭和船隊所到之處與當地人進行交易，獲利極其有限，加上豐厚的賞賜，耗費巨大。鄭和每次下西洋，朝廷都要備大量的齎賜品，這些物品多為陶器、緞匹、紗絹、絲棉、鐵貨等民生日用之類。而船隊帶回的卻大多是香料珍寶之類供皇宮與上流社會玩好的奢侈品，與國計民生無關。“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樟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帶蓋執壺美，皆充舶而歸”。“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時人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籌備遠航已成為當時一大苛政，官軍匠戶紛紛畏避逃亡。據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鄭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間，南京地區的手工業匠戶銳減四分之三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