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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宣揚國威，明成祖還專門昭示：“今遣鄭和賚敕普諭朕意，爾等只順天道，恪守朕言，順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虜誠來朝，咸錫皆賞。”明成祖之所以能選中鄭和，除了認為他勇敢、機靈、有膽略之外，還因為鄭和本身是伊斯蘭教徒，有利於同西洋各地的教徒進行交往，以實現敦睦外交的願望。當然也不排除這樣一個意圖，鄭和身為宮廷內官，也可以兼為明皇室從海外採購奇珍異寶。
明成祖的理念通過鄭和的遠航得到了傳播。同行的馬歡在《紀行詩》中說：“皇華使者承天敕，宣布綸音往夷域。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極。”鄭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僅有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無奈情況下進行的防衛性還擊。鄭和船隊所到之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讀賞賜”——宣讀大明皇帝的敕諭，是為“宣教化”，包括“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所謂“正朔”即中國曆法，還包括中國人民對季節、氣候的認識和倫理道德、禮儀習俗等。客觀上，大航海對外傳播了中華文明，輸出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鄭和遠航，“寶船”帶往各國的，都是華夏文明瑰寶，無論絲綢、瓷器、藥材、工藝品、金屬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稱極品。鄭和的船隊把它們帶到了三十多個國家，對促進各國的文明以及當地經濟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現在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鄭和的遺蹟，以表達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鄭和的遠航帶來朝貢的繁榮，當時各國來明使臣絡繹不絕，以求得到明朝的庇護，同時還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據統計，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幾個國家的朝貢使團同時來華，出現了“諸番臣充斥於廷”的盛況。勃泥(今汶萊)、滿剌加、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今屬菲律賓)等國的國王甚至親自率團前來，可謂盛況空前。明朝的接待極為隆重，賞賜豐厚。據史書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三月，滿剌加國王率團來華回國時，明成祖在玄武門設宴餞行，賜予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三萬多錠、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紗羅各二十二匹、綾四十六匹、錦五百多匹、綿布三百多匹、織金羅衣一襲、素羅衣十三襲;賜王妃素羅衣十二襲、絹女衣十七襲，賜其隨從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豐厚的賞賜，使得異域各國對明帝國都心悅誠服，有的使臣甚至願意長留於此。勃泥(今汶萊)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訪問期間因病客死中國，臨終上表，願“體魄托葬中華”，足見其對中華禮儀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禮將他葬於南京城南石子崗。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在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東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員三百四十多人來訪。返程時，途經山東德州，東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擇地厚葬之，並親書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後，繼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給鄭和的“往諭諸番國”的詔書上也說：“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齎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貫徹成祖的旨意“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並且就在這年，鄭和船隊從福建長樂泛海南下時，特地在長樂南山寺立了一塊碑，在碑文中寫道“宣德化而柔遠人”，表明了遠航的意義所在。
帶著“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示中國富強”的目的，鄭和率領著大明朝的船隊，揚帆南下，出現在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世界南方海域從未出現過如此壯麗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開，上千面帆張起，旌旗招展，異常絢爛。只有一個富強的帝國，才能支持這樣盛大的遠航!只有憑藉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充足的食物補給，這樣的遠航才能成為可能。
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國科技成就達到了一個頂峰。著名鄭和研究專家鄭一鈞指出，鄭和船隊的造船術和航海術，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宋、元兩代的造船技術和造船能力，已經為明初造船業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北宋初年，已設有專門的造船機構，名曰“造船務”，當時就可造“樓船百艘”。除了樓船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戰船，車船也得到廣泛使用。當時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載五六百人，小的叫“鑽風”，有“八櫓”或“六櫓”，可載百餘人。從南海出發的遠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蔚為壯觀。宋代的遠洋海船向西已溝通了直達紅海和東非的亞非航線，向東對日、朝的航線也有進一步發展。元代的造船業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技術日趨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濟州河運糧，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強，可見一斑。義大利人馬可·波羅說，在黃河入海口見到“有屬於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他估計長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萬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送公主遠嫁波斯，“命備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張十二帆”。
明成祖的理念通過鄭和的遠航得到了傳播。同行的馬歡在《紀行詩》中說：“皇華使者承天敕，宣布綸音往夷域。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極。”鄭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僅有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無奈情況下進行的防衛性還擊。鄭和船隊所到之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讀賞賜”——宣讀大明皇帝的敕諭，是為“宣教化”，包括“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所謂“正朔”即中國曆法，還包括中國人民對季節、氣候的認識和倫理道德、禮儀習俗等。客觀上，大航海對外傳播了中華文明，輸出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鄭和遠航，“寶船”帶往各國的，都是華夏文明瑰寶，無論絲綢、瓷器、藥材、工藝品、金屬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稱極品。鄭和的船隊把它們帶到了三十多個國家，對促進各國的文明以及當地經濟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現在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鄭和的遺蹟，以表達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鄭和的遠航帶來朝貢的繁榮，當時各國來明使臣絡繹不絕，以求得到明朝的庇護，同時還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據統計，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幾個國家的朝貢使團同時來華，出現了“諸番臣充斥於廷”的盛況。勃泥(今汶萊)、滿剌加、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今屬菲律賓)等國的國王甚至親自率團前來，可謂盛況空前。明朝的接待極為隆重，賞賜豐厚。據史書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三月，滿剌加國王率團來華回國時，明成祖在玄武門設宴餞行，賜予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三萬多錠、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紗羅各二十二匹、綾四十六匹、錦五百多匹、綿布三百多匹、織金羅衣一襲、素羅衣十三襲;賜王妃素羅衣十二襲、絹女衣十七襲，賜其隨從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豐厚的賞賜，使得異域各國對明帝國都心悅誠服，有的使臣甚至願意長留於此。勃泥(今汶萊)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訪問期間因病客死中國，臨終上表，願“體魄托葬中華”，足見其對中華禮儀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禮將他葬於南京城南石子崗。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在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東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員三百四十多人來訪。返程時，途經山東德州，東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擇地厚葬之，並親書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後，繼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給鄭和的“往諭諸番國”的詔書上也說：“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齎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貫徹成祖的旨意“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並且就在這年，鄭和船隊從福建長樂泛海南下時，特地在長樂南山寺立了一塊碑，在碑文中寫道“宣德化而柔遠人”，表明了遠航的意義所在。
帶著“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示中國富強”的目的，鄭和率領著大明朝的船隊，揚帆南下，出現在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世界南方海域從未出現過如此壯麗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開，上千面帆張起，旌旗招展，異常絢爛。只有一個富強的帝國，才能支持這樣盛大的遠航!只有憑藉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充足的食物補給，這樣的遠航才能成為可能。
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國科技成就達到了一個頂峰。著名鄭和研究專家鄭一鈞指出，鄭和船隊的造船術和航海術，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宋、元兩代的造船技術和造船能力，已經為明初造船業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北宋初年，已設有專門的造船機構，名曰“造船務”，當時就可造“樓船百艘”。除了樓船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戰船，車船也得到廣泛使用。當時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載五六百人，小的叫“鑽風”，有“八櫓”或“六櫓”，可載百餘人。從南海出發的遠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蔚為壯觀。宋代的遠洋海船向西已溝通了直達紅海和東非的亞非航線，向東對日、朝的航線也有進一步發展。元代的造船業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技術日趨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濟州河運糧，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強，可見一斑。義大利人馬可·波羅說，在黃河入海口見到“有屬於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他估計長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萬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送公主遠嫁波斯，“命備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張十二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