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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讓我做什麼都可以,閣下。”

  “你知道不能把懺悔詞說出去的規矩吧?我今晚在這裡告訴你的事情永遠不能讓另外一個人知道。我再次把性命交到你的手上。”他四下看了看,“問題是,握著我性命的雙手是屬於誰的呢?是加百列·艾隆的,還是修畫師馬里奧·德爾韋基奧的?”

  “您願意交到誰手上?”

  教皇再次往河那邊的猶太教堂望去,沒有回答加百列的問題,然後他開始了懺悔。

  教皇把教皇選舉會議告訴了加百列。他說,那是聖瑪莎一個讓人痛苦的夜晚,像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時候一樣,他向上帝祈禱別把這份重任放在他肩上。一個知道加爾達女修道院見不得人秘密的人怎麼能被選為教會的領導者呢?他既然知道了這些,又要怎麼做呢?在進行最後一輪選舉的前一晚,他把多納蒂神父叫到自己房間,告訴那位神父說,如果自己被選中了,就拒絕掉這個職位。然後,他生平第一次,把1942年那天晚上河邊女修道院發生的事情告訴了自己信任的副官。

  “多納蒂神父當時被嚇壞了。他覺得神靈選擇我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為加爾達修道院的秘密行徑作出懺悔,讓教會得到洗禮。不過多納蒂神父是個十足聰明的人,而且很擅長統籌大局。他知道,不能由我來揭穿這個秘密,因為這樣做會把我剛剛繼承來的教皇職位毀掉。”

  “所以,得讓除了您之外的人揭發出來。”

  教皇點點頭。是的。

  多納蒂神父去找瑞嘉娜·卡爾卡西修女。回想起來,那是多納蒂神父針對教會發展過程進行的一次不屈不撓的調查,結果打草驚蛇,引起了“十字維拉”組織的注意。他查到她在北部的一個小村子獨自生活。他向她問起了1942年發生的事情,她給了他一封信的複印本,那封信是她結婚前一晚寫的。多納蒂神父又問她,是否願意當眾把這件事說出來。瑞嘉娜·卡爾卡西想了想,然後說自己願意按照多納蒂神父吩咐的去做。

  多納蒂神父知道,他還需要更多像瑞嘉娜修女所寫的信件這樣具有極強說服力的證據。多少年來,元老院內部一直流傳著謠言,說克格勃掌握了一份文件,它可能給教會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個謠言工廠還說,這份文件在遞交給波蘭教皇的時候就差不多完全泄露了,不過克格勃內部的領導者更為冷靜,因此它還一直深藏在克格勃的檔案室里。多納蒂神父秘密趕往莫斯科,和俄羅斯外交情報局的時任領導人見了一面。經過三天的談判,他拿到了那份文件。這份文件是戰爭的最後一天由挺進戰場的俄國部隊拿到的,是馬丁·路德寫給阿道夫·艾希曼的備忘錄,上面記載著在加爾達湖邊女修道院舉行的一次會議。

  “當讀到這份文件的時候,我知道,未來的這場戰役將會很艱難。”教皇說道,“因為你看,那份文件里提到了一個不祥的詞。”

  “你是指‘十字維拉’?”加百列問。教皇點了點頭。正是“十字維拉”。

  多納蒂神父開始物色合適的人選,來把這些資料擺到世人面前。這個人得有熱情。這個人得在過去的工作中遭到過強烈的否定。於是,多納蒂神父把目標鎖定在了一位研究以色列大屠殺事件的歷史學家身上。這個人在慕尼黑路德維希大學任職,他就是班傑明·斯特恩教授。多納蒂神父趕去慕尼黑,併到他那位於埃德波特大街的家裡秘密地見了他一面。他把資料拿給班傑明·斯特恩看,並承諾說會全力配合教授工作。一些梵蒂岡高級官員會證實它的真實性。等書出版以後,梵蒂岡方面將會制止針對這本書的公眾性抨擊。斯特恩教授接受了這項任務,並保留了這些資料。他解除了一份和紐約出版社簽訂的工作合同,然後請假離開了他在路德維希大學就職的學院。接下來,他開始了工作,並且採納了多納蒂神父的建議,對這件事完全保密。

  三個月後,麻煩開始了。菲利斯神父失蹤了。兩天後,曼奇尼神父也不見了。多納蒂神父試圖警告瑞嘉娜修女,可已經太遲了。她也消失不見了。他趕到慕尼黑去見了班傑明·斯特恩,並警告他說,他有性命危險。斯特恩教授承諾說自己會採取相應的措施。多納蒂神父擔心教授有性命之憂,同時也很擔心自己的計劃會失敗。於是,一向擅長運籌帷幄的他開始在心中形成了一個後備方案。

  “接著,班傑明就被謀殺了。”加百列說道。

  “這對我們來說是次不小的打擊。不用說,他的死,我是有責任的。”

  教皇繼續說著,這次兇殺案激怒了多納蒂神父。他發誓要用加爾達修道院這個武器來徹底毀掉“十字維拉”——或者更好的情況就是,讓它自己毀掉自己。他緊鑼密鼓地籌劃著名猶太教堂之行。他故意在“十字維拉”成員的耳邊放出了一些秘密信息,他知道這些信息很快會傳到卡洛·卡薩格蘭德和布林迪西紅衣主教耳中。他還安排《共和報》的記者貝尼代托·弗亞在新聞辦公室故意對教皇童年的經歷提出質疑,而辦公室的主任正是那個秘密組織的成員,名叫魯道夫·格茨。

  “多納蒂神父是在陣地前方搖旗指揮的那個人,”加百列說道,“而您就是那面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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