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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百列身體恢復期間，他和基婭拉仍舊過著地道的威尼斯人生活。他們總是在遊客找不到的餐館就餐，而且每天晚飯後都要到新猶太廣場去散步。有時候，基婭拉的父親在做完晚禱之後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他還會撮合他們之間的關係，然後有意地打探加百列的意思。有時候，打探的時間長了，基婭拉就會輕輕地拍著父親的肩膀，說：“爸爸，別說了。”然後她就會站在兩個男人中間，持著他們的手臂，靜靜地走在廣場上，柔軟的夜色在他們臉上迴蕩著。
每次經過猶太人養老院的時候，加百列都會停下來，透過窗戶看看裡面那些看電視的老人們。他總會擺出同一個姿勢：右手托著下巴，左手撐著右胳膊肘，微微低著頭。看到這些，總會讓基婭拉想起那個站在腳手架上望著破損的作品、嘴裡叼著刷子的他。
那個春天他們什麼也沒做，只等加百列的身體康復，與此同時，他們還密切關注著梵蒂岡方面的動態。保羅七世教皇履行了他的諾言，請來了歷史學家以及專家小組來對二戰時期梵蒂岡的角色進行重新定位，並對長期以來教會方面反猶的歷史行為作出評判。小組中總共有十二個人：六個天主教教徒，六個猶太人。按照對外公布的規則，這些歷史學家將用五年的時間對梵蒂岡秘密檔案室的資料進行分析處理。他們的研究工作將在完全保密的環境中進行。五年之後，他們要撰寫一份報告，並上交教皇，再等待進一步指令，不管那時候是哪位教皇當職。從紐約到巴黎，再到耶路撒冷，世界範圍內的猶太組織都對此作出了絕對積極的反響。
專家集中會議進行到一個月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從秘密檔案室調用資料的申請。首批被申請的資料中包括一份由國務院的塞巴斯蒂安·洛倫齊主教寫給庇護十二世教皇的備忘錄。這份記錄曾經一度消失，沒想到居然還保存著，上面記載了1942年加爾達湖邊女修道院舉行秘密會議的詳細過程。小組中的專家成員嚴格遵守規定，沒有向外界透露有關此事的任何信息。
不過，教皇的這一舉動很快就遭遇了挫折，據義大利媒體報導，此舉動的施壓方就是“十字維拉”組織。在一系列揭發性報導中，梵蒂岡共和報社記者貝尼代托·弗亞揭露了天主教秘密組織的存在，說組織成員已經滲透到了教皇組織的最高層、羅馬政府以及義大利的金融界。確實，根據弗亞披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資料，“十字維拉”的觸手已經穿過歐洲伸進了美國和拉丁美洲。據說，已經遇害的梵蒂岡樞機卿馬科·布林迪西紅衣主教就是“十字維拉”組織的頭目，除此之外還有行事低調的金融家羅伯托·普奇，以及前梵蒂岡安全局主管卡洛·卡薩格蘭德。普奇通過律師起草了一份抗訴材料，不過，等弗亞的文章發表以後，普奇手中的一家銀行遭遇了流動資金危機，跟著就倒閉了。銀行的倒閉讓他的金融帝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短短的幾周內迅速土崩瓦解。他逃離了自己心愛的加拉蒂納別墅，在坎城開始了流亡之旅。
至於梵蒂岡官方方面則秉承著一貫的作風，對外公布說那個製造騷亂的持槍罪犯是一個宗教主義的極端分子，和任何國家，恐怖組織或是秘密組織都沒有關係，並明確否認“十字維拉”秘密組織的存在，還對梵蒂岡人民說，教會方面不允許存在任何秘密組織或是團體。很快，新聞工作人員和那些緊盯梵蒂岡方面的人就明白了，原來保羅七世教皇正在著手清理門戶。十多個羅馬元老院的高級官員，包括天主教教義部的領導要麼被貶到最低的職位，要麼被強迫退休。頂替馬科·布林迪西紅衣主教職位的人已被選定，國務院來了個全方位的人事變動。新聞辦公室主任魯道夫·格茨被遣返到了維也納。
身在特拉維夫的沙姆龍時刻關注著加百列的康復情況。沙姆龍終於突破勒夫的阻礙，在掃羅王大街的辦公室建立了“金錢豹”專案調查組。小組的目標就是鎖定並打擊那個涉嫌殺害班傑明·斯特恩以及其他無數名受害者的恐怖分子。接手新任務的沙姆龍再次活力重現。他身邊的人明顯感覺到了他的變化。
不幸的是，對於小組的工作人員來講，沙姆龍身體狀態的改善意味著他那火暴的脾氣也跟著回來了，他經常把自己和手下人折騰得精疲力竭。案子沒有頭緒，沒有任何說法，越是這樣就越不能忽視。有消息傳來，“金錢豹”在巴黎現過一次身，另外一次是在赫爾辛基。還有報導說，捷克警方懷疑“金錢豹”在捷克的布拉格謀劃了一次殺人案。他的名字還在莫斯科出現過一次，說他和一位高級情報官員的遇害有關。機構的一名特工從巴格達聽到流言說，“金錢豹”剛和伊拉克情報局簽訂合約，準備為之效力。
這些線索都很有趣，不過查到最後都沒有結果。雖然遇到了種種挫折，可當老人看到自己手下的隊員信心滿滿的樣子，心裡很是欣慰。關於怎樣才能找到“金錢豹”，沙姆龍自有道理。他告訴自己的隊員，是金錢讓“金錢豹”盡情地釋放能量，那麼擊敗他的也將會是金錢。
五月的最後一天是一個溫暖的夜晚，當加百列和基婭拉走過新猶太廣場的時候，一隻足球朝他飛來。他鬆開她的手，跑向飛過來的足球。“加百列!你的頭!”她大喊了一聲，可他沒有聽。他穩退一步，用頭結結實實地把球頂了回去，“砰”的一下，球沿著完美的弧線飛了回去，落在了一個小男孩兒手裡。孩子大概有十二歲，卷卷的頭髮上戴著小圓帽，他盯著加百列看了一會兒，笑了笑，然後就跑回到夥伴們中去了。回到家裡，加百列撥通了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羅的電話，告訴他，自己準備好回去工作了。
每次經過猶太人養老院的時候，加百列都會停下來，透過窗戶看看裡面那些看電視的老人們。他總會擺出同一個姿勢：右手托著下巴，左手撐著右胳膊肘，微微低著頭。看到這些，總會讓基婭拉想起那個站在腳手架上望著破損的作品、嘴裡叼著刷子的他。
那個春天他們什麼也沒做，只等加百列的身體康復，與此同時，他們還密切關注著梵蒂岡方面的動態。保羅七世教皇履行了他的諾言，請來了歷史學家以及專家小組來對二戰時期梵蒂岡的角色進行重新定位，並對長期以來教會方面反猶的歷史行為作出評判。小組中總共有十二個人：六個天主教教徒，六個猶太人。按照對外公布的規則，這些歷史學家將用五年的時間對梵蒂岡秘密檔案室的資料進行分析處理。他們的研究工作將在完全保密的環境中進行。五年之後，他們要撰寫一份報告，並上交教皇，再等待進一步指令，不管那時候是哪位教皇當職。從紐約到巴黎，再到耶路撒冷，世界範圍內的猶太組織都對此作出了絕對積極的反響。
專家集中會議進行到一個月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從秘密檔案室調用資料的申請。首批被申請的資料中包括一份由國務院的塞巴斯蒂安·洛倫齊主教寫給庇護十二世教皇的備忘錄。這份記錄曾經一度消失，沒想到居然還保存著，上面記載了1942年加爾達湖邊女修道院舉行秘密會議的詳細過程。小組中的專家成員嚴格遵守規定，沒有向外界透露有關此事的任何信息。
不過，教皇的這一舉動很快就遭遇了挫折，據義大利媒體報導，此舉動的施壓方就是“十字維拉”組織。在一系列揭發性報導中，梵蒂岡共和報社記者貝尼代托·弗亞揭露了天主教秘密組織的存在，說組織成員已經滲透到了教皇組織的最高層、羅馬政府以及義大利的金融界。確實，根據弗亞披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資料，“十字維拉”的觸手已經穿過歐洲伸進了美國和拉丁美洲。據說，已經遇害的梵蒂岡樞機卿馬科·布林迪西紅衣主教就是“十字維拉”組織的頭目，除此之外還有行事低調的金融家羅伯托·普奇，以及前梵蒂岡安全局主管卡洛·卡薩格蘭德。普奇通過律師起草了一份抗訴材料，不過，等弗亞的文章發表以後，普奇手中的一家銀行遭遇了流動資金危機，跟著就倒閉了。銀行的倒閉讓他的金融帝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短短的幾周內迅速土崩瓦解。他逃離了自己心愛的加拉蒂納別墅，在坎城開始了流亡之旅。
至於梵蒂岡官方方面則秉承著一貫的作風，對外公布說那個製造騷亂的持槍罪犯是一個宗教主義的極端分子，和任何國家，恐怖組織或是秘密組織都沒有關係，並明確否認“十字維拉”秘密組織的存在，還對梵蒂岡人民說，教會方面不允許存在任何秘密組織或是團體。很快，新聞工作人員和那些緊盯梵蒂岡方面的人就明白了，原來保羅七世教皇正在著手清理門戶。十多個羅馬元老院的高級官員，包括天主教教義部的領導要麼被貶到最低的職位，要麼被強迫退休。頂替馬科·布林迪西紅衣主教職位的人已被選定，國務院來了個全方位的人事變動。新聞辦公室主任魯道夫·格茨被遣返到了維也納。
身在特拉維夫的沙姆龍時刻關注著加百列的康復情況。沙姆龍終於突破勒夫的阻礙，在掃羅王大街的辦公室建立了“金錢豹”專案調查組。小組的目標就是鎖定並打擊那個涉嫌殺害班傑明·斯特恩以及其他無數名受害者的恐怖分子。接手新任務的沙姆龍再次活力重現。他身邊的人明顯感覺到了他的變化。
不幸的是，對於小組的工作人員來講，沙姆龍身體狀態的改善意味著他那火暴的脾氣也跟著回來了，他經常把自己和手下人折騰得精疲力竭。案子沒有頭緒，沒有任何說法，越是這樣就越不能忽視。有消息傳來，“金錢豹”在巴黎現過一次身，另外一次是在赫爾辛基。還有報導說，捷克警方懷疑“金錢豹”在捷克的布拉格謀劃了一次殺人案。他的名字還在莫斯科出現過一次，說他和一位高級情報官員的遇害有關。機構的一名特工從巴格達聽到流言說，“金錢豹”剛和伊拉克情報局簽訂合約，準備為之效力。
這些線索都很有趣，不過查到最後都沒有結果。雖然遇到了種種挫折，可當老人看到自己手下的隊員信心滿滿的樣子，心裡很是欣慰。關於怎樣才能找到“金錢豹”，沙姆龍自有道理。他告訴自己的隊員，是金錢讓“金錢豹”盡情地釋放能量，那麼擊敗他的也將會是金錢。
五月的最後一天是一個溫暖的夜晚，當加百列和基婭拉走過新猶太廣場的時候，一隻足球朝他飛來。他鬆開她的手，跑向飛過來的足球。“加百列!你的頭!”她大喊了一聲，可他沒有聽。他穩退一步，用頭結結實實地把球頂了回去，“砰”的一下，球沿著完美的弧線飛了回去，落在了一個小男孩兒手裡。孩子大概有十二歲，卷卷的頭髮上戴著小圓帽，他盯著加百列看了一會兒，笑了笑，然後就跑回到夥伴們中去了。回到家裡，加百列撥通了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羅的電話，告訴他，自己準備好回去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