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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加討論的題目是什麼?”
“他就安樂死問題給編輯部寫過兩封信。其中一封甚至登在讀者意見專欄里。”
“可見，這就是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就這些了，科利亞，該劃上句號了，你明天可以哪裡都不用去了。”
謝盧亞諾夫把椅子拉過來，在娜斯佳對面坐下來。
“這是他?”
“應該是他。”
“我可沒有這把握，”科利亞嘲笑地說，“你又瞎猜吧?”
“我用紙牌算了一卦，”她憂鬱地冷冷一笑，“我這弱智的頭腦在這種兇狠的天才面前甘拜下風。要麼這就是卡扎科夫，要麼我不知道……總之，我再也想不出任何東西來了。要麼我們把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抓起來，要麼我們永遠不抓舒特尼克。卦就是這麼說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到他，把他抓起來，這用不了多少時間。”謝盧亞諾夫建議道，“幹嗎在這兒干坐著，無所作為?有地址嗎?”
“有。”
“是嗎?”
“他被監視起來了。我們在等他動作殺第七個人。”
“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他一舉抓獲嗎?”
“昨天我想行動來著，但他不在莫斯科，找不到他。根據理智的考慮，今天決定不去冒險，我們不暴露自己。他很聰明，這個壞蛋，而且很狡猾，他在等我們靠近，所以他很小心。如果我們草率從事，我們就會把事情全都弄糟。而仔細配合，聯手行動，時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最好等他先動作。”
電話鈴聲使她站了起來，開始穿外衣。
“科羅特科夫的電話。我們的眼線通知說，卡扎科夫在向索科爾尼基方向行動。出發，科利亞，我們看看他想在那裡幹什麼。”
在走廊上，科羅特科夫追上了他們，一邊走一邊系扣子。
“快點，趕快，同志們，走路不要睡覺。汽車在樓下等著呢。”
下面的話娜斯佳記不清了。她累極了，她太想睡上一覺了，她的眼睛和腳很疼。星期六她回到家大約夜裡兩點了，第二天早上六點又起床了，因為伊琳娜·捷廖欣娜的第一份工作——打掃院子——是五點開始，所以娜斯佳一直盯著電話。後來她又等到夜裡一點，直到伊琳娜幹完活兒從飯店回來。星期一又是天不亮就起床了。
在暖和的汽車裡，她被搖得睡著了。她靠在科羅特科夫的肩頭，沉入夢鄉，夢中展現出一幅幅可怕的景象和亂鬨鬨的說話聲。當科羅特科夫開始拽她起來時，她才醒來：
“娜斯佳，醒醒。快醒醒!把位子讓給舒特尼克公民。”
她猛然睜開眼，如果不是科羅特科夫扶住她的話，她就從汽車裡直接滾到了地上。她面前站著三個抓捕小組的年輕人和科利亞謝盧亞諾夫，他們中間是一個戴著手銬的人。
最近兩天，娜斯佳麻木地、毫無指望地仔細查看的照片就是這個人的。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有的只是空虛和空前的疲憊。
“您好，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她說，“我對你只提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你偏偏要選擇我?”
“再沒有使您感興趣的問題了嗎?”卡扎科夫嘲笑地問。“奇怪，我認為您的求知慾應該很旺，遠遠不止這些。請不要讓我對您失望。”
“其餘一切我都知道了。當然，除了細節以外。但細節可以等到明天再談。您把我累壞了，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但願您知道您是怎麼把我累壞的……”
卡扎科夫被塞進了汽車裡。
娜斯佳走到一邊，直接在人行道上坐下來。也不可惜自己的衣服了。什麼都不可惜了。除了這個敗類為了自己的思想而殺害的六個人。任何思想，甚至是最天才的想法，也不值得為它而殺人。
她甚至沒有察覺她哭了。
◎ 兇手
我是偶然碰見她的。甚至不是碰見的，是偶然聽說的。我到父親那裡去，打算在他的第二個妻子逝世周年忌日和他一起去掃墓。媽媽被殺害以後，父親長期鰥居，大約五十歲時才第二次結婚。而且再次喪妻。
路上，父親談起了鄰居，提到刑偵局的一位女警察，說她將在電視直播時做現場電視講話。父親對她大加讚賞，說了許多溢美之詞。
一開始我並沒有特別仔細地去聽，後來產生了興趣。高智商，腦子好使，懂五種語言。我們的警察局裡難道真有這樣的人嗎?父親對女鄰居好評有加。他說，她是偵查員，業餘時間還寫書。我在聽他興奮地說話時，腦子裡便閃出一個念頭。
進行電視轉播那天一大早，我的計劃就準備好了，但要實現這個計劃，我還需要辦一件事：我想先親自一睹這些女警察的芳容，聽一聽她們說些什麼。也許，她們不適合我的計劃……不過為了能夠在我作出決定的那一刻開始實施我的計劃，一切準備工作我都做得天衣無縫。
那是一個極晴朗的天氣。在這樣出奇好的天氣里，莫斯科人甚至可以容忍不得不忍受的多雨潮濕的秋天，隨後而至的便是淒涼的霧氣蒙蒙的冬天。在這樣的日子裡，人們可以忘掉面臨五個月水窪、泥湯、雪堆和氣溫下降的痛苦折磨。在這樣的日子裡，愚蠢的人類相信，太陽將會永遠不落，喜事將會永遠不斷。不過為什麼一定要說人是愚蠢的呢?普通的。我們都是這樣的人。許多年前，索忍尼辛就曾寫過一篇很短的隨筆，標題是《我們永遠不死》。他明確向我們大家解釋說，由於全人類的愚蠢和目光短淺，我們認為自己是永生的，我們在這方面犯下極嚴重的錯誤。雖然我現在應該說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因為我正好認為自己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並同死達成了和解。與“他們”不同。
“他就安樂死問題給編輯部寫過兩封信。其中一封甚至登在讀者意見專欄里。”
“可見，這就是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就這些了，科利亞，該劃上句號了，你明天可以哪裡都不用去了。”
謝盧亞諾夫把椅子拉過來，在娜斯佳對面坐下來。
“這是他?”
“應該是他。”
“我可沒有這把握，”科利亞嘲笑地說，“你又瞎猜吧?”
“我用紙牌算了一卦，”她憂鬱地冷冷一笑，“我這弱智的頭腦在這種兇狠的天才面前甘拜下風。要麼這就是卡扎科夫，要麼我不知道……總之，我再也想不出任何東西來了。要麼我們把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抓起來，要麼我們永遠不抓舒特尼克。卦就是這麼說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到他，把他抓起來，這用不了多少時間。”謝盧亞諾夫建議道，“幹嗎在這兒干坐著，無所作為?有地址嗎?”
“有。”
“是嗎?”
“他被監視起來了。我們在等他動作殺第七個人。”
“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他一舉抓獲嗎?”
“昨天我想行動來著，但他不在莫斯科，找不到他。根據理智的考慮，今天決定不去冒險，我們不暴露自己。他很聰明，這個壞蛋，而且很狡猾，他在等我們靠近，所以他很小心。如果我們草率從事，我們就會把事情全都弄糟。而仔細配合，聯手行動，時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最好等他先動作。”
電話鈴聲使她站了起來，開始穿外衣。
“科羅特科夫的電話。我們的眼線通知說，卡扎科夫在向索科爾尼基方向行動。出發，科利亞，我們看看他想在那裡幹什麼。”
在走廊上，科羅特科夫追上了他們，一邊走一邊系扣子。
“快點，趕快，同志們，走路不要睡覺。汽車在樓下等著呢。”
下面的話娜斯佳記不清了。她累極了，她太想睡上一覺了，她的眼睛和腳很疼。星期六她回到家大約夜裡兩點了，第二天早上六點又起床了，因為伊琳娜·捷廖欣娜的第一份工作——打掃院子——是五點開始，所以娜斯佳一直盯著電話。後來她又等到夜裡一點，直到伊琳娜幹完活兒從飯店回來。星期一又是天不亮就起床了。
在暖和的汽車裡，她被搖得睡著了。她靠在科羅特科夫的肩頭，沉入夢鄉，夢中展現出一幅幅可怕的景象和亂鬨鬨的說話聲。當科羅特科夫開始拽她起來時，她才醒來：
“娜斯佳，醒醒。快醒醒!把位子讓給舒特尼克公民。”
她猛然睜開眼，如果不是科羅特科夫扶住她的話，她就從汽車裡直接滾到了地上。她面前站著三個抓捕小組的年輕人和科利亞謝盧亞諾夫，他們中間是一個戴著手銬的人。
最近兩天，娜斯佳麻木地、毫無指望地仔細查看的照片就是這個人的。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有的只是空虛和空前的疲憊。
“您好，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她說，“我對你只提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你偏偏要選擇我?”
“再沒有使您感興趣的問題了嗎?”卡扎科夫嘲笑地問。“奇怪，我認為您的求知慾應該很旺，遠遠不止這些。請不要讓我對您失望。”
“其餘一切我都知道了。當然，除了細節以外。但細節可以等到明天再談。您把我累壞了，伊里亞·安德列耶維奇。但願您知道您是怎麼把我累壞的……”
卡扎科夫被塞進了汽車裡。
娜斯佳走到一邊，直接在人行道上坐下來。也不可惜自己的衣服了。什麼都不可惜了。除了這個敗類為了自己的思想而殺害的六個人。任何思想，甚至是最天才的想法，也不值得為它而殺人。
她甚至沒有察覺她哭了。
◎ 兇手
我是偶然碰見她的。甚至不是碰見的，是偶然聽說的。我到父親那裡去，打算在他的第二個妻子逝世周年忌日和他一起去掃墓。媽媽被殺害以後，父親長期鰥居，大約五十歲時才第二次結婚。而且再次喪妻。
路上，父親談起了鄰居，提到刑偵局的一位女警察，說她將在電視直播時做現場電視講話。父親對她大加讚賞，說了許多溢美之詞。
一開始我並沒有特別仔細地去聽，後來產生了興趣。高智商，腦子好使，懂五種語言。我們的警察局裡難道真有這樣的人嗎?父親對女鄰居好評有加。他說，她是偵查員，業餘時間還寫書。我在聽他興奮地說話時，腦子裡便閃出一個念頭。
進行電視轉播那天一大早，我的計劃就準備好了，但要實現這個計劃，我還需要辦一件事：我想先親自一睹這些女警察的芳容，聽一聽她們說些什麼。也許，她們不適合我的計劃……不過為了能夠在我作出決定的那一刻開始實施我的計劃，一切準備工作我都做得天衣無縫。
那是一個極晴朗的天氣。在這樣出奇好的天氣里，莫斯科人甚至可以容忍不得不忍受的多雨潮濕的秋天，隨後而至的便是淒涼的霧氣蒙蒙的冬天。在這樣的日子裡，人們可以忘掉面臨五個月水窪、泥湯、雪堆和氣溫下降的痛苦折磨。在這樣的日子裡，愚蠢的人類相信，太陽將會永遠不落，喜事將會永遠不斷。不過為什麼一定要說人是愚蠢的呢?普通的。我們都是這樣的人。許多年前，索忍尼辛就曾寫過一篇很短的隨筆，標題是《我們永遠不死》。他明確向我們大家解釋說，由於全人類的愚蠢和目光短淺，我們認為自己是永生的，我們在這方面犯下極嚴重的錯誤。雖然我現在應該說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因為我正好認為自己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並同死達成了和解。與“他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