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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特·馮內古特是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也是起自六十年代的後現代主義小說的主要代表之一。後現代主義至今仍然是一個頗多爭議的概念，有人認為是現代主義的後期發展，是量變，與現代主義之間難以劃出明確的界線；有人認為是文學發展中的一次大轉向和質變，是對現代主義的反撥，是進入資訊時代的資本主義多重危機的產物；有的將後現代主義理解為一種藝術傾向；有的將它理解為西方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儘管對後現代主義眾說不一，但有兩方面是顯而易見的：後現代主義至少肯定包括文學現象；它與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先前的文學表達存在著很大程度的不同。
那麼，主要的不同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時震》為後現代主義小說特徵提供了典型範例。
首先，像其他被標榜為“後現代”的作家一樣，《時震》的作者放棄了對終極意義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種理想、目標、綱領之下進行創作，不謀求表達明確的信仰和意義。小說家相信，資本主義秩序所依賴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都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如尼采所說，“價值判斷已經失靈，一切意義都是虛偽的”。因此，文本所表達的觀點往往是飄忽的、多元的、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時震》中，宗教的權威被剝奪，連《聖經》中的“創世紀”也被篡改重寫，撒旦變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則高傲而愚蠢。在人世間，拯救著世界的是一條莫名其妙的咒語：“你得了病，現已康復，趕快行動起來。”這句話就如同“芝麻開門”一樣靈驗，激活了一個個麻木的人。你不能追問緣由，因為小說中理性沒有地位。讀馬克·吐溫或海明威，我們一般能知道他們想說明什麼，以及他們潛藏於文本背後的褒貶態度。但後現代主義作家消解一切現存準則，拒絕被合理地翻譯闡釋。
人們常用四個字來概括這種後現代意識狀態：上帝死了。這個“上帝”並不僅限於基督教概念，或宗教概念，而更寬泛地指一個可以認識的理性世界，這個理性世界已不復存在。主宰者的聖明之光早已熄滅，世界一片黑暗。在《時震》中讀者看到的是核轟炸、戰爭、兇殺、自戕和無窮無盡的蠢行。小說展現的是一個理性無法駕馭的瘋狂世界。科學的進步帶來的是對人類自身的威脅。聰明反被聰明誤，而大多數善良的人對人類自身的恣意妄為毫無警覺。馮內古特在小說中感嘆道：“人會如此精明，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愚蠢，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善良，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卑鄙，真是難以置信。”（第１３頁）這種自相矛盾的評述，說明無法以理智的尺度衡量人的行為。
著名德國哲學家曼·弗蘭克深刻分析了“上帝死亡”這一概念導致的西方精神文化困境：
這一思維框架（即這個世界）的摧毀導致了立足點和方向的喪失，而這個結果與古希臘羅馬時代被基督教的中古時代所取代，或中古時代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先驅的衝擊下的解體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這兩次時代更替中，存在的意義，即構成人們生存的精神支柱的對世界的總體解釋，並未隨之被摧毀，而是在另一種發展了的觀念中得到了繼續，古代的自然神被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而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但是，這裡的理性本質上仍然保留著神學的色彩：對於黑格爾來說，神性的上帝之死作為一個歷史宗教事件決定了他必然會在思辯的知識中復活。換言之，在這種知識中，歐洲的上帝並未被送上斷頭台，而是以更加真理化、更加崇高的理性面貌重新出現。可是在當代，虛無主義興起的時代，作為世界信仰的堡壘的最高知識也被一筆勾銷了：“我們正在無窮無盡的虛無中摸索。”
也就是說，解釋世界和存在的整個價值體系散架了，因此不再能做出合理的、完整的解釋。二千五百年來支撐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哲學、宗教、政治、社會、文化和認識體系已不再有效，都打上了問號，終極意義已不再確定，所有合法化的基礎都已動搖。而小說家不得不面對現存的一切，不得不重新思考指導創作的文學理念，尋求能夠表現這種理智上極度混亂的狀態的小說形式。這種“後現代”的精神狀態，在《時震》中又常常被物象化、視覺化，展現為一群不可思議的人物在不可思議的背景中做著不可思議的事情。
比如說《時震》的結構就是對西方理智狀況和生存狀況的刻意模仿，敘述沒有時序，沒有因果關係，沒有完整性，文本沒有可以闡釋的意義。小說無始無終，第一章第一段講自家有幾個孩子，第二段是兩句關於藝術的話，第三段說人活在世界上很狼狽，直到後記結束時，又說了一件作者年輕時與叔叔開玩笑的往事，似乎不著邊際。隨著“上帝死了”之後，作家也“死了”作者的權威被消解，作品的教育、啟迪、認識功能也被淡化。但與此同時，讀者的地位被突出。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不再完全是傳播者與接受者的關係。作者並不講清楚他要說明的問題（也許他不想說明任何問題），讀者必須在閱讀過程中積極地思考、體驗、參與、介入。
其次，包括馮內古特在內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在理論上相信，現實不是確定的，而是由語言搭建的虛構物，要讓小說反映“真實的”現實更是無稽之談以虛構的文本來表現虛構的現實，其結果只能是更加不可思議的虛構。因此他們從不忌諱實話實說，強調和揭示小說的虛構本質，在小說中不時提醒讀者，作品是人為編造的。在這方面，《時震》與現實主義小說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現實主義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可以得到忠實表現的；而後現代主義作家認為，世界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語言是意識的載體，而語言的意義又是不確定、不可靠的，因此，小說、歷史書和其他文本就其本質而言只能是虛構的。於是，“僅就文學而言，我們關於作家、讀者群、閱讀、寫作、書籍、體裁、批評理論以及文學本身的所有概念，突然之間統統產生了疑問。”
那麼，主要的不同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時震》為後現代主義小說特徵提供了典型範例。
首先，像其他被標榜為“後現代”的作家一樣，《時震》的作者放棄了對終極意義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種理想、目標、綱領之下進行創作，不謀求表達明確的信仰和意義。小說家相信，資本主義秩序所依賴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都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如尼采所說，“價值判斷已經失靈，一切意義都是虛偽的”。因此，文本所表達的觀點往往是飄忽的、多元的、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時震》中，宗教的權威被剝奪，連《聖經》中的“創世紀”也被篡改重寫，撒旦變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則高傲而愚蠢。在人世間，拯救著世界的是一條莫名其妙的咒語：“你得了病，現已康復，趕快行動起來。”這句話就如同“芝麻開門”一樣靈驗，激活了一個個麻木的人。你不能追問緣由，因為小說中理性沒有地位。讀馬克·吐溫或海明威，我們一般能知道他們想說明什麼，以及他們潛藏於文本背後的褒貶態度。但後現代主義作家消解一切現存準則，拒絕被合理地翻譯闡釋。
人們常用四個字來概括這種後現代意識狀態：上帝死了。這個“上帝”並不僅限於基督教概念，或宗教概念，而更寬泛地指一個可以認識的理性世界，這個理性世界已不復存在。主宰者的聖明之光早已熄滅，世界一片黑暗。在《時震》中讀者看到的是核轟炸、戰爭、兇殺、自戕和無窮無盡的蠢行。小說展現的是一個理性無法駕馭的瘋狂世界。科學的進步帶來的是對人類自身的威脅。聰明反被聰明誤，而大多數善良的人對人類自身的恣意妄為毫無警覺。馮內古特在小說中感嘆道：“人會如此精明，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愚蠢，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善良，真是難以置信。人會如此卑鄙，真是難以置信。”（第１３頁）這種自相矛盾的評述，說明無法以理智的尺度衡量人的行為。
著名德國哲學家曼·弗蘭克深刻分析了“上帝死亡”這一概念導致的西方精神文化困境：
這一思維框架（即這個世界）的摧毀導致了立足點和方向的喪失，而這個結果與古希臘羅馬時代被基督教的中古時代所取代，或中古時代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先驅的衝擊下的解體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這兩次時代更替中，存在的意義，即構成人們生存的精神支柱的對世界的總體解釋，並未隨之被摧毀，而是在另一種發展了的觀念中得到了繼續，古代的自然神被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而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但是，這裡的理性本質上仍然保留著神學的色彩：對於黑格爾來說，神性的上帝之死作為一個歷史宗教事件決定了他必然會在思辯的知識中復活。換言之，在這種知識中，歐洲的上帝並未被送上斷頭台，而是以更加真理化、更加崇高的理性面貌重新出現。可是在當代，虛無主義興起的時代，作為世界信仰的堡壘的最高知識也被一筆勾銷了：“我們正在無窮無盡的虛無中摸索。”
也就是說，解釋世界和存在的整個價值體系散架了，因此不再能做出合理的、完整的解釋。二千五百年來支撐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哲學、宗教、政治、社會、文化和認識體系已不再有效，都打上了問號，終極意義已不再確定，所有合法化的基礎都已動搖。而小說家不得不面對現存的一切，不得不重新思考指導創作的文學理念，尋求能夠表現這種理智上極度混亂的狀態的小說形式。這種“後現代”的精神狀態，在《時震》中又常常被物象化、視覺化，展現為一群不可思議的人物在不可思議的背景中做著不可思議的事情。
比如說《時震》的結構就是對西方理智狀況和生存狀況的刻意模仿，敘述沒有時序，沒有因果關係，沒有完整性，文本沒有可以闡釋的意義。小說無始無終，第一章第一段講自家有幾個孩子，第二段是兩句關於藝術的話，第三段說人活在世界上很狼狽，直到後記結束時，又說了一件作者年輕時與叔叔開玩笑的往事，似乎不著邊際。隨著“上帝死了”之後，作家也“死了”作者的權威被消解，作品的教育、啟迪、認識功能也被淡化。但與此同時，讀者的地位被突出。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不再完全是傳播者與接受者的關係。作者並不講清楚他要說明的問題（也許他不想說明任何問題），讀者必須在閱讀過程中積極地思考、體驗、參與、介入。
其次，包括馮內古特在內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在理論上相信，現實不是確定的，而是由語言搭建的虛構物，要讓小說反映“真實的”現實更是無稽之談以虛構的文本來表現虛構的現實，其結果只能是更加不可思議的虛構。因此他們從不忌諱實話實說，強調和揭示小說的虛構本質，在小說中不時提醒讀者，作品是人為編造的。在這方面，《時震》與現實主義小說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現實主義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可以得到忠實表現的；而後現代主義作家認為，世界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語言是意識的載體，而語言的意義又是不確定、不可靠的，因此，小說、歷史書和其他文本就其本質而言只能是虛構的。於是，“僅就文學而言，我們關於作家、讀者群、閱讀、寫作、書籍、體裁、批評理論以及文學本身的所有概念，突然之間統統產生了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