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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在涉及人物、事件、典故或容易引起讀者誤解、疑惑的地方加了少量的注釋，力求簡明。作注以幫助閱讀，而不打斷閱讀為原則。
翻譯中在一些細微意義的確定方面，我同我校的外籍專家白麗詩女士（BettyBarr）進行了幾次商討。在幾次舉棋不定時，是她對本族語的直覺感悟和敏銳辨析，幫助我確定了譯文的措辭。在此，我對她的熱情相助表示由衷的感謝。我也要感謝譯林出版社對我的信任。我的一些想法建議，都得到了他們的認同與支持。由於他們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細緻的工作，這本翻譯小說才得以順利高效地出版。
由干教學、行政雙重壓力，每天只能擠出時間進行翻譯，難以做到從容應對，反覆推敲。譯文肯定留下了倉促的痕跡，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和學界同仁不吝賜教。
譯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於上海外國語大學
《時震》作者：[美] 庫爾特·馮內古特
《時震》與後現代主義小說特徵
十多年前我在國外求學期間，參加了由我導師埃里克·洪貝格爾（ＥｒｉｃＨｏｍｂｅｒｇｅｒ）主要負責的亞瑟·米勒研究會。除了劇作家米勒本人兩次來講學、講座以外，我們還時常邀請一些文學界名人，其中之一是庫爾特·馮內古特。我十分欣賞他幽默、充滿調侃的講座。他本人是作家，談文學卻語帶不屑，故意將文學創作以圖表進行模式化，進行“偽科學化”。當時我努力理解他的“弦外之音”，但沒有完全明白。講座後我們有機會進行小範圍交談，可惜時間不長。臨別他向我贈送了兩本他的小說：《棕櫚樹星期天》（ＰａｌｍＳｕｎｄａｙ，１９８１）和《打鬧劇，或不再孤獨》（Ｓｌａｐｓｔｉｃｋ，ｏｒＬｏｎｅｓｏｍｅＮｏＭｏｒｅ！，１９７６）。他在扉頁上用粗的藍筆簽名，字很大，占去滿滿半頁。除了開頭巨大的“Ｋ”和最後一個“ｔ”之外，無法辨出其他字母，在眼花繚亂的曲線中，有一個清晰的“米”字符，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在讀馮內古特自傳體的《棕櫚樹星期天》時，發現書中不僅有那次講座中關於文學創作模式的演示圖，而且也明白了他簽名中“米”字符的含義。馮內古特是這樣解釋的：“我把自己的肛門畫在簽名中。”
一陣目瞪口呆的驚詫之後，我突然對作為小說家的馮內古特產生了一種“頓悟”，對他作品的基調同時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他對所有既定規範都可以採取玩世不恭的嘲諷，甚至包括對代表自己尊嚴的簽名的神聖性進行侵犯。綜合他的小說來看，作家的這種態度既產生於一種憤世嫉俗的放縱，也產生於一種無所謂的退避，自嘲自得，兩手一攤，不置可否，一笑了之。這是黑色幽默，讓人啼笑皆非，又讓人心靈震顫。
瀰漫於《時震》字裡行間的，正是這種憤怒、無奈、玩世態度的綜合體。這種態度也正是人們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小說的標誌性特徵之一。
《時震》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小說出版後，作者在一次訪談中說：“我不會再寫另一本書了，十分肯定。我已經厭倦了。”於是，《時震》成了年近八旬的馮內古特的封筆之作。作家畢竟年事已高，作品中時常流露出“人生苦短”的喟嘆，摻雜於“人生荒唐”的一貫態度之中，形成一點小小的矛盾。除此之外，馮內古特仍然洞察敏銳，筆鋒犀利，不拘一格的隨意之中閃現著睿智和幽默，絲毫沒有“遲暮老者”的緩鈍。讀者感受到的是冷峻的滑稽和敏捷的思辯。
我們很難為《時震》寫出一個故事梗概，因為《時震》沒有完整的故事。它由許多互不關聯的片段組成。作者虛構了一個特殊的背景，即“時震”，或者說假設了這樣一個前提：宇宙中的時空統一體出現了小故障，突然收縮，產生“時震”，將世界彈回到十年以前，具體從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三日退回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然後開始重播。不管願意不願意，每個人在一種“似曾經歷過的錯覺”主導下，完全一樣地重複以前所做的一切“賽馬時再押錯賭注，再同不該結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說中進行著一成不變的重複，而“時震”結束時，世界上又出現了一片不堪收拾的混亂。
《時震》只提供了一個大背景，用的是馮內古特擅長的科幻小說模式。但是，小說中的很多部分與這一大背景無關，互相之間也不存在外部的或內在的聯繫，像拋撒在地面上的一把碎石：散落的沙礫中有一顆形狀奇特而顯眼的鵝卵石，但你很難說明其中的結構和關聯，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包含的意圖和指涉的內涵。
習慣於傳統小說的讀者，對《時震》也許會感到迷惑、茫然，甚至反感、憤慨，謂其不知所云，懷疑作家是否負責任地進行構思創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時震》沒有中心，沒有情節，沒有開頭和結尾，沒有前後時間順序，沒有邏輯規律，人物的行為沒有明顯的動機和目的，作者的敘述也似乎沒有想要說明的觀點。如果讀者依憑理性，期望解讀故事、尋找意義，那麼，結果可能一無所獲。《時震》無意取悅讀者，滿足他們對故事的渴盼、對“內涵”的期待。也就是說，閱讀《時震》，讀者必須改變業已養成的閱讀習慣，放棄傳統的“閱讀期盼”，調整評判標準。不然，他就無法閱讀。
翻譯中在一些細微意義的確定方面，我同我校的外籍專家白麗詩女士（BettyBarr）進行了幾次商討。在幾次舉棋不定時，是她對本族語的直覺感悟和敏銳辨析，幫助我確定了譯文的措辭。在此，我對她的熱情相助表示由衷的感謝。我也要感謝譯林出版社對我的信任。我的一些想法建議，都得到了他們的認同與支持。由於他們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細緻的工作，這本翻譯小說才得以順利高效地出版。
由干教學、行政雙重壓力，每天只能擠出時間進行翻譯，難以做到從容應對，反覆推敲。譯文肯定留下了倉促的痕跡，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和學界同仁不吝賜教。
譯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於上海外國語大學
《時震》作者：[美] 庫爾特·馮內古特
《時震》與後現代主義小說特徵
十多年前我在國外求學期間，參加了由我導師埃里克·洪貝格爾（ＥｒｉｃＨｏｍｂｅｒｇｅｒ）主要負責的亞瑟·米勒研究會。除了劇作家米勒本人兩次來講學、講座以外，我們還時常邀請一些文學界名人，其中之一是庫爾特·馮內古特。我十分欣賞他幽默、充滿調侃的講座。他本人是作家，談文學卻語帶不屑，故意將文學創作以圖表進行模式化，進行“偽科學化”。當時我努力理解他的“弦外之音”，但沒有完全明白。講座後我們有機會進行小範圍交談，可惜時間不長。臨別他向我贈送了兩本他的小說：《棕櫚樹星期天》（ＰａｌｍＳｕｎｄａｙ，１９８１）和《打鬧劇，或不再孤獨》（Ｓｌａｐｓｔｉｃｋ，ｏｒＬｏｎｅｓｏｍｅＮｏＭｏｒｅ！，１９７６）。他在扉頁上用粗的藍筆簽名，字很大，占去滿滿半頁。除了開頭巨大的“Ｋ”和最後一個“ｔ”之外，無法辨出其他字母，在眼花繚亂的曲線中，有一個清晰的“米”字符，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在讀馮內古特自傳體的《棕櫚樹星期天》時，發現書中不僅有那次講座中關於文學創作模式的演示圖，而且也明白了他簽名中“米”字符的含義。馮內古特是這樣解釋的：“我把自己的肛門畫在簽名中。”
一陣目瞪口呆的驚詫之後，我突然對作為小說家的馮內古特產生了一種“頓悟”，對他作品的基調同時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他對所有既定規範都可以採取玩世不恭的嘲諷，甚至包括對代表自己尊嚴的簽名的神聖性進行侵犯。綜合他的小說來看，作家的這種態度既產生於一種憤世嫉俗的放縱，也產生於一種無所謂的退避，自嘲自得，兩手一攤，不置可否，一笑了之。這是黑色幽默，讓人啼笑皆非，又讓人心靈震顫。
瀰漫於《時震》字裡行間的，正是這種憤怒、無奈、玩世態度的綜合體。這種態度也正是人們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小說的標誌性特徵之一。
《時震》發表於一九九七年。小說出版後，作者在一次訪談中說：“我不會再寫另一本書了，十分肯定。我已經厭倦了。”於是，《時震》成了年近八旬的馮內古特的封筆之作。作家畢竟年事已高，作品中時常流露出“人生苦短”的喟嘆，摻雜於“人生荒唐”的一貫態度之中，形成一點小小的矛盾。除此之外，馮內古特仍然洞察敏銳，筆鋒犀利，不拘一格的隨意之中閃現著睿智和幽默，絲毫沒有“遲暮老者”的緩鈍。讀者感受到的是冷峻的滑稽和敏捷的思辯。
我們很難為《時震》寫出一個故事梗概，因為《時震》沒有完整的故事。它由許多互不關聯的片段組成。作者虛構了一個特殊的背景，即“時震”，或者說假設了這樣一個前提：宇宙中的時空統一體出現了小故障，突然收縮，產生“時震”，將世界彈回到十年以前，具體從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三日退回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然後開始重播。不管願意不願意，每個人在一種“似曾經歷過的錯覺”主導下，完全一樣地重複以前所做的一切“賽馬時再押錯賭注，再同不該結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說中進行著一成不變的重複，而“時震”結束時，世界上又出現了一片不堪收拾的混亂。
《時震》只提供了一個大背景，用的是馮內古特擅長的科幻小說模式。但是，小說中的很多部分與這一大背景無關，互相之間也不存在外部的或內在的聯繫，像拋撒在地面上的一把碎石：散落的沙礫中有一顆形狀奇特而顯眼的鵝卵石，但你很難說明其中的結構和關聯，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包含的意圖和指涉的內涵。
習慣於傳統小說的讀者，對《時震》也許會感到迷惑、茫然，甚至反感、憤慨，謂其不知所云，懷疑作家是否負責任地進行構思創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時震》沒有中心，沒有情節，沒有開頭和結尾，沒有前後時間順序，沒有邏輯規律，人物的行為沒有明顯的動機和目的，作者的敘述也似乎沒有想要說明的觀點。如果讀者依憑理性，期望解讀故事、尋找意義，那麼，結果可能一無所獲。《時震》無意取悅讀者，滿足他們對故事的渴盼、對“內涵”的期待。也就是說，閱讀《時震》，讀者必須改變業已養成的閱讀習慣，放棄傳統的“閱讀期盼”，調整評判標準。不然，他就無法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