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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再醒過來，就有人來問案，說的嘛記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過來時，聽說我媽媽也跳樓了。她是跟在我後邊，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後來法院問案時告訴我過程，說你爸爸當場死啦，你媽媽呢，給我們救啦。我一聽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媽。我都摔成這樣，她那麼大年紀會摔成嘛樣，救活也殘廢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監獄給放回來時，嫂子告訴我，我媽摔下來當時沒死，抬到醫院根本不給治。你知道那時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醫院還組織出身好的病人批鬥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負法律責任才給治的。我媽給弄回家，沒幾天就死了。我爹確是當場就死了。一個禮拜後火化的。
我嫂子說當時把我和我媽都抬到醫院，醫院一看沒我媽媽的事，就把我留下來，硬叫家裡人把我媽媽抬走。
醫院不能給我這種人治病，很快把我轉到監獄的“新生醫院”。我是兩腿骨折，左邊小腿胚骨骨折，右邊大腿骨橫斷骨折，整個全斷。就這條腿，打這一斷，兩截骨頭叉在一塊兒，馬上變成這麼短，醫院拿20斤沙袋牽引拉開了。可把我送到監獄時，醫院非要把牽引的東西留下來，又給我的骨頭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樣。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嗎，起碼先給我放著呀，不行，硬是放下來的骨頭又叉回去了。醫院對我真是夠那個的。那醫生啊，現在也不知他在哪兒，但願他不再當醫生了，唉。當時所謂給我治療，因為我要負法律責任。也奇怪，斷骨頭這麼拉來拉去，我一點也不覺得疼，一直也不覺得疼。眼淚也沒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監獄時看表是11點。下午兩點監獄醫院人上班，才拿著東西給牽回去，牽引得拿大鋼針穿進再拉，一會兒放，一會兒拉。拿我真不當人了。牽引又牽錯了位，到今兒也這麼長著。兩截骨頭只連著五分之一。關節一挨就疼。這就甭提了，殘了唄。
十天後我被逮捕，銬上銬子。這是1966年9月7號。到了1968年軍管，定我為 “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是刑事罪，抗拒運動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無期徒刑”。當時我想，死刑倒痛快，這不讓我活受嗎?這是我的《判決書》，你看——
查被告×××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軍管會的一個人對我說，你要是家庭婦女干出這事還好點。你什麼不懂?你爸爸問題嚴重，你殺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運動，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運動罪”。
他們說我殺我爹，是為了救我爹。確實是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們和我說的意思不一樣。我救我爹是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們說我救我爹有罪是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這意思?我繞糊塗了，到今兒也繞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監獄。沒自殺，就為了一個，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媽媽沒死。我想呀，我媽怎麼活呢?說好三口人一塊死，我爹死了，我關監獄，無期徒刑，一輩子甭想再見面……我的侄子們每次來探監都說，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訴你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早點回家。看監獄的人有時也問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紀了?他們也早知道我媽早死了，也瞞我。其實我盼著我媽死，活著多痛苦。當時要是給我個信兒說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徹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監獄裡想法就不一樣了。看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會有這麼一個角落，聚著好多人是冤屈的。何況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親手殺死親爹，我真抱著對爹贖罪的心，又想爭取早點出來看我媽一眼，再說，特別覺得對兩位哥哥有罪。我和兩個哥哥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沒人能看出我們不是一個母親，都拿我們當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殺死爹，他們不但不恨我，還常跑來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見時，我的眼淚乾了流不出來，我都傻了，見到他們沒話，不知說哪好了。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兩位哥哥。他們說，我們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壞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會不管你。我真要贖罪呀，對兩位哥哥也要贖罪，玩命贖罪!只有拚命幹活改造。
起頭是軋縫紉、電縫紉根本不會，打頭學。很快就幹得不錯。領子活是最難軋的，啊，就是臉面上的臉蛋活，技術活，我幹得質量最高，就歸我幹了，還超產。另外牆報、板報，寫寫畫畫，也爭著學爭著干，在哪兒都伸一把手幫人去弄。生產還得紅旗得語錄什麼的。現在你看我這副眼鏡，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時軋活時看針眼近視的。附帶還給人看病，不光給犯人看，也得給隊長、隊長的孩子，連看監獄的親戚朋友，廠里的幹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當敵人，就太榮幸了。夜裡睡半截覺，誰誰發燒了，誰誰肚子疼，抽風了，叫起來一弄就幾個鐘頭。第二大該怎麼上班還得接著上。沒白天黑夜玩命呀。這麼著，看監獄那些人就對我不錯，現在有時還帶著孩子到我們醫院來找我看病。你別笑，當時他給咱一個和氣臉，比什麼都強。誇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這兒跟你提起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監獄醫院被捕的。當時我已經結婚，愛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氣一天天涼了，他不少衣服東西在我家裡一起抄了。為了不連累他，我寫信給他，叫他辦理離婚手續，9月底就辦完手續離婚。可沒多久，他姐姐突然跑來送了20塊錢，還有營養品。我托人告訴他姐姐千萬別送錢送東西來了。我那時什麼也沒有，就留下5塊錢，剩下15塊請求管我的一位隊長給我娘寄去。那時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嗎。這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起初不肯，我哭著求他，後來他答應了，替我寄去。以後這位姐姐又來送了30塊錢。前後總有五六次，記得總有120塊錢，我每次都按同樣辦法，求這隊長替我寄給我娘。可家裡人一直沒回信給我，我以為家裡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後對我判決了，允許見家裡人了，每次見面光是祝願萬壽無疆身體健康，學語錄，就占去一半時間，剩下點時間光知道哭，說不了幾句話。家裡人不提我寄錢的事，我也不好問了。直到1979年出獄跟家裡人一談，才知道他們根本沒收到我寄的錢，一次也沒有。多年來我一直把那隊長當成恩人，這就不懂了。或許是郵局不給送，那時挨抄戶是不給送報送信的。可是不送也應該退回來呀!
別說，監獄裡還真有好人。有個隊長見我瘦成條棍兒。原先我胖著呢，出這事後落到九十來斤。我嫂子來探監時，他偷偷塞了張營養證明。我嫂子再來帶了二斤點心，我急了，心想這二斤點心給媽吃多好，給他們孩子吃多好。外邊生活也難著哪。在獄時，一個月零花錢才一塊五。我沒花過，除非買點手紙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簡要用幾個月。盡勁省，存到五塊十塊，就給家裡捎去。沒有家裡親的熱的我還活個什麼，我對他們有罪呀，在那情況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來，也算是贖罪的一種方式吧。
我完全清醒過來時，聽說我媽媽也跳樓了。她是跟在我後邊，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後來法院問案時告訴我過程，說你爸爸當場死啦，你媽媽呢，給我們救啦。我一聽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媽。我都摔成這樣，她那麼大年紀會摔成嘛樣，救活也殘廢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監獄給放回來時，嫂子告訴我，我媽摔下來當時沒死，抬到醫院根本不給治。你知道那時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醫院還組織出身好的病人批鬥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負法律責任才給治的。我媽給弄回家，沒幾天就死了。我爹確是當場就死了。一個禮拜後火化的。
我嫂子說當時把我和我媽都抬到醫院，醫院一看沒我媽媽的事，就把我留下來，硬叫家裡人把我媽媽抬走。
醫院不能給我這種人治病，很快把我轉到監獄的“新生醫院”。我是兩腿骨折，左邊小腿胚骨骨折，右邊大腿骨橫斷骨折，整個全斷。就這條腿，打這一斷，兩截骨頭叉在一塊兒，馬上變成這麼短，醫院拿20斤沙袋牽引拉開了。可把我送到監獄時，醫院非要把牽引的東西留下來，又給我的骨頭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樣。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嗎，起碼先給我放著呀，不行，硬是放下來的骨頭又叉回去了。醫院對我真是夠那個的。那醫生啊，現在也不知他在哪兒，但願他不再當醫生了，唉。當時所謂給我治療，因為我要負法律責任。也奇怪，斷骨頭這麼拉來拉去，我一點也不覺得疼，一直也不覺得疼。眼淚也沒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監獄時看表是11點。下午兩點監獄醫院人上班，才拿著東西給牽回去，牽引得拿大鋼針穿進再拉，一會兒放，一會兒拉。拿我真不當人了。牽引又牽錯了位，到今兒也這麼長著。兩截骨頭只連著五分之一。關節一挨就疼。這就甭提了，殘了唄。
十天後我被逮捕，銬上銬子。這是1966年9月7號。到了1968年軍管，定我為 “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是刑事罪，抗拒運動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無期徒刑”。當時我想，死刑倒痛快，這不讓我活受嗎?這是我的《判決書》，你看——
查被告×××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軍管會的一個人對我說，你要是家庭婦女干出這事還好點。你什麼不懂?你爸爸問題嚴重，你殺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運動，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運動罪”。
他們說我殺我爹，是為了救我爹。確實是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們和我說的意思不一樣。我救我爹是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們說我救我爹有罪是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這意思?我繞糊塗了，到今兒也繞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監獄。沒自殺，就為了一個，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媽媽沒死。我想呀，我媽怎麼活呢?說好三口人一塊死，我爹死了，我關監獄，無期徒刑，一輩子甭想再見面……我的侄子們每次來探監都說，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訴你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早點回家。看監獄的人有時也問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紀了?他們也早知道我媽早死了，也瞞我。其實我盼著我媽死，活著多痛苦。當時要是給我個信兒說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徹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監獄裡想法就不一樣了。看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會有這麼一個角落，聚著好多人是冤屈的。何況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親手殺死親爹，我真抱著對爹贖罪的心，又想爭取早點出來看我媽一眼，再說，特別覺得對兩位哥哥有罪。我和兩個哥哥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沒人能看出我們不是一個母親，都拿我們當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殺死爹，他們不但不恨我，還常跑來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見時，我的眼淚乾了流不出來，我都傻了，見到他們沒話，不知說哪好了。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兩位哥哥。他們說，我們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壞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會不管你。我真要贖罪呀，對兩位哥哥也要贖罪，玩命贖罪!只有拚命幹活改造。
起頭是軋縫紉、電縫紉根本不會，打頭學。很快就幹得不錯。領子活是最難軋的，啊，就是臉面上的臉蛋活，技術活，我幹得質量最高，就歸我幹了，還超產。另外牆報、板報，寫寫畫畫，也爭著學爭著干，在哪兒都伸一把手幫人去弄。生產還得紅旗得語錄什麼的。現在你看我這副眼鏡，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時軋活時看針眼近視的。附帶還給人看病，不光給犯人看，也得給隊長、隊長的孩子，連看監獄的親戚朋友，廠里的幹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當敵人，就太榮幸了。夜裡睡半截覺，誰誰發燒了，誰誰肚子疼，抽風了，叫起來一弄就幾個鐘頭。第二大該怎麼上班還得接著上。沒白天黑夜玩命呀。這麼著，看監獄那些人就對我不錯，現在有時還帶著孩子到我們醫院來找我看病。你別笑，當時他給咱一個和氣臉，比什麼都強。誇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這兒跟你提起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監獄醫院被捕的。當時我已經結婚，愛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氣一天天涼了，他不少衣服東西在我家裡一起抄了。為了不連累他，我寫信給他，叫他辦理離婚手續，9月底就辦完手續離婚。可沒多久，他姐姐突然跑來送了20塊錢，還有營養品。我托人告訴他姐姐千萬別送錢送東西來了。我那時什麼也沒有，就留下5塊錢，剩下15塊請求管我的一位隊長給我娘寄去。那時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嗎。這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起初不肯，我哭著求他，後來他答應了，替我寄去。以後這位姐姐又來送了30塊錢。前後總有五六次，記得總有120塊錢，我每次都按同樣辦法，求這隊長替我寄給我娘。可家裡人一直沒回信給我，我以為家裡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後對我判決了，允許見家裡人了，每次見面光是祝願萬壽無疆身體健康，學語錄，就占去一半時間，剩下點時間光知道哭，說不了幾句話。家裡人不提我寄錢的事，我也不好問了。直到1979年出獄跟家裡人一談，才知道他們根本沒收到我寄的錢，一次也沒有。多年來我一直把那隊長當成恩人，這就不懂了。或許是郵局不給送，那時挨抄戶是不給送報送信的。可是不送也應該退回來呀!
別說，監獄裡還真有好人。有個隊長見我瘦成條棍兒。原先我胖著呢，出這事後落到九十來斤。我嫂子來探監時，他偷偷塞了張營養證明。我嫂子再來帶了二斤點心，我急了，心想這二斤點心給媽吃多好，給他們孩子吃多好。外邊生活也難著哪。在獄時，一個月零花錢才一塊五。我沒花過，除非買點手紙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簡要用幾個月。盡勁省，存到五塊十塊，就給家裡捎去。沒有家裡親的熱的我還活個什麼，我對他們有罪呀，在那情況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來，也算是贖罪的一種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