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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監獄也學習、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監獄的就叫我大會小會地講。批一批確實也好，有時自己也悲觀，輪到一批自己，說自己受黨那麼多年教育，應該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過來了嗎?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著有勁了。爭取表現突出點，早點出來也好報答報答。你別說，玩命干也管事。1972年給我減刑有期10年。打無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寬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來，有盼頭了。到了“四人幫”一完，法院重新審理我的案子，認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殺人，算集體自殺，宣布為無罪釋放，又提前了兩年半。新的《判決書》這麼寫道：
原判定×××的抗拒運動殺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無罪釋放，特此判決。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獄的。當初進監獄時，我只穿著醫院的褲褂，白布帶藍豎條的。後來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農村醫療隊時的一小箱舊衣服送到監獄。十年一直穿那幾件舊衣服，出來時破衣爛衫。一見面才知道我媽早不在了。真是當頭一棒啊!這麼多年沒垮了，我媽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來，爹沒了，媽沒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來後，“五一”就回兒童醫院上班。休息了兩個月。因為親戚朋友來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覺，腦子裡儘是事，你說能靜嗎?原先三個人想一塊死，結果活了我一個。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說活下來就算相當不錯了。那麼多大領導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人死在一起的，爬雪山，過草地，照樣不也是家破人亡嗎?比你慘得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樣硬挺腰杆撐著活著嗎?
我們單位待我不錯，那時我家房子還給人占著沒落實，就叫住醫院集體宿舍。我是回民，吃飯難，我侄子天天提著飯盒騎車來給我送飯，每天一趟，過了好多年。我呢，醫院叫我做“科住院”。按醫院規矩，得先徽‘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沒家，沒別的負擔，搶時間念書吧!監獄裡不許念業務書，現在加倍念書，彌補啊!很快拾起來了。我負責八個病房。打一樓到五樓上下跑。早晨7點半上，晚上9點半下，一天14個小時。一天上夜班，無意覺得兩腳像踩棉花，一量高壓一百八、低壓一百。我說快給我打一針。降血壓硫酸鎂最快，打完半小時再量不但沒下去，反倒變二百了。我挨個兒病房轉，護士們誰也不找我，這是她們互相說好的，怕我再累。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還說嘛呢。再加勁吧!本來“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這時，我交了一個朋友。華東紡織學院畢業的。當初是年輕有為，一個總工程師對他特別器重。反右時這總工程師成了右派，叫他揭發，他沒揭發，反而給總工程師通了信。他說咱不能味著良心辦事。這一下把他也當右派對待。他以為自己就是右派了。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檔案說，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裡糊塗地當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給升級也不給漲工資，也不好結婚。這叫什麼事?他今年50多歲了，一直獨身，我們就結婚了。我倆有共同遭遇，說得來，他也挺照顧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兒子過繼給我，現在上北京大學了，學外語。最近我愛人又升做廠長。我有了個什麼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對那段事還是不能不想。我沒法克制自己。雖說不是每天想吧，也不會忘。我總想我爹。我們醫院人說，你連個螞蟻也不敢踩死呀，怎麼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時真把人逼得沒人性啦。誰會拿刀殺死自己的爹呀!換平常連想也不會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媽一筆債，永遠沒法還了。如果當時我沒下手，我爹我媽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誰?我無論怎麼給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沒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還是救了我爹?當初以為救了我爹，現在總覺得害了我爹。為嘛別的事都想得明白，這事翻來覆去總想不明白。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你說一切都是“四人幫”搞的，別人為嘛都捱過來了，我們沒有，還不是我?一想到這兒，我還是有罪，活得又沒勁了。有人說，你好好活著，才是對得起你爹你媽。一想，也對，對吧?
我不能再說下去了，你們也別叫我說了，行嗎?
在滅絕人性的時代，人性的最高表達方式只有毀滅自己!
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良心錄
如果你對現代化狂潮中正在毀滅的城市文化遺產感到憂慮、焦急和憤懣，卻又無奈，那就請打開阮儀三教授這本書吧!你會在崢嶸的雲隙里看到一道奪目的光明，或者感受到一陣澆開心頭塊壘的痛快的疾雨。
此刻，我在維也納。我接受朋友的建議，剛剛跑一趟捷克回來。捷克令人歡欣鼓舞。布拉格的確如歌德所說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整個城市像一座人文圖書館和歷史畫冊。走在那條著名的石塊鋪成的、年深日久、坑坑窪窪的皇帝路上，我忽然想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巨變之後，從俄羅斯到東歐諸國都進入了經濟開放和開發的時代，但是他們並沒有急於改天換地，沒有推倒老屋和鏟去古街，沒有吵著喊著“讓城市亮起來”;相反，他們精心對待這些年久失修、幾乎被忘卻的歷史遺存。一點點把它們從歲月的塵埃里整理出來。聯想到前兩年在柏林，我參觀過一個專事修復原東德地區歷史街區的組織，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單是這名字就包含著一種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無上的虔敬。於是，從聖彼得堡到柏林、華沙、布拉格和卡洛維發利，都已經重新煥發了歷史文化的光彩，並成為當今世界與巴黎、倫敦、威尼斯一樣重要的文化名城……在從布拉格回到維也納的路上，我暗自神傷，彷徨不已，因為我想到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古城正在迅速地變為新城!我的心情糟糕之極。但到了居所，一包書稿在等候我———就是這部《護城紀實》。我捧著書稿竟一口氣讀到結尾。一下子，心中的鬱悶被它掃蕩一空。
過去，我只知道阮儀三教授是保護平遙的英雄，是拯救江南六鎮的“恩人”。從書本中得以知之———他二十年來為守住中華各地風情各異的古城古鎮和山川勝跡，所進行的一連串非凡的“戰鬥”。並且知道，那麼多歷史遺存今日猶在，竟是
他直接奮鬥的結果;那麼多歷史遺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力相爭的痕跡。
在這本書中，阮儀三教授採用純紀實的手法。他不從事文學，沒有對每個事件的環境、人物、語言細緻地描述。我們卻能從中讀出他的立場、性格、語氣與心情。感受到他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摯愛與焦慮，他不妥協的精神，他奮爭到底的作風，還有他的知識品格與人品，並為之感動!
我國真正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始於清末民初。自始，他們就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良心(一稱社會責任感)。這社會良心自然包括著文化良心。1908年，一批史學界人士救火一般搶救敦煌藏經洞的遺書，便吹響了文化良心的號角。一百年來，他們
原判定×××的抗拒運動殺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無罪釋放，特此判決。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獄的。當初進監獄時，我只穿著醫院的褲褂，白布帶藍豎條的。後來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農村醫療隊時的一小箱舊衣服送到監獄。十年一直穿那幾件舊衣服，出來時破衣爛衫。一見面才知道我媽早不在了。真是當頭一棒啊!這麼多年沒垮了，我媽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來，爹沒了，媽沒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來後，“五一”就回兒童醫院上班。休息了兩個月。因為親戚朋友來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覺，腦子裡儘是事，你說能靜嗎?原先三個人想一塊死，結果活了我一個。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說活下來就算相當不錯了。那麼多大領導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人死在一起的，爬雪山，過草地，照樣不也是家破人亡嗎?比你慘得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樣硬挺腰杆撐著活著嗎?
我們單位待我不錯，那時我家房子還給人占著沒落實，就叫住醫院集體宿舍。我是回民，吃飯難，我侄子天天提著飯盒騎車來給我送飯，每天一趟，過了好多年。我呢，醫院叫我做“科住院”。按醫院規矩，得先徽‘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沒家，沒別的負擔，搶時間念書吧!監獄裡不許念業務書，現在加倍念書，彌補啊!很快拾起來了。我負責八個病房。打一樓到五樓上下跑。早晨7點半上，晚上9點半下，一天14個小時。一天上夜班，無意覺得兩腳像踩棉花，一量高壓一百八、低壓一百。我說快給我打一針。降血壓硫酸鎂最快，打完半小時再量不但沒下去，反倒變二百了。我挨個兒病房轉，護士們誰也不找我，這是她們互相說好的，怕我再累。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還說嘛呢。再加勁吧!本來“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這時，我交了一個朋友。華東紡織學院畢業的。當初是年輕有為，一個總工程師對他特別器重。反右時這總工程師成了右派，叫他揭發，他沒揭發，反而給總工程師通了信。他說咱不能味著良心辦事。這一下把他也當右派對待。他以為自己就是右派了。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檔案說，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裡糊塗地當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給升級也不給漲工資，也不好結婚。這叫什麼事?他今年50多歲了，一直獨身，我們就結婚了。我倆有共同遭遇，說得來，他也挺照顧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兒子過繼給我，現在上北京大學了，學外語。最近我愛人又升做廠長。我有了個什麼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對那段事還是不能不想。我沒法克制自己。雖說不是每天想吧，也不會忘。我總想我爹。我們醫院人說，你連個螞蟻也不敢踩死呀，怎麼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時真把人逼得沒人性啦。誰會拿刀殺死自己的爹呀!換平常連想也不會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媽一筆債，永遠沒法還了。如果當時我沒下手，我爹我媽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誰?我無論怎麼給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沒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還是救了我爹?當初以為救了我爹，現在總覺得害了我爹。為嘛別的事都想得明白，這事翻來覆去總想不明白。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你說一切都是“四人幫”搞的，別人為嘛都捱過來了，我們沒有，還不是我?一想到這兒，我還是有罪，活得又沒勁了。有人說，你好好活著，才是對得起你爹你媽。一想，也對，對吧?
我不能再說下去了，你們也別叫我說了，行嗎?
在滅絕人性的時代，人性的最高表達方式只有毀滅自己!
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良心錄
如果你對現代化狂潮中正在毀滅的城市文化遺產感到憂慮、焦急和憤懣，卻又無奈，那就請打開阮儀三教授這本書吧!你會在崢嶸的雲隙里看到一道奪目的光明，或者感受到一陣澆開心頭塊壘的痛快的疾雨。
此刻，我在維也納。我接受朋友的建議，剛剛跑一趟捷克回來。捷克令人歡欣鼓舞。布拉格的確如歌德所說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整個城市像一座人文圖書館和歷史畫冊。走在那條著名的石塊鋪成的、年深日久、坑坑窪窪的皇帝路上，我忽然想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巨變之後，從俄羅斯到東歐諸國都進入了經濟開放和開發的時代，但是他們並沒有急於改天換地，沒有推倒老屋和鏟去古街，沒有吵著喊著“讓城市亮起來”;相反，他們精心對待這些年久失修、幾乎被忘卻的歷史遺存。一點點把它們從歲月的塵埃里整理出來。聯想到前兩年在柏林，我參觀過一個專事修復原東德地區歷史街區的組織，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單是這名字就包含著一種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無上的虔敬。於是，從聖彼得堡到柏林、華沙、布拉格和卡洛維發利，都已經重新煥發了歷史文化的光彩，並成為當今世界與巴黎、倫敦、威尼斯一樣重要的文化名城……在從布拉格回到維也納的路上，我暗自神傷，彷徨不已，因為我想到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古城正在迅速地變為新城!我的心情糟糕之極。但到了居所，一包書稿在等候我———就是這部《護城紀實》。我捧著書稿竟一口氣讀到結尾。一下子，心中的鬱悶被它掃蕩一空。
過去，我只知道阮儀三教授是保護平遙的英雄，是拯救江南六鎮的“恩人”。從書本中得以知之———他二十年來為守住中華各地風情各異的古城古鎮和山川勝跡，所進行的一連串非凡的“戰鬥”。並且知道，那麼多歷史遺存今日猶在，竟是
他直接奮鬥的結果;那麼多歷史遺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力相爭的痕跡。
在這本書中，阮儀三教授採用純紀實的手法。他不從事文學，沒有對每個事件的環境、人物、語言細緻地描述。我們卻能從中讀出他的立場、性格、語氣與心情。感受到他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摯愛與焦慮，他不妥協的精神，他奮爭到底的作風，還有他的知識品格與人品，並為之感動!
我國真正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始於清末民初。自始，他們就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良心(一稱社會責任感)。這社會良心自然包括著文化良心。1908年，一批史學界人士救火一般搶救敦煌藏經洞的遺書，便吹響了文化良心的號角。一百年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