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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拴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一邊斗還一邊往桶里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伙，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半個月後在王校長操縱下，矛頭明顯轉向我，氣氛緊張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裡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長突然對我喊一嗓子：“站起來!”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來。
王校長說：“你敢站得這麼高，好大膽，比牆上的毛主席還高!”
我從炕上跳下來，頂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來的!”二一
王校長一腳把我踢到門口。不知為什麼，我馬上想竄出門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護人。王校長一把抓住我說，“你想跑?”這就要大開殺戒了。
我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說：“咱們的最高領導不是武裝部政委嗎?好，你去問他，他叫我說，我就說!”沒想到這一來，他怔住了。他們不摸底，其實我更不摸底，誰知政委會不會保我。我只和他見過一面，他不過流露過一點同情，說幾句模稜兩可的話。那時代同情是種多麼軟弱和不可靠的東西啊。我的命運全押在政委手裡了。
他們到縣武裝部去問。我更沒想到政委對他們說：“她的材料沒來，能搞出什麼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後來學習班裡一些沒問題的大學生被派下去勞動，政委也叫我去，這便使我意外地從一個滾滾而來的巨輪下逃脫出來。我當時對這位好心政委抱著無限感恩之情，把他當做天下第一好人，哪裡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窯公社後，天天奔走於荒山野嶺中各個村子間，去動員學生來上學。一個小小女子在曠野獨行，既怕人又怕見不到人，見到人怕是壞人，見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裡糊塗從山西一直走到內蒙，被內蒙那邊人當做特務困了一天。冬天大雪蓋地，野獸出來尋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見狼或豹子的腳印。我就不停地大聲唱歌為自己壯膽，有時唱著唱著哭了，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幹……可是，也許被我的誠心和辛苦所感動，居然動員到28個孩子來上學。他們都住校，立時把我生活的孤單冷落全驅趕走了。我既是校長，又是教師，上課搖鈴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點鐘我召喚他們起床。大山中間的早晨空氣清冽，第一件事是帶著他們站空場上，高舉小紅書，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毛主席請示。這感覺也挺神聖的。崇拜?我說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種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裝滿，否則你怎麼活?這段時間我還算快活，眼瞧著這些窮孩子學習成績突飛猛進我高興，有時批作業，備課，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黃鼠狼下來了“嚓嚓”撕窗紙，嚇得我打哆嗦。孩子們教給我說，只要聽到窗紙響，吹滅油燈，黃鼠狼便會走開。我和孩子們處得感情融洽，他們見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時，就拾些野鳥蛋塞進我口袋裡。一次我伸手掏手絹，手指碰到一個粘糊糊、肉乎乎的東西，我驚得大喊大叫。原來一個鳥蛋在我口袋裡孵化了，小肉鳥破殼而出，孩子們全咧開嘴笑了……他們給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悅啊。
五月端午節，28個學生每人從家裡端來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黃糕送給我吃。這時又搞起“急整頓”運動，王校長帶領各村小學教師來我這裡開會，看見這些黃糕，王校長當面點我說：“現在沒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籠絡學生，搞成他的接班人，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形勢下的反革命活動!”
我沒別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學，王校長馬上同意，並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貧下中農革委會警惕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沒勁兒了。我發現，一個人，打起精神也是活著，心灰意懶也是活著。一次我從一面小鏡子裡看見自己滿面灰塵，馬上洗過，再看，依舊灰濛濛，無光，眼睛竟然也沒光澤。可是我這時才24歲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從天降，縣裡下調令，調我到縣中學教化學。但到了縣中學不久，武裝部政治科一位幹部對我說，調我來縣中學是政委的決定，然後吞吞吐吐半天才說，政委有個內弟在大同煤礦當工人，一條腿有殘，光棍兒，希望我能嫁給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隊時受到這位政委特殊保護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運中的一切幸運，都是以雙倍的犧牲為代價的。剛剛為自己逃脫開王校長的控制而慶幸，轉眼卻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絕難逃脫。清隊時那次不過把我從籠子裡放出來，這邊卻早下一道網了。幸虧縣中學校長是山西大學六五屆學生，為人正直，經歷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義牽線把我介紹給另一個縣的小學教師——也是由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經過許許多多曲折，我嫁給這位大學生並因此調出O縣，去往 K縣，雖然徹底得罪了那個政委，卻從此也了結了我這長達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難。
十八
我這男人老實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對於前夫的那種感情卻很難再現。那不僅是初戀的純情，更是一種崇拜才有的聖潔，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個人只能有一次這樣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難復生。特別是文革結束後，我前夫被落實政策開追悼會的消息傳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親便死去。我對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徹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誰了，因為我經過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我能在這兩種毀滅中活下來，是我平生最大的幸運，當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種心靈屠殺!
附
放縱與歪曲
新聞報導和紀實文學都離不開真人真事，都必須忠於客現事實，都需要使用採訪的方式，但採訪後，一是報導出去，一是記栽下來。前者不是文學，絕對是不允許虛構;後者屬於文學，允許虛構。紀實文學來源於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實寫作的，小說是靠想像寫作的;小說可以任意虛構，百分之百不受約束和限制地虛構，但紀實文學只能是‘有限的虛構”。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說，但不是小說，“紀實小說”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這裡所說的“有限的虛構”，是指在不改變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條件下，為了充實、深化、強化事件與人物，可以虛構，包括虛構的場景、非主要情節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細節等等。
虛構是純主現的行為。因此——
小說任其王觀;
新聞禁絕主觀;
紀實文學不能放縱主觀而歪曲客觀。
我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不同於一般紀實文學。由於我把事物原始狀態的真實看得至高無上，因此在寫作中必須將這“有限的虛構”縮到最小。我連配角人物、環境、場景和非主要情節也不去虛構。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採訪者的身上。我儘量讓他們多講，從中選擇最有表現力、最生動、最獨特的情節和細節。比如《說不清楚》中那個俄死的犯人貼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單，再比如《苦難意識流》中用吃蒼蠅的辦法自殺，都是被採訪者真實的經歷。我用文學家的眼光來挑選細節，而不是以作家的想像去虛構事件。我相信有時生活本身的震撼力無比強大，特別是在這種大災難的年代。我把採訪過程當做一種文學構思。比如我採訪《沒有情節的人》的主人公，他說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變成一個“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來。我問他用什麼辦法使自己消失，他說他把自己變成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影子，沒有朋友，沒有性格，沒有脾氣，沒有實體。我覺得這些細節還不夠精彩，便拼命追問，他終於說出一個細節，說他那時儘量不去看別人的眼睛——因為只有你看別人的眼睛，別人才會把你記住。這個細節連巴爾扎克和福克納也沒有想到過。我便是這樣，用真實的材料塑造真實的人物，用被採訪者口述的細節去充實他那個形象;就像修復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須是那個時代原有的。這樣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態，同時也具備了文學性。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來。
王校長說：“你敢站得這麼高，好大膽，比牆上的毛主席還高!”
我從炕上跳下來，頂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來的!”二一
王校長一腳把我踢到門口。不知為什麼，我馬上想竄出門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護人。王校長一把抓住我說，“你想跑?”這就要大開殺戒了。
我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說：“咱們的最高領導不是武裝部政委嗎?好，你去問他，他叫我說，我就說!”沒想到這一來，他怔住了。他們不摸底，其實我更不摸底，誰知政委會不會保我。我只和他見過一面，他不過流露過一點同情，說幾句模稜兩可的話。那時代同情是種多麼軟弱和不可靠的東西啊。我的命運全押在政委手裡了。
他們到縣武裝部去問。我更沒想到政委對他們說：“她的材料沒來，能搞出什麼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後來學習班裡一些沒問題的大學生被派下去勞動，政委也叫我去，這便使我意外地從一個滾滾而來的巨輪下逃脫出來。我當時對這位好心政委抱著無限感恩之情，把他當做天下第一好人，哪裡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窯公社後，天天奔走於荒山野嶺中各個村子間，去動員學生來上學。一個小小女子在曠野獨行，既怕人又怕見不到人，見到人怕是壞人，見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裡糊塗從山西一直走到內蒙，被內蒙那邊人當做特務困了一天。冬天大雪蓋地，野獸出來尋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見狼或豹子的腳印。我就不停地大聲唱歌為自己壯膽，有時唱著唱著哭了，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幹……可是，也許被我的誠心和辛苦所感動，居然動員到28個孩子來上學。他們都住校，立時把我生活的孤單冷落全驅趕走了。我既是校長，又是教師，上課搖鈴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點鐘我召喚他們起床。大山中間的早晨空氣清冽，第一件事是帶著他們站空場上，高舉小紅書，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毛主席請示。這感覺也挺神聖的。崇拜?我說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種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裝滿，否則你怎麼活?這段時間我還算快活，眼瞧著這些窮孩子學習成績突飛猛進我高興，有時批作業，備課，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黃鼠狼下來了“嚓嚓”撕窗紙，嚇得我打哆嗦。孩子們教給我說，只要聽到窗紙響，吹滅油燈，黃鼠狼便會走開。我和孩子們處得感情融洽，他們見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時，就拾些野鳥蛋塞進我口袋裡。一次我伸手掏手絹，手指碰到一個粘糊糊、肉乎乎的東西，我驚得大喊大叫。原來一個鳥蛋在我口袋裡孵化了，小肉鳥破殼而出，孩子們全咧開嘴笑了……他們給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悅啊。
五月端午節，28個學生每人從家裡端來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黃糕送給我吃。這時又搞起“急整頓”運動，王校長帶領各村小學教師來我這裡開會，看見這些黃糕，王校長當面點我說：“現在沒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籠絡學生，搞成他的接班人，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形勢下的反革命活動!”
我沒別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學，王校長馬上同意，並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貧下中農革委會警惕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沒勁兒了。我發現，一個人，打起精神也是活著，心灰意懶也是活著。一次我從一面小鏡子裡看見自己滿面灰塵，馬上洗過，再看，依舊灰濛濛，無光，眼睛竟然也沒光澤。可是我這時才24歲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從天降，縣裡下調令，調我到縣中學教化學。但到了縣中學不久，武裝部政治科一位幹部對我說，調我來縣中學是政委的決定，然後吞吞吐吐半天才說，政委有個內弟在大同煤礦當工人，一條腿有殘，光棍兒，希望我能嫁給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隊時受到這位政委特殊保護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運中的一切幸運，都是以雙倍的犧牲為代價的。剛剛為自己逃脫開王校長的控制而慶幸，轉眼卻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絕難逃脫。清隊時那次不過把我從籠子裡放出來，這邊卻早下一道網了。幸虧縣中學校長是山西大學六五屆學生，為人正直，經歷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義牽線把我介紹給另一個縣的小學教師——也是由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經過許許多多曲折，我嫁給這位大學生並因此調出O縣，去往 K縣，雖然徹底得罪了那個政委，卻從此也了結了我這長達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難。
十八
我這男人老實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對於前夫的那種感情卻很難再現。那不僅是初戀的純情，更是一種崇拜才有的聖潔，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個人只能有一次這樣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難復生。特別是文革結束後，我前夫被落實政策開追悼會的消息傳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親便死去。我對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徹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誰了，因為我經過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我能在這兩種毀滅中活下來，是我平生最大的幸運，當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種心靈屠殺!
附
放縱與歪曲
新聞報導和紀實文學都離不開真人真事，都必須忠於客現事實，都需要使用採訪的方式，但採訪後，一是報導出去，一是記栽下來。前者不是文學，絕對是不允許虛構;後者屬於文學，允許虛構。紀實文學來源於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實寫作的，小說是靠想像寫作的;小說可以任意虛構，百分之百不受約束和限制地虛構，但紀實文學只能是‘有限的虛構”。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說，但不是小說，“紀實小說”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這裡所說的“有限的虛構”，是指在不改變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條件下，為了充實、深化、強化事件與人物，可以虛構，包括虛構的場景、非主要情節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細節等等。
虛構是純主現的行為。因此——
小說任其王觀;
新聞禁絕主觀;
紀實文學不能放縱主觀而歪曲客觀。
我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不同於一般紀實文學。由於我把事物原始狀態的真實看得至高無上，因此在寫作中必須將這“有限的虛構”縮到最小。我連配角人物、環境、場景和非主要情節也不去虛構。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採訪者的身上。我儘量讓他們多講，從中選擇最有表現力、最生動、最獨特的情節和細節。比如《說不清楚》中那個俄死的犯人貼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單，再比如《苦難意識流》中用吃蒼蠅的辦法自殺，都是被採訪者真實的經歷。我用文學家的眼光來挑選細節，而不是以作家的想像去虛構事件。我相信有時生活本身的震撼力無比強大，特別是在這種大災難的年代。我把採訪過程當做一種文學構思。比如我採訪《沒有情節的人》的主人公，他說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變成一個“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來。我問他用什麼辦法使自己消失，他說他把自己變成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影子，沒有朋友，沒有性格，沒有脾氣，沒有實體。我覺得這些細節還不夠精彩，便拼命追問，他終於說出一個細節，說他那時儘量不去看別人的眼睛——因為只有你看別人的眼睛，別人才會把你記住。這個細節連巴爾扎克和福克納也沒有想到過。我便是這樣，用真實的材料塑造真實的人物，用被採訪者口述的細節去充實他那個形象;就像修復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須是那個時代原有的。這樣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態，同時也具備了文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