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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燕北專署發現我失蹤，到處打聽我，電話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後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來最後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農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公安六條》下來，我算反革命家屬，屬於管制對象，情況變得緊急。一天夜裡，大哥從公社騎車風風火火跑來說，村幹部告訴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屬，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轉移她吧!”
母親發火了，她的臉頰直抖說：“他們要把她怎麼樣?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這時候，他兩個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裡的情況不妙。再說農村斗人很野，動不動亂棒齊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處長，怕那些眼神。整個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經沒有出路了，便想到死。乾脆就找他去吧!最無妨礙的去處，只有死亡。但我決不能死在他家。決心下定，我就說我先回上海暫避一時，母親才答應。
當夜大哥騎車馱我走，為了怕人瞧見，在漆黑的田野里繞來繞去，天亮才到達南通碼頭。分手時大哥發現我什麼東西都沒帶，他哪裡知道我永訣人間的決心。人本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什麼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十二
一個人只有要死的時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當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別暗，大霧濃得幾乎船都鑽不出去，看不見遠處的海水，只有偶爾看到對方開來的模模糊糊、鳴著船笛的大船影。還有海鷗突然一間就消失在濕漉漉的海霧裡……
愈是沒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條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懼怕自殺的怯弱。在一陣陣死的念頭愈來愈強烈地襲來時，我突然聽到船上擴音喇叭播放的樣板戲《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詞：“我、不、死!我——要——活!”一個個字吐字特別尖利，特別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麼大屈辱，在深山叢林中吃野果子還要活，我為什麼非要死?陡然我渾身都響著這三個字：
“我——要——活!”
雖然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求生”兩個字本身那麼大的鼓舞。我衝動，我激昂。我混亂，也茫然，糊裡糊塗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擠來擠去擠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間。
我這個文革的受難者，反而被樣板戲——這個文革文藝怪胎救了，多荒誕!
崇拜嗎?這時對於我已經是個很模糊的東西了。
十三
到達大同專署後，作為懲罰，他們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窮最苦的一個地方——O縣當教師。
O縣非常封閉。愈封閉，消息傳播愈快。我一到那裡，我的事在縣城幾乎家喻戶曉。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爛衫的人指指點點議論我。縣軍管會政工組對我說： “我們已經研究過你的問題，你去了家窯公社教中學。記著，你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許亂說亂動，有事外出必須向我們請假。”我對這種話已不再感到壓力，麻木地點頭稱是。
第二天，我乘坐了家窯供銷社一輛拉東西的大車去學校報到。這種大車每兩天由丁家窯來一次，送來山民們挖的甜草根和農產品，再帶一些可憐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車上，跳上去。車子一出縣城，哎呀，真是美極了的一天。
這地區處在山西和內蒙交界，全是平緩又單調的丘陵。沒有路，只有大車軲轆軋過草地的兩條淺色的印子。趕車的老漢和我言語不大相通，很少說話，七八十里的路程幾乎看不見一個人，有時覺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靜，又舒服，脫離人世其實並不寂寞;前頭是三匹馬和老漢的背影，左右是對我絕無傷害的大自然，長長的草葉刷著大車嚓嚓響得很好聽。在車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覺唱起歌來，唱完一個再唱一個，把我所有會的歌全唱過來，無憂無慮唱了一路……我儘量什麼也不想，享受這一切。真恨不得這條路沒完沒了，一直走下去，幾萬里，幾十年。
下午五六點鐘到達一個山坳里。趕車老漢說到了，我大吃一驚。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兩排空磚房，周圍沒有村莊。沒等我問，趕車老漢說：“這是學校。” 就把我交給一個又聾又啞的老頭。這老頭給我拉風箱蒸幾個土豆，一碗鹽水，便是伙食，然後領我到一間陰冷的小房裡叫我住下。既沒有校長老師，也沒有一個學生，哪裡叫學校?我驚愕又惶然，好像進了迷宮。當晚在空山空屋裡，我害怕極了，白天脫離人世的快感全沒了，我十分需要一個女人。我跑去拍那老頭的門，說我要找個女人說話。無論我怎麼叫喊，用手比劃，但他又聾又啞，只搖手，不懂。
都說地獄十八層，我現在哪一層，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層了?我整夜心裡在叫— —生活啊，你到底還有什麼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嘗受行嗎?
十四
我住的這裡是公社革委會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會主任、副主任、一位秘書、一個抓藥和送信的通訊員、一個獸醫，再一個就是那聾啞伙夫，大都是老頭。後一排房是學校，公社準備辦個中學，從各村小學招收學生，但當時鬧文革，孩子們都無心上學，所以房子全空著。革委會主任說：“你自己到各村去動員吧，動員來一個就教一個，沒有學生來你就沒事兒。”他見我很為難，便說，“你去胡柴溝找一位聯區校長，他姓王，他說咋辦就咋辦吧。”
我心想找到這位王校長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20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溝，一見這位王校長，心裡的感覺馬上改變。他個子很矮，下巴滿是胡茬，兩眼凶凶瞪著我，好像對我這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種透人骨子裡的仇恨，先給我一個下馬威說：
“你的情況我早聽說了。你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捎帶辦一所中學，自己去動員學生。”
除此他二話沒有，似乎看我一事無成才好。這麼大的公社我怎麼去動員學生?幸虧公社秘書熱心，撕塊紙，拿筆畫個草圖，我就按這圖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個流浪乞丐，挨個村子串，上門動員。沒等我動員來一個學生，縣裡忽來緊急通知，全縣600多教師立刻都集中到縣裡辦學習班，搞清理階級隊伍。災難又要迎頭重來。
十五
清隊運動來勢兇猛，我大概很難逃過這一關，索性去找縣武裝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統的運動。我從頭到尾把我的事說一遍。這次不同於在燕北專署那次天真地向組織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處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無所畏懼，索性好歹全兜給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點。出乎意料地是他眼裡流露出這世上難得的同情。我便問他：“我這些事在學習班裡該不該談?”
他說：“這不是你個人問題，可以談，也可以不談，但談不談都和我們縣沒直接關係。”
我明白，他不能不這樣說，實際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說。有這個大人物的態度，我心裡輕鬆多了。但到了學習班如進了絞肉機，我不說那王校長總拿話敲打我，尤其整別人時，打得很兇，故意做給我看，嚇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認真的苦頭了，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母親發火了，她的臉頰直抖說：“他們要把她怎麼樣?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這時候，他兩個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裡的情況不妙。再說農村斗人很野，動不動亂棒齊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處長，怕那些眼神。整個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經沒有出路了，便想到死。乾脆就找他去吧!最無妨礙的去處，只有死亡。但我決不能死在他家。決心下定，我就說我先回上海暫避一時，母親才答應。
當夜大哥騎車馱我走，為了怕人瞧見，在漆黑的田野里繞來繞去，天亮才到達南通碼頭。分手時大哥發現我什麼東西都沒帶，他哪裡知道我永訣人間的決心。人本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什麼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十二
一個人只有要死的時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當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別暗，大霧濃得幾乎船都鑽不出去，看不見遠處的海水，只有偶爾看到對方開來的模模糊糊、鳴著船笛的大船影。還有海鷗突然一間就消失在濕漉漉的海霧裡……
愈是沒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條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懼怕自殺的怯弱。在一陣陣死的念頭愈來愈強烈地襲來時，我突然聽到船上擴音喇叭播放的樣板戲《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詞：“我、不、死!我——要——活!”一個個字吐字特別尖利，特別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麼大屈辱，在深山叢林中吃野果子還要活，我為什麼非要死?陡然我渾身都響著這三個字：
“我——要——活!”
雖然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求生”兩個字本身那麼大的鼓舞。我衝動，我激昂。我混亂，也茫然，糊裡糊塗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擠來擠去擠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間。
我這個文革的受難者，反而被樣板戲——這個文革文藝怪胎救了，多荒誕!
崇拜嗎?這時對於我已經是個很模糊的東西了。
十三
到達大同專署後，作為懲罰，他們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窮最苦的一個地方——O縣當教師。
O縣非常封閉。愈封閉，消息傳播愈快。我一到那裡，我的事在縣城幾乎家喻戶曉。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爛衫的人指指點點議論我。縣軍管會政工組對我說： “我們已經研究過你的問題，你去了家窯公社教中學。記著，你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許亂說亂動，有事外出必須向我們請假。”我對這種話已不再感到壓力，麻木地點頭稱是。
第二天，我乘坐了家窯供銷社一輛拉東西的大車去學校報到。這種大車每兩天由丁家窯來一次，送來山民們挖的甜草根和農產品，再帶一些可憐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車上，跳上去。車子一出縣城，哎呀，真是美極了的一天。
這地區處在山西和內蒙交界，全是平緩又單調的丘陵。沒有路，只有大車軲轆軋過草地的兩條淺色的印子。趕車的老漢和我言語不大相通，很少說話，七八十里的路程幾乎看不見一個人，有時覺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靜，又舒服，脫離人世其實並不寂寞;前頭是三匹馬和老漢的背影，左右是對我絕無傷害的大自然，長長的草葉刷著大車嚓嚓響得很好聽。在車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覺唱起歌來，唱完一個再唱一個，把我所有會的歌全唱過來，無憂無慮唱了一路……我儘量什麼也不想，享受這一切。真恨不得這條路沒完沒了，一直走下去，幾萬里，幾十年。
下午五六點鐘到達一個山坳里。趕車老漢說到了，我大吃一驚。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兩排空磚房，周圍沒有村莊。沒等我問，趕車老漢說：“這是學校。” 就把我交給一個又聾又啞的老頭。這老頭給我拉風箱蒸幾個土豆，一碗鹽水，便是伙食，然後領我到一間陰冷的小房裡叫我住下。既沒有校長老師，也沒有一個學生，哪裡叫學校?我驚愕又惶然，好像進了迷宮。當晚在空山空屋裡，我害怕極了，白天脫離人世的快感全沒了，我十分需要一個女人。我跑去拍那老頭的門，說我要找個女人說話。無論我怎麼叫喊，用手比劃，但他又聾又啞，只搖手，不懂。
都說地獄十八層，我現在哪一層，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層了?我整夜心裡在叫— —生活啊，你到底還有什麼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嘗受行嗎?
十四
我住的這裡是公社革委會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會主任、副主任、一位秘書、一個抓藥和送信的通訊員、一個獸醫，再一個就是那聾啞伙夫，大都是老頭。後一排房是學校，公社準備辦個中學，從各村小學招收學生，但當時鬧文革，孩子們都無心上學，所以房子全空著。革委會主任說：“你自己到各村去動員吧，動員來一個就教一個，沒有學生來你就沒事兒。”他見我很為難，便說，“你去胡柴溝找一位聯區校長，他姓王，他說咋辦就咋辦吧。”
我心想找到這位王校長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20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溝，一見這位王校長，心裡的感覺馬上改變。他個子很矮，下巴滿是胡茬，兩眼凶凶瞪著我，好像對我這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種透人骨子裡的仇恨，先給我一個下馬威說：
“你的情況我早聽說了。你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捎帶辦一所中學，自己去動員學生。”
除此他二話沒有，似乎看我一事無成才好。這麼大的公社我怎麼去動員學生?幸虧公社秘書熱心，撕塊紙，拿筆畫個草圖，我就按這圖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個流浪乞丐，挨個村子串，上門動員。沒等我動員來一個學生，縣裡忽來緊急通知，全縣600多教師立刻都集中到縣裡辦學習班，搞清理階級隊伍。災難又要迎頭重來。
十五
清隊運動來勢兇猛，我大概很難逃過這一關，索性去找縣武裝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統的運動。我從頭到尾把我的事說一遍。這次不同於在燕北專署那次天真地向組織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處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無所畏懼，索性好歹全兜給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點。出乎意料地是他眼裡流露出這世上難得的同情。我便問他：“我這些事在學習班裡該不該談?”
他說：“這不是你個人問題，可以談，也可以不談，但談不談都和我們縣沒直接關係。”
我明白，他不能不這樣說，實際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說。有這個大人物的態度，我心裡輕鬆多了。但到了學習班如進了絞肉機，我不說那王校長總拿話敲打我，尤其整別人時，打得很兇，故意做給我看，嚇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認真的苦頭了，咬緊牙關一聲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