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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復明情願和張宗琪「一人一半」，完全是出於對張宗琪的情誼。在上海，他們兩個是貼心的。他們是怎麼貼起心來的呢?這裡頭有原因了。
和所有的推拿師一樣，沙復明和張宗琪在大上海過著打工仔的日子。十里洋場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對他們兩個來說，大上海就是麗張床：一張在推拿房，那是他們的飯碗；一張在宿舍，那是他們的日子。推拿房裡的那一張還好應付，勞累一點罷了。沙復明真正懼怕的還是集體宿舍里的那一張。他的床安置在十三個平米的小房間裡頭，十三個平米，滿滿當當塞了八張床。八張床，滿打滿算又可以換算成八個男人。八個男人擠在一起，奇怪了，散發出來的卻不是男人的氣味，甚至，不再是人的氣味。它夾雜了劣質酒、劣質煙、劣質牙膏、劣質肥皂、優質腳汗、優質腋汗以及優質排泄物的氣味。這些氣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令人眩暈的氣味。這是特殊的氣味，打工仔的氣味。
沙復明和張宗琪居住在同一個宿舍。沙復明是上床，張宗琪也是上床。面對面。兩個人平日裡很少講話。終於有一天，他們之間的談話多起來了——他們的下床幾乎在同時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賀。當然了，不關他們的事。可是，兩個下床卻做出了一項驚人的舉動，幾乎就在同時，他們把女朋友留下來過夜了。他們扯來了幾塊布，再用圖釘把幾塊布摁在了床框上，這一來三面都擋嚴實了，隔出了一個封閉的、私有的空間。天地良心，在那個封閉的空間裡頭，他們絕對是自律的、克制的，通宵都沒有發出不確當的聲音。真是難為他們了。然而，當事人忽略了，無論他們怎樣努力，他們所能克制的只是聲音，他們不可能克制身體的基本運動。他們在動，床也在動。這一動上鋪也就跟著動，比下床的幅度還要大。沙復明躺在上鋪，張宗琪也躺在上鋪，他們的身體憑空出現了一種節奏。這節奏無聲，均衡，無所事事卻又干係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們只能躺著，若無其事，卻慾火焚身。
沙復明和張宗琪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他們在私下裡開罵了，也罵娘，也抱怨。同病相憐了。他們沒病，他們就是硬邦邦地同病柑冷了。這個罪不是誰都可以忍受的。別人不了解，他們了解。他們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鬱悶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們只能相互安慰。他們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多好啊!怎麼才能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個，唯一的一個，做老闆。
沙復明和張宗琪絕對算得上患難之交了。一起從「火海」里熬出來，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麼?不誇張的。他們對「打工」恨死了，換句話說，他們想做「老闆」想死了。因為有了這樣共同的和熱切的願望，兩個人決計把資金合起來，提前加入到老闆的行列。沙復明說：「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門面太貴，那又怎麼樣?回南京去!——哪裡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復明當機立斷，他把張宗琪帶到了南京。為什麼要說沙復明把張宗琪「帶」到南京呢?原因很簡單，南京是沙復明的半個老家，是他的大本營。張宗琪卻和南京沒有任何關係，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個小鎮上。總不能把「推拿中心」開到偏僻的小鎮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個標誌，這標誌不是沙復明和張宗琪由打工仔變成了老闆，不是。這標誌是沙復明和張宗琪由兩個毫不相干的打工仔變成了患難兄弟。他們的友誼建立起來了，到了巔峰。其實，從骨子裡說，沙復明和張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復明原先的理想是開一家「沙復明推拿中心」，張宗琪呢?一樣，他的心思是「張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難之交，生死之交，「沙復明」和「張宗琪」哪裡有「沙宗琪」好?沙復明就是沙復明，有沙復明的父母。張宗琪就是張宗琪，也有張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樣了，「沙宗琪」沒有父母，沙復明就是「沙宗琪」的父親，張宗琪也是「沙宗琪」的父親。他們不只是當上了老闆，他們還是一個人了。他們是進取的，勤勉的，他們更是禮讓的，盡一切可能來維護他們的友誼。他們為自己的友誼感動，也為自己的胸懷感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當以同懷、同胞視之。
嚴格地說，沙復明和張宗琪從來沒有產生過任何矛盾。當然，這句話也是不對的。一起做老闆，矛盾是有的。小小的，雞毛蒜皮的——那又能算是什麼矛盾呢。為了友誼，弟兄兩個一起恪守著同一個原則，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不要說。一說就小氣了，誰說誰小氣。兄弟嘛，雙方都讓一讓，一讓就過去了。要說沒有矛盾，怎麼可能呢?畢竟是兩個人，畢竟是一個企業，畢竟要面對同一個集體。再有矛盾，只要雙方都不說，雙方都顯得很大氣，不計較。這樣多好。
嘴上不說，心裡頭當然有不痛快。沙復明的不痛快是張宗琪從來不管事，得罪人的事他從來不做，錢還比沙復明掙得多。過於精明了。張宗琪的不痛快正好相反，他到底也是掏了八萬塊錢的人，也是老闆，忙過來忙過去，推拿中心似乎是沙復明一個人的了，一天到晚就看見他一個人吆三喝四。沙老兄太過虛榮。
沙復明虛榮。他特別看重老闆的身份，其實也看重錢；張宗琪看重錢，骨子裡也看重老闆的身份。因為合股的緣故，他們其實只是得到了一半，總有那麼一點不滿足。日子真是一個經不起過的東西，它日復一日，再日復一日，又日復一日。積怨到底來了。「怨」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積」怨。積怨是翅膀。翅膀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個，張開來，朝著黑咕隆咚的方向振翅飛翔。
不過，友誼到底重要。兩個老闆私底下再怨，到了面對面的時候，都盡力做出不在乎的樣子。沒事。這是一種努力。是長期的、艱苦的努力，也是無用的、可笑的努力。現在回過頭來看，在兩個人的關係當中，最壞最壞的一樣東西就是努力。努力是毒藥。它是慢性的毒藥。每一天都好好的，一點事都沒有。怕就怕有什麼意外。在意外來臨的時候，慢性的毒藥一定會得到發作的機會。強烈的敵意不僅能嚇別人一跳，同樣能嚇自己一跳。當初要是多吵幾次嘴就好了。
但這些還不是最致命的。重要的是，作為老闆，兩個人都是盲人。可是，既然是推拿中心的老闆，他們的關係裡頭就不僅僅是盲人，還有和健全人的日常交往。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盲人自有盲人的一套。他們的那一套是獨特的，行之有效的。健全人一摻和進來，麻煩了。說到底盲人總是弱勢，他們對自己的那一套在骨子裡並沒有自信，只要和健全人相處在一起，他們會本能地放棄自己的那一套，本能地用健全人的「另一套」來替代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很簡單，他們看不見，「真相」以及「事實」不在他們的這一邊。他們必須藉助於「眼睛」來判斷，來行事。最終，不知不覺地，盲人把自己的人際納入到健全人的範疇里去了。他們一點都不知道自己的判斷其實是別人的判斷。但他們疑惑。一疑惑他們就必須同時面對兩個世界。這一來要了命。怎麼辦呢?他們有辦法。他們十分自尊、十分果斷地把自己的內心撕成了兩塊：一半將信，另一半將疑。
沙復明和張宗琪在處理推拿中心的事務中正是採取了這樣一種科學的態度，一半將信，一半將疑。嚴格地說，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區別於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裡始終閃爍著健全人浩瀚的目光。這目光銳利，堅硬，無所不在，詭異而又妖魅。當盲人們浩浩蕩蕩地撲向健全人的社會的時候，他們腳下永遠有兩塊石頭，一塊是自己的「心眼」，一塊是別人的「眼睛」。他們只能摸著石頭，步履維艱。
說到底，沙復明是可信的，張宗琪也是可信的。唯一可疑的只能是「沙宗琪」。
沙復明從茶館裡回到宿舍已經深夜兩點多鐘了。他後回來的。他們是一起出去的，卻沒有一起回來。對於沒有入睡的員工們來說，這一前一後的腳步聲是個問題了，很大的一個問題。張宗琪已經上網了。他的鍵盤被拍得噼噼啪啪，很響。說起上網，張宗琪其實是有點過分的，有時候上到凌晨的三點多鐘。盲人的電腦畢竟不同，他們的電腦擁有一套特殊的軟體系統，說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轉換成聲音。這一來盲人的電腦就不再是電腦，還是音響。你張宗琪一直把音響開著，對其他的員工終究是一個騷擾。礙著臉面，不好說罷了。
沙復明一到家就進了衛生間。馬桶上卻傳過來一聲咳嗽，是王大夫。王大夫咳嗽過了，卻再不出聲，微微地在哈氣。聽上去鬼祟了。不會是爬杆(手yín)了吧?沙復明想離開，但掉頭就走似乎也有些不合適。不會的吧。沙復明側過臉，小聲問：「老王，怎麼了?」王大夫說：「沒事。」口氣不像。沙復明就站在那裡等。等了一會兒，沙復明又問：「你到底怎麼了?」王大夫說：「沒事。」沙復明說：「沒事你在弄什麼?」王大夫說：「快好了。我有數。沒事。」這一來沙復明就不能不狐疑了，他在搗鼓什麼呢?沙復明擰起眉頭，說：「什麼快好了?」
王大夫笑笑，說：「沒事。」 就一次，小馬上癮了。這是怎樣的一次?每一個細節小馬都回憶不起來了，似乎什麼都沒有做，小馬能夠記得的只是自己的手忙腳亂。但手忙腳亂的結果卻讓小馬震驚不已，回到推拿中心的小馬就覺得自己空了。他的身心完全地、徹底地鬆弛下來了，他是如此的安逸。他寧靜了，無欲無求。他的身心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好光景，從頭到腳都是說不出的安慰。他she出去的絕對不是一點自私而又可憐的精液，他she出去的是所有的焦躁和煩惱。
關於性，小馬真的太無知了。他把他的手忙腳亂當成了一次成功的外科手術，手到病除，他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幾乎就在第二天，問題的嚴重性顯露出來了。小馬沮喪地發現，昨天的一切都白做了，所有的問題都找上了門來，變本加厲。身體內部再一次出現了一種盲目的力量，滿滿的，惡狠狠的。這力量與骨骼無關，與肌肉無關，既可以游擊，又能夠掃蕩。它隱秘，狂暴，防不勝防。小馬是克制的。他在忍。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事本來就忍無可忍。當小馬意識到自己忍無可忍的時候，剩下來的事情也只有妥協。他再一次摸向了洗頭房。
身體不是身體，它是鬧鐘。在鬧鐘的內部，有一根巨大的、張力飽滿的發條。時間是一隻歹毒的手，當這隻發條放鬆下來之後，時間一點一點地，又給身體擰上了。只有「手忙腳亂」才能夠使它咔嚓、咔嚓地鬆弛下來。
和所有的推拿師一樣，沙復明和張宗琪在大上海過著打工仔的日子。十里洋場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對他們兩個來說，大上海就是麗張床：一張在推拿房，那是他們的飯碗；一張在宿舍，那是他們的日子。推拿房裡的那一張還好應付，勞累一點罷了。沙復明真正懼怕的還是集體宿舍里的那一張。他的床安置在十三個平米的小房間裡頭，十三個平米，滿滿當當塞了八張床。八張床，滿打滿算又可以換算成八個男人。八個男人擠在一起，奇怪了，散發出來的卻不是男人的氣味，甚至，不再是人的氣味。它夾雜了劣質酒、劣質煙、劣質牙膏、劣質肥皂、優質腳汗、優質腋汗以及優質排泄物的氣味。這些氣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令人眩暈的氣味。這是特殊的氣味，打工仔的氣味。
沙復明和張宗琪居住在同一個宿舍。沙復明是上床，張宗琪也是上床。面對面。兩個人平日裡很少講話。終於有一天，他們之間的談話多起來了——他們的下床幾乎在同時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賀。當然了，不關他們的事。可是，兩個下床卻做出了一項驚人的舉動，幾乎就在同時，他們把女朋友留下來過夜了。他們扯來了幾塊布，再用圖釘把幾塊布摁在了床框上，這一來三面都擋嚴實了，隔出了一個封閉的、私有的空間。天地良心，在那個封閉的空間裡頭，他們絕對是自律的、克制的，通宵都沒有發出不確當的聲音。真是難為他們了。然而，當事人忽略了，無論他們怎樣努力，他們所能克制的只是聲音，他們不可能克制身體的基本運動。他們在動，床也在動。這一動上鋪也就跟著動，比下床的幅度還要大。沙復明躺在上鋪，張宗琪也躺在上鋪，他們的身體憑空出現了一種節奏。這節奏無聲，均衡，無所事事卻又干係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們只能躺著，若無其事，卻慾火焚身。
沙復明和張宗琪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他們在私下裡開罵了，也罵娘，也抱怨。同病相憐了。他們沒病，他們就是硬邦邦地同病柑冷了。這個罪不是誰都可以忍受的。別人不了解，他們了解。他們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鬱悶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們只能相互安慰。他們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多好啊!怎麼才能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個，唯一的一個，做老闆。
沙復明和張宗琪絕對算得上患難之交了。一起從「火海」里熬出來，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麼?不誇張的。他們對「打工」恨死了，換句話說，他們想做「老闆」想死了。因為有了這樣共同的和熱切的願望，兩個人決計把資金合起來，提前加入到老闆的行列。沙復明說：「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門面太貴，那又怎麼樣?回南京去!——哪裡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復明當機立斷，他把張宗琪帶到了南京。為什麼要說沙復明把張宗琪「帶」到南京呢?原因很簡單，南京是沙復明的半個老家，是他的大本營。張宗琪卻和南京沒有任何關係，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個小鎮上。總不能把「推拿中心」開到偏僻的小鎮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個標誌，這標誌不是沙復明和張宗琪由打工仔變成了老闆，不是。這標誌是沙復明和張宗琪由兩個毫不相干的打工仔變成了患難兄弟。他們的友誼建立起來了，到了巔峰。其實，從骨子裡說，沙復明和張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復明原先的理想是開一家「沙復明推拿中心」，張宗琪呢?一樣，他的心思是「張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難之交，生死之交，「沙復明」和「張宗琪」哪裡有「沙宗琪」好?沙復明就是沙復明，有沙復明的父母。張宗琪就是張宗琪，也有張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樣了，「沙宗琪」沒有父母，沙復明就是「沙宗琪」的父親，張宗琪也是「沙宗琪」的父親。他們不只是當上了老闆，他們還是一個人了。他們是進取的，勤勉的，他們更是禮讓的，盡一切可能來維護他們的友誼。他們為自己的友誼感動，也為自己的胸懷感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當以同懷、同胞視之。
嚴格地說，沙復明和張宗琪從來沒有產生過任何矛盾。當然，這句話也是不對的。一起做老闆，矛盾是有的。小小的，雞毛蒜皮的——那又能算是什麼矛盾呢。為了友誼，弟兄兩個一起恪守著同一個原則，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不要說。一說就小氣了，誰說誰小氣。兄弟嘛，雙方都讓一讓，一讓就過去了。要說沒有矛盾，怎麼可能呢?畢竟是兩個人，畢竟是一個企業，畢竟要面對同一個集體。再有矛盾，只要雙方都不說，雙方都顯得很大氣，不計較。這樣多好。
嘴上不說，心裡頭當然有不痛快。沙復明的不痛快是張宗琪從來不管事，得罪人的事他從來不做，錢還比沙復明掙得多。過於精明了。張宗琪的不痛快正好相反，他到底也是掏了八萬塊錢的人，也是老闆，忙過來忙過去，推拿中心似乎是沙復明一個人的了，一天到晚就看見他一個人吆三喝四。沙老兄太過虛榮。
沙復明虛榮。他特別看重老闆的身份，其實也看重錢；張宗琪看重錢，骨子裡也看重老闆的身份。因為合股的緣故，他們其實只是得到了一半，總有那麼一點不滿足。日子真是一個經不起過的東西，它日復一日，再日復一日，又日復一日。積怨到底來了。「怨」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積」怨。積怨是翅膀。翅膀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個，張開來，朝著黑咕隆咚的方向振翅飛翔。
不過，友誼到底重要。兩個老闆私底下再怨，到了面對面的時候，都盡力做出不在乎的樣子。沒事。這是一種努力。是長期的、艱苦的努力，也是無用的、可笑的努力。現在回過頭來看，在兩個人的關係當中，最壞最壞的一樣東西就是努力。努力是毒藥。它是慢性的毒藥。每一天都好好的，一點事都沒有。怕就怕有什麼意外。在意外來臨的時候，慢性的毒藥一定會得到發作的機會。強烈的敵意不僅能嚇別人一跳，同樣能嚇自己一跳。當初要是多吵幾次嘴就好了。
但這些還不是最致命的。重要的是，作為老闆，兩個人都是盲人。可是，既然是推拿中心的老闆，他們的關係裡頭就不僅僅是盲人，還有和健全人的日常交往。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盲人自有盲人的一套。他們的那一套是獨特的，行之有效的。健全人一摻和進來，麻煩了。說到底盲人總是弱勢，他們對自己的那一套在骨子裡並沒有自信，只要和健全人相處在一起，他們會本能地放棄自己的那一套，本能地用健全人的「另一套」來替代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很簡單，他們看不見，「真相」以及「事實」不在他們的這一邊。他們必須藉助於「眼睛」來判斷，來行事。最終，不知不覺地，盲人把自己的人際納入到健全人的範疇里去了。他們一點都不知道自己的判斷其實是別人的判斷。但他們疑惑。一疑惑他們就必須同時面對兩個世界。這一來要了命。怎麼辦呢?他們有辦法。他們十分自尊、十分果斷地把自己的內心撕成了兩塊：一半將信，另一半將疑。
沙復明和張宗琪在處理推拿中心的事務中正是採取了這樣一種科學的態度，一半將信，一半將疑。嚴格地說，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區別於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裡始終閃爍著健全人浩瀚的目光。這目光銳利，堅硬，無所不在，詭異而又妖魅。當盲人們浩浩蕩蕩地撲向健全人的社會的時候，他們腳下永遠有兩塊石頭，一塊是自己的「心眼」，一塊是別人的「眼睛」。他們只能摸著石頭，步履維艱。
說到底，沙復明是可信的，張宗琪也是可信的。唯一可疑的只能是「沙宗琪」。
沙復明從茶館裡回到宿舍已經深夜兩點多鐘了。他後回來的。他們是一起出去的，卻沒有一起回來。對於沒有入睡的員工們來說，這一前一後的腳步聲是個問題了，很大的一個問題。張宗琪已經上網了。他的鍵盤被拍得噼噼啪啪，很響。說起上網，張宗琪其實是有點過分的，有時候上到凌晨的三點多鐘。盲人的電腦畢竟不同，他們的電腦擁有一套特殊的軟體系統，說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轉換成聲音。這一來盲人的電腦就不再是電腦，還是音響。你張宗琪一直把音響開著，對其他的員工終究是一個騷擾。礙著臉面，不好說罷了。
沙復明一到家就進了衛生間。馬桶上卻傳過來一聲咳嗽，是王大夫。王大夫咳嗽過了，卻再不出聲，微微地在哈氣。聽上去鬼祟了。不會是爬杆(手yín)了吧?沙復明想離開，但掉頭就走似乎也有些不合適。不會的吧。沙復明側過臉，小聲問：「老王，怎麼了?」王大夫說：「沒事。」口氣不像。沙復明就站在那裡等。等了一會兒，沙復明又問：「你到底怎麼了?」王大夫說：「沒事。」沙復明說：「沒事你在弄什麼?」王大夫說：「快好了。我有數。沒事。」這一來沙復明就不能不狐疑了，他在搗鼓什麼呢?沙復明擰起眉頭，說：「什麼快好了?」
王大夫笑笑，說：「沒事。」 就一次，小馬上癮了。這是怎樣的一次?每一個細節小馬都回憶不起來了，似乎什麼都沒有做，小馬能夠記得的只是自己的手忙腳亂。但手忙腳亂的結果卻讓小馬震驚不已，回到推拿中心的小馬就覺得自己空了。他的身心完全地、徹底地鬆弛下來了，他是如此的安逸。他寧靜了，無欲無求。他的身心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好光景，從頭到腳都是說不出的安慰。他she出去的絕對不是一點自私而又可憐的精液，他she出去的是所有的焦躁和煩惱。
關於性，小馬真的太無知了。他把他的手忙腳亂當成了一次成功的外科手術，手到病除，他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幾乎就在第二天，問題的嚴重性顯露出來了。小馬沮喪地發現，昨天的一切都白做了，所有的問題都找上了門來，變本加厲。身體內部再一次出現了一種盲目的力量，滿滿的，惡狠狠的。這力量與骨骼無關，與肌肉無關，既可以游擊，又能夠掃蕩。它隱秘，狂暴，防不勝防。小馬是克制的。他在忍。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事本來就忍無可忍。當小馬意識到自己忍無可忍的時候，剩下來的事情也只有妥協。他再一次摸向了洗頭房。
身體不是身體，它是鬧鐘。在鬧鐘的內部，有一根巨大的、張力飽滿的發條。時間是一隻歹毒的手，當這隻發條放鬆下來之後，時間一點一點地，又給身體擰上了。只有「手忙腳亂」才能夠使它咔嚓、咔嚓地鬆弛下來。